兄妹的文章

兄妹的文章（精选11篇）

世事

吉祥现在北京居住，这多少让我有些惊讶！

吉祥小学毕业便从家乡小镇上出来，在市建筑公司当个普通工人，没职称，也没什么特长。若干年前，公司垮了，一起从小镇出来同乡中，有些技术和特长的人都搞起了自己装修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也算与时俱进，步入了小康。几个同样没技术也没特长的同乡，用破产补的钱和自己的积蓄买了摩托，结伴在公司旁边的学校门口跑起了“摩的”。吉祥买不起摩托，便买了辆自行车，和老婆一起，在小城通往大佛景区的十字路口，干起了一件也算是与时俱进的活：为竞争日渐激烈的宾馆和蜂涌而起的招待所拉客。那时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我工作的学校和吉祥的公司挨着，很长一段时间，吃过晚饭出去散步或办事，便会看到吉祥夫妇架着自行车，站在十字相交的道路中央翘首张望。只要看到外地车牌，夫妇俩便飞驰过去，或将其拦下，或尾随前行，直至弄清车子的去向方才罢休。如车上的人要在乐山住宿，吉祥夫妇中的一人便将其带到宾馆，宾馆根据客人入住的标准返给他们相应数量的现金。那时小城还小，车辆不多，路口也没有交警值勤。夫妇俩就这样在小城的十字路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望着自己的日子。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小城的旅游日渐升温，吉祥夫妇的自行车换成了摩托，吉祥奔驰的空间便广阔了很多。可是，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交通管理也日渐规范，十字路口有了交警和红绿灯，吉祥夫妇也就从我的视线中渐渐淡出。偶尔走到那个路口，我还会想：夫妇俩是不是将阵地移到高速路出口或城市边缘去了？但无论我的想像力有多丰富，都没想到吉祥夫妇会去到京城，住在了皇城根下！

吉祥的儿子大学毕业去海外留学，回来后在北京买了房，便把老爸老妈接到北京。儿时伙伴老梅听到这消息后感慨地说：吉祥家族今后将与那个叫马踏的小镇无关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曾经为生活伫立于十字路口的吉祥，如今已然跨到了“河西”！

鲍马儿春节回乡，提到曾经喜欢过的颖，再一次勾起了我对“河东”与“河西”的感慨。俗话说：“世事无常”，谁说不是呢？

颖兄妹俩都是我们儿时的伙伴，除家教极好外，还特别喜欢看书，他们身上总有那么一种淡淡的书香气息。小镇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在“读书无用论”观念中野惯了的，在他们眼里，颖兄妹俩便显得有些清高了。我和鲍马儿常去颖的家里玩，天南地北的闲聊，偶尔也谈谈各自看过的一些闲书。那种感觉和我们平日里的无所事事大不一样，鲍马儿曾说，在文革那个精神食粮极其贫乏的年代，颖兄妹的家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颖中师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男友，在拒绝了鲍马儿后，以大龄青年的状态嫁给了一个中师时的同学。老公家里是卖菜的，后来颖便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成为菜摊上的老板娘。而颖的哥哥新，在文革那个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招工进了小镇的铁器社，当了一段铁匠后，父亲提前退休，让新顶班成了一名教师。基于多种原因，新的婚姻也极为不顺，后来年龄大了，只好草草地在小镇上找了个小饭馆的老板娘。据说有段时间，新为了饭馆的生意留职停薪，成为一个腰拴围裙，满身油腻，在小饭馆里吆三喝四的跑堂先生。

我一直无法想像，喜欢文学的颖坐在菜摊前，是如何与那些家庭主妇和小保姆斤斤计较的。也很难想像，新在家乡小镇那个“苍蝇馆子”里忙前忙后的模样。鲍马儿在与颖通过电话后说，颖似乎已经安于现在的生活了，而新则在几年前放弃了饭馆的生意，重新回到了讲台之上。

鲍马儿的怀念，使颖兄妹的生活现实地凸现于我们面前。生活在继续，文学也在产生，吉祥和颖兄妹的生活与文学很远，但又似乎很近。

那间雨屋

文/叶征球

父亲离世，除了悲伤以外，还留给家里一大堆债务，原本的贫寒之家，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兄妹很多，都只好跟随着母亲半饥半饱地熬日子。

祖上传下来的老屋低矮破旧，而且漏得厉害。每回下雨，都从破瓦缝往里流水，雨大了，土墙冲洗出许多小沟沟，房里便四处淌水。

母亲总是忧郁地带着我们，端脸盆瓦罐四处接水。

于是伴着雨声，我们尖叫着，奔跑着，但地上仍是像小河似的。兄妹们头发衣服都淋湿了，落水鸡一样瑟缩在板凳上听雨点滴进瓦罐时“叮叮当当”的脆响，听外面的雷声和母亲的叹气。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平时，母亲忙进忙出总不得闲，我们根本无力帮着干些什么。便时常专注地蹲着，看那从破屋顶斜射下来的斑驳的光影，在地面上，像蝴蝶翅膀一样颤颤地晃动，一蹲就是小半天。

许许多多的日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失了，村里没有变化，我家就更是原样。

有一次半夜里，床顶上方的漏雨滴在我脸上。母亲捂着油灯上楼去看，房里漆黑，风很大，吹动着我的裤管，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角，只觉得好冷好怕。

忽然天上炸雷，从破瓦顶可以看见闪电的亮光，瞬间撕裂黑暗，照见那些杂乱的旧家具，仿佛鬼影幢幢。

我颤栗着，这时油灯飘摇几下，歪头熄灭了。我吓得放声大哭，母亲赶快搂着我，在黑暗中沿着木梯一级级地跌跌撞撞，慢慢摸索。

记得客人问过小妹最喜欢什么，她说喜欢落雨，只有雨天母亲才能呆在家里照看她。再问最怕什么，小妹眨着眼睛还是回答落雨。

我看见母亲转过身去悄悄拭泪。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各自散去，整年难得见面。可母亲一直执拗地守着老屋，守着那几块薄山地。天还是下雨，屋还是漏，不同的是母亲只能孤零零一个人到处接水。

每次兄妹间书信来往都商量着修葺房屋的事，可是由于生活，我们都一直奔波着，这事也就一直搁着没有结果。

那年夏天，我回家陪母亲小住了几天。母亲着实很高兴，她用枯瘦的手比划着该如何如何翻修，眼里闪动一丝多年未有的亮光。

我认真地听，可是心里却一直在流泪。

没多久我又打点行囊出门了，母亲倚着旧门框失望地笑着说：“早年家里穷，你们催我盖房；可是如今你们有钱了，我催你们，你们又没那份心了。”母亲说完长长地叹一口气。我极尴尬地笑，可马上就变成了哭腔。

朋友为我治一方小印，雕的就是我刻骨铭心的“雨屋”二字，我视作至宝，一直珍藏在身边。

现在母亲又托人来信了，聊的仍是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仍是山地里收成不景气，还有那年久失修、漏雨透风的泥巴老屋。

我颤抖地捏着几张分量很重的信纸，鼻子一酸，泪水便热了眼眶。

唉，我那间雨屋啊！

怀念姥爷

文/吕锐先

姥爷生于1898年，排行老四，是家中老小。姥爷的二胡拉得很好，前半生随县戏班子跑江湖去过很多地方，后来种过几年地，因我们家孩子多，父母亲都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姥爷就跟着我父母到太原照顾我们兄妹，直到去世。

姥爷是母亲的继父。他没有亲生儿女，待我们兄妹特别亲，我们无论做了什么错事，他都舍不得责骂。母亲脾气不好，有时我们犯了错，她一生气就要打我们，姥爷总是母鸡护小鸡似的把我们拦在他身后说：“你要怪，就怪我吧，怪我没管好他们。娃们还小，什么也不懂。”他这样一说，母亲看在姥爷的面上，就不打我们了。

姥爷很会做饭，那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亲、母亲、姥姥、姥爷、我们兄妹六人，还时常有亲戚过来小住。姥爷负责做饭，总是变着法让大家吃饱吃好。我们住在郊区，离农民的菜地不远，每天早晨他总是起得很早，到地里帮人家干些活，人家送他些菜，他就拿回来洗净与面和在一起蒸成菜窝窝头，做成红面蒸饺，很香很好吃。姥爷还把土豆埋在烧完的炭火里，待闻见土豆味的时候就烤好了，分给我们吃，那是我记忆里最好的小吃。在那困难年代，我们个个都长得高高大大的。

姥爷因跟过戏班子，会讲很多故事，每天晚饭后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姥爷讲故事。姥爷微闭着眼，娓娓道来，讲到精彩处还用手脚比划几下，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杨家将、花木兰、劈山救母……我们百听不厌，平淡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姥爷喜好喝几口酒，但从来不张口问母亲要钱，而是到工厂附近的废铁堆上拾些废铁卖掉换钱买点酒喝。

姥爷一生很勤劳，把我们兄妹抚养大后，又为我们看孩子。1975年我和二妹同时有了孩子，姥爷已经77岁了，我们同时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姥爷帮着照顾，直到孩子满一岁。

我记得很清楚，1983年春节前夕的一天晚上我回家去看姥爷，他和我说了很多话，谁知第二天早晨他就没醒来。姥爷走得很利落，没为我们添任何麻烦。

姥爷去世多年了，他勤劳淳朴、乐观幽默、安于奉献、慈祥善良的品德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慈祥的外婆

文/家乡竹林

外婆离世距今已经大约20年了，至今仍然让人挥之不去的，是她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和对我家关爱。尽管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但这种思念却与日俱长，穿越40多年的烟云，抚摸那段时光，脑海中不时闪现出外婆伫立在我上学路上，目送我消失在远方的影子，如今物是人非，唯有寂寞的原野述说着昔日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一直是个与人为善、吃斋念佛、与世无争的好人。

外婆生有四女一儿，四个女儿中我妈是老二，但婚姻最不般配。不知当时是处于什么考虑，外爷非得让我母亲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我爸。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外婆极力反对，支持我母亲。但在农村男权社会，最终结果还是让我母亲嫁给了她看不上的人。导致了母亲一生的艰难困苦，也使外婆直到去世仍然放不下的是她的二女儿。

母亲秉承了外婆的性格，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尽管当初她不愿意这门婚事，但当一切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时，农村妇女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理念就会主宰一个人的一生。母亲勤快，干活麻利，父亲性子特别的慢。直到现在起床穿衣需要近一个小时，上个厕所时间也长得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地里农活、家里家务常常是母亲性子急，干得多，而父亲则轻松得多。特别让人恼火的是，父亲一辈子几乎从来不出门去搞个副业，增加点收入，贴补家用，一年四季就呆在家里，在生产队时也就挣个工分。所以尽管母亲精打细算，家里的生活仍然拮据穷困。父亲挣钱本事不大，脾气蛮大，动辄打骂母亲，母亲只能选择偷偷流泪。或者去外婆家暂时避难。虽然母亲从不愿把心中的委屈告诉外婆，但聪明的外婆从母亲的举止上还是能觉察到一切，母女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切都在不言中。外婆能做的只是给母亲做些好吃的，把她偷偷攒下的私房钱送给母亲贴补家用，让母亲回家时偷偷给我们兄妹带些白馒头，不能让舅妈知道……

小时候家穷，全靠外婆和姑妈周济。母亲没上过学，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但她和外婆、姑妈一样，积极支持我们兄妹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让儿女能够改换门户。儿女可能是母亲能够维持与父亲婚姻的纽带，上学需要各种花费，虽然当时的学费不多，但钱很值钱的。所以上学费用有两个途径：姑妈给点钱、外婆偷偷给些钱。小学时在家门口上学，距离近，很方便。到了初中，全镇只有一所学校，而且在离家很远的十几里以外，而学校距离外婆家很近。所以我们兄妹上初中时，为节省费用，母亲去外婆家商量，希望能够住在外婆家，让我们兄妹少跑点路，并答应每月给舅家送点粮食（堵舅妈的口），外婆四个女儿中，只有母亲境况最不如意，所以最操心的也是母亲，爱母亲也就更疼爱我们兄妹。所以外婆答应让我们和她住在一起，开始舅舅和舅妈口头也答应，等到我们来了不到半月，舅妈就借题发挥，有时当着我们兄妹和外婆的面就骂，我也知道，由于我们兄妹的到来，尽管外婆一直包揽舅舅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舅妈就是看不惯我们兄妹在她家，本来晚上放学后我和外爷睡，舅妈打发儿子也挤到外爷的炕上，妹妹开始和外婆睡，舅妈就打发女儿也挤到外婆的炕上。外婆只能叹息，因为这个家已经是舅妈说了算的时候。放学回到舅家，吃饭时我和妹妹两个人老是忐忑不安、缩手缩脚，看舅舅家人的脸色。好在外婆疼爱我们，估计我们回家，就提前给我们舀上一碗饭端到她的房子，背过舅妈的监视，在她的柜子里给我们偷偷藏些馒头，让我们在上学路上充饥，她知道我们在舅家吃不饱啊！但又无能为力，只能采取这种方法把我们的饥饿减小。

一个月后，我们兄妹实在不愿遭人下眼观，也为了使外婆少受舅妈的白眼，把在舅家的遭遇告诉了母亲，母亲潸然泪下，毅然决然去了一次舅家，和外婆商量了一下，把我们兄妹领回了家，让我们一天三回跑步上学，一个单程十几里，一个来回将近30多里路，我们每天早晨早早起床，母亲给我们做好饭，就踏上新一天的上学之路 ，当时的学校作息时间很特别，早晨去学校早读后上2节课，放学回家吃早饭，再去学校上4节课放学回家吃午饭，然后去学校上课和晚自习回家。来回奔波，虽然劳累，但人精神好，我们也是从哪个时期萌发了要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念头。由于每次上下学都要途径舅家，慢慢的外婆也掌握了我们放学的时间，就每次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让外爷提早在路口给我们偷偷送些馒头和其它好吃的。我们舍不得吃就带回家，一家人分着吃，穷人的幸福是含泪的微笑。难熬的初中三年转瞬即逝，现在想起来仍让人落泪，其间包含了人世间多少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我要感激的是，上苍毕竟有悲天怜悯之心，它没有让我们白遭罪，反倒使我们兄妹从那个时期练就强健体魄，良好的体质使我们受益终生。而且也是在初中毕业当年，妹妹顺利考取中专，成为国家人，开创了我们村女子读书照样能改变命运的先河。

我没有考上中专，后来上高中、读大学，也是在上大学前最后一次见了外婆，没想到这竟然就是永别。上大学前，外婆已经患病，我和母亲去看她时，她特别高兴，因为外孙女已经工作了，所以她就想看到我毕业工作，毕竟这些年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把最后积攒的一点钱交给母亲，让母亲给我做一身体面地衣裳。踏上离家之路，开始了我的大学求学路，在临近毕业前外婆去世，我是在事后母亲才告诉我的。母亲说：“外婆去世前嘴里念叨的还是我的名字，她不让母亲告诉我有关她病重的消息，担心影响我的学业。”直到当年暑假我回家，母亲才把外婆去世的噩耗告诉我，我欲哭无泪，喃喃自语……

如今我定居在都市多年，家境已经好多了，父母身体也硬朗，有时也常回家看看，可以尽些儿女孝心，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使外婆在有生之年安享几天清福，现在能做的只是在逢年过节给老人家烧些纸钱，希望她在天国享受永恒的幸福。

慈母如“石”

文/李新烽

癸巳蛇年腊月十七，母亲走完了83岁的人生征程，永远离开了我们。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脑际，一直伴随着我前行。随着母亲三周年祭日越来越近，我突然感悟到，母亲的一生恰似一方“石头”，一方普通而不平凡的“石头”……

诚实、善良、勤俭、正直、本分是母亲做人的基石和行动的界石。母亲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热爱土地，诚实劳动，勤俭持家，友善待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关中农村普遍缺粮吃，一些人被迫拉起木棍当乞丐。乞丐们大多衣衫褴褛，身躯佝偻，肩膀背着一个粗布袋子、手里拿着一个残缺不全的瓷碗，走村串户沿门乞讨，前面是一群孩子围观取闹，后面是数条野狗跟踪狂吠。有一天，一位老大爷来村里讨饭，当我跑回家中试图关大门时，遭到母亲阻拦。母亲让我给老大爷送去一个馒头。她严肃地说，以后遇到要饭吃的不能关门，不要围观……多年来，我们兄妹时常谈起这件事和母亲的一些“小事”，认为母亲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能这样为人处事确属不凡。母亲的言传身教，犹如印章沾着红泥，鲜明地烙在我们兄妹的脑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绵长而深远……

父亲生前常年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人既要服侍公婆拉扯孩子，又要操持家务下地劳动，其辛劳程度自不待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从我记事起，从未听到母亲的抱怨声，她总是默默无闻地不停干活，苦活脏活累活重活从不回避，大事小事急事难事从容应对。父亲去世时，家兄在部队，我和两个妹妹正在读书，家中的天似乎要崩塌下来。在极度痛苦中，茹苦含辛的母亲愈加坚强，她更加节俭、加倍努力耕种好自留地，还与小妹一起养鸡养猪，以此来弥补家中拮据的经济，一名弱女子如同男子汉大丈夫一般带领我们挺过了难关。亲朋四邻都说家母有坚如磐石的性格，如同父亲一样，是我们全家的柱石！

母亲不但是全家的柱石，而且是我们兄妹成长道路上的铺路石和不断进步的药石。母亲姐弟三人，由于家境贫寒，均未受过良好教育。母亲为大，又是女孩，连一天都没有走入学校门。深知没有文化的苦衷，母亲即使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因家务事而耽误学业。我上中学时离学校较近，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农忙时节，家家忙得团团转，我们家更是如此，我就利用吃饭时间当帮手，可总是遭到母亲阻止，让我快吃快去学校，不要管家务琐事。千方百计给我们腾出更多学习时间，是母亲最朴实的心愿。当我们期末考出好成绩时，母亲脸上就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当然，我们也有让母亲生气的时候。母亲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她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观察上，一旦发现我们身上的不足，毫不迁就姑息。我从小贪玩，有时沉湎于游戏，连吃饭和学习都置之脑后，对此母亲决不轻饶，恨不得操起棍棒教训。

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之大，恰似“源头之石”，改变了我人生河流的走向。她那勤劳的身影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她那朴实的教诲始终萦回在我的耳际，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地潜进我内心深处的意识地带。记得上大学离别家乡时，母亲叮咛我，出门在外，一要手牢，二要口牢。“娃呀，别人的东西再好，千万不能拿；你没有看见的事情，决不能乱说。”母亲讲的“牢”，就是做人要根基牢固、手口牢稳、办事牢靠。现在我是一名学者，凡论文写作中引经据典和转引别人的材料和观点，务必逐一加注并核对原文。尽管母亲尚未意识到，她是自己儿子人生的“源头之石”，感知到自己对于河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如同那些幸运地做了“源头之石”的人一样，她赋予了河流有尊严的流向，她奠定了河流奔腾到海的志向，她校准了河流不断前进的方向。她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的人生充满价值和意义！

甲午马年正月初七是母亲远行后的第21天，按照关中农村的习俗，“三七”是重要的祭奠日，我和家兄专程回到老家——陕西渭南长寿原。是日，长寿原上雪花弥漫，母亲的坟墓银装素裹，我们在白茫茫的银色世界里祭拜慈母。15天前母亲被安葬在这里，那天上午，全村人自发前来为母亲送行，这是乡亲们对家母的最高礼赞和真诚悼念！母亲一生诚实、善良、勤、正直、本分，她不但把四个儿女拉扯教育成人，而且不时尽力接济亲朋，帮助邻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父老乡亲有口皆碑，在乡亲们的心目中矗起了一方碑石。我们以拥有这样的母亲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慈母恩深终有别，家母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兄妹心中的“石头”永远不会落地，这方“石头”不但在我们心头永远占据最尊贵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还在继续鼓舞和鞭策着我。

母亲的哲学

文/王吉彦

今天早晨一睁眼，发现窗外竟零零星星落下雪花来，啊，久旱的今冬终于迎来第一场雪了。

不由得想起母亲来。母亲是四年前离世的。她在老家离世的那天，原本旱了大半个冬天，竟随即下了铺天盖地的一场大雪。

小时候，我们兄妹4人跟着父母在荒僻闭塞的大山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

父母都是老实巴脚的农民，父亲安分守己地伺候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但凡家里遇着什么困难，却总是母亲出来想方设法排解，而父亲，大抵只会一声不吭缩在灶房里吧嗒吧嗒地抽水烟锅。

母亲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和苦命人，但她始终不曾向命运低过头，在生活的洪流面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一套做人做事哲学，朴素而深沉。

前人强不敌后人强

母亲年轻的时候从更深僻的高山上远嫁给贫寒的父亲，两人撑起一间茅屋，直到我醒事那会儿，才改建成一间夯土墙的瓦房，另外半间灶房则还是茅屋。

县是全国的特困县，村是全县的特困村，家是全村的特困户。父母，加上我们兄妹四个，六口人就蜗居在这样的一个小窝里，足足有13年。

因为太穷，且不懂文化，又没什么手艺，不仅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就算在同族亲戚中，父母也少有讲得起话的时候。父亲因此脾气暴躁，经常因为工分拿得少丶口粮不够吃丶学费缴不起丶家里农活赶不出来而大发雷霆：＂都去念书干什么？！念书是能顶饱还是能做官？！都别念了，回来帮老子种地！＂每次面对父亲辟头盖脸的训斥，我们兄妹几个都噤若寒蝉，唯有母亲深明大义，一边说：＂我们两人斗大一个字不识，这辈子吃的亏还少吗？难道你要让他们跟咱俩一样也穷死在这个山沟里吗？＂一边赶紧想方设法去解决当下的经济困难。

那时候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缺吃少粮。眼看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母亲急红了眼。七十年代末，县里修建沿山漕渠引入灌溉。为了多挣点工分，多分些口粮，母亲跟着父亲早出晚归，抡大锤丶抬石头丶挑水泥，像男人一样没死没活地拼着命。我那时还小，不懂事，跟屁虫一样随了去，一边挥舞着红旗，一边跟着广播高唱：＂中华儿女多奇志呀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丶爱武装…＂

至今记得，多次跟着母亲，去对面山坡上，在公社或他人家自留地里拾麦穗，烈日当头，但些微的收获依然令人欢欣鼓舞；深秋时分，母亲又会带着我们去人家已经收挖过了的红苕地里刨挖＂漏网之鱼＂，即使那些已经冻烂的红苕，甚至苕茎丶苕叶，母亲也都视为宝贝，到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她一番拾掇，都变成了全家人的盘中美餐。

几个孩子的学费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虽然当时中小学每学期的学费都只有几块钱。为了支付学费，母亲除了配合父亲经管好庄稼，还抓破脑袋想挣钱的法子。

经常在鸡叫头遍的时候眯眯糊糊地感觉到母亲起床，拿了扁担、土豆和干粮，蹑手蹑脚关门出去，直到晚上天黑，才见母亲一脸疲惫地挑着沉重的木炭回来，次日又见她挑了用土豆换来的木炭去集市上贩卖…

经常在冬寒凛冽的清晨，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兄妹出门去上学，母亲则扛上尖担，和村里的婶子姨妈们一起上山去砍竹子，直到午饭过了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等砍来的竹子攒得多了，母亲就招集我们兄弟几个挑到集市上去叫卖…

至今特别喜欢吃米糕，老家叫＂泡粑馍＂。母亲是蒸制米糕的一把好手。米是她自己泡的，用木盆，用温水，浸泡时间要不长不短，两个时辰刚刚好；米浆是她自己磨的，用石磨，她一手转着磨盘，一手用勺子按米六水四的比例一勺一勺地舀灌，磨出来的米浆不稠不稀丶细腻润滑；上笼蒸制也是她独自操持，平常让我在灶膛前填柴，她在半锅水上放上一个大大的多孔竹笆，然后再铺上一张白粗布，一勺一孔，点入米浆，盖上锅盖，猛火二十分钟，热气腾腾丶松软可口的大白米糕就新鲜出锅了。这样的美味可不是要自家享用，多数情况是为了卖钱攒学费。米糕是人们冬季早餐的首选，为了赶上好巿，母亲会在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一锅一锅地蒸，天亮时分，提笼出门，沿路叫卖：＂泡粑馍，热的，五分钱一个！＂

小学四五年级那两年，母亲喂养了一头母猪，每年出两窝小崽子，母亲手脚勤快，采集各种草食杂粮善加伺养，小崽子养到两个月大就有十多斤重，圆圆滚滚的，弄到集巿上去总能卖个好价钱。连续三年，这头母猪就成了我们兄妹四人主要的学费来源，为了养这头母猪，家里就没能力再养条猪了，因此这三年就没有杀过猪（村里家家户户在腊月里都会杀猪宰羊迎大年），每当逢年过节，母亲只能去集巿割上一两斤肉回来给我们兄妹几个解解馋。母亲还养了两三只鸡，母鸡生蛋攒学费，公鸡是家里的闹钟，母亲偶尔会在过年时为我们杀掉一只鸡，可在吃的时候，母亲总是把鸡大腿等最好的部位留给孩子们吃，而她只去啃那干巴巴的鸡爪子。我曾傻傻地问母亲：＂妈妈，您为什么不让我吃鸡爪子呢？＂母亲笑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学生不能吃，吃了会手抖，没法握笔写字了。＂母亲这个善意的谎言暗藏着何等的爱意和无奈，而我当时竟信以为真。

1982年的冬天出奇的冷，上高二的大哥冻烂了脚，无法正常行走，母亲拉上架子车，让大哥躺在上面，再装上大哥要上交学校的口粮，我和二哥相伴着，爬坡越岭，把大哥送来二十里路外的学校。返程时，我们母子三人又砍了一车的柴火，一路肌肠辘辘和着车轮滚滚…

不久，大哥考上师范院校，十里八乡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王家一下子成了乡亲们眼里的明星。＂嫂子，你可真行啊，咋养出这么有出息的娃的？＂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受人轻贱的母亲，此时依然陪着小心，被生活压弯了的腰身看上去是那样的孱弱。

慢走当歇憩

永远在路上，而不是停顿下来，或者只是沉于梦想。这么高深的道理对于一个农村文盲妇道人家，是断然不会说出口的，但母亲自有她朴素而真切的表达。

小学的时候，经常在星期天或寒暑假与母亲一起去深山里砍柴。照例是朝发夕回，挑着一担子的柴火，我起初总是欢势得像个小马驹，又冲又闯。母亲就不停提醒：＂快慢快慢，越快越慢！ 你得慢慢走！＂果然没多久，我就走不动了，被别的小伙伴拉开好大一截路。

回程的半路上有一段很长的爬坡山路，人称＂抽筋坡＂，一听名字就够让人脚底抽筋的。这时候，人困马乏，口干舌燥，我经常忍不住扔下担子，久坐不起。母亲和其他人则依然慢慢爬彼，气定神静，不紧不慢，一会儿就到了山顶。看到自己落后太多，我不由一阵心急，赶紧起身急行，如此反而费力不讨好，等我挣红了脸爬上山顶时，大部队又走出好远了，只有母亲在那里候着我。母亲把我的柴火分出一些加到她的肩上，我们继续上路。母亲说：＂和暴食暴饥一样要不得的是忽急急慢。咱要慢慢来，慢走当歇憩。＂

＂慢慢来＂的不止是赶路，还在于积少成多地做事。

家乡有座国营茶场，十湾八岭都是一层层梯田，梯田里一陇一陇的茶树远远看着就像一条条青龙，而每当清明节前晨雾缭绕之际，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就会跟着村里叔婶们置身其间，替茶场一枚一枚地采集着清明时节晨露浸养的至嫩茶叶。

慢慢地到了中午时分，大雾散去，阳光开始灼人。我看看别人篮子里采集的茶叶明显比自己多，不由得心急火燎，上蹿下跳找好采的茶采。母亲说：＂不用那着着急上火，慢慢采，慢慢就多起来了。＂我不听，依然上蹿下跳，累得够呛，只好坐下来歇憩。

晚饭前，母亲喊我一道去茶场收茶处过秤，母亲采的足有9斤重，拿到了3块钱的工钱，是同伴们当中最多的，而我还不及母亲的三成。

三年级那年寒假，第一次领到印刷精美的寒假作业，兴奋得按奈不住，连续两个晚上通宵达旦，就完成了一大半。当我高兴地向母亲请功时，却得到母亲不一样的答复：＂我儿真是好学得很。你再熬两个通宵是不是就能全部完成了？＂我连忙摇头：＂还再熬两个通宵呢，我都困死了，今天白天起我要连睡两天两夜！＂母亲接着说：＂知道错了吧，学习不是这么猛干的，这样学习好吃难消化，也会把身体搞垮了。快去睡觉去吧！＂

甘蔗先从梢头吃

家乡盛产甘蔗，但品种不佳，青白色，矮个头，含糖量也不高。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那的确给我带来过莫大的快乐。

仲夏时节，有钱人家或者头脑聪明些的人家种植的甘蔗林已然长成一片片青纱帐。这里，便是我们的乐土了。每当放学后，或者周天，一群群孩子在青纱帐里要么捉迷藏，要么打扑克牌，要么干脆躺在里面乘凉睡大觉，直到家人喊破嗓子才晓得回家吃饭。

当然最开心的是腊月天，料峭的寒风里，暖暖的冬阳下，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一根两根轮流买了甘蔗来，大家一起划甘蔗（让甘蔗站稳后，手起刀落，将甘蔗劈开。劈开多长，就截下来归自己享用，其他人接着劈。劈得最少的人算输，掏钱买下一根甘蔗，大伙儿继续玩）。对于物质极不丰富丶零食缺乏丶玩具全靠自制的年代，这真的是既充满挑战又无比甜蜜的游戏。

也有无需挑战就能尝到甜蜜的时候。冬天，随母亲挑了柴火到集市变卖了之后，通常我会要求母亲买一两根甘蔗作为奖赏。我迫不及待从甘蔗的根部下口，母亲每每要建议我：＂吃甘蔗要先从梢头吃起，这样吃下去越吃越甜，越嚼越有滋味。相反，如果你一开始就吃好的，那么你会越吃越难吃…＂

母亲的＂甘蔗理论＂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我整个学生时代。母亲常说，＂吃得苦中苦，方活人前人＂，＂小时享福，大了耻辱＂，勉励我无惧生活贫寒丶学业艰苦，将来才能有出息。正是在母亲简单的＂甘蔗理论＂的滋润下，我才一路挺了下来，从穷山沟走进县城，从县城走进省城，走到母亲自己从未想过丶去过，却一直希望儿子能抵达的远方。

一定把碗盖了帽再还

缺粮少油是家里常见的窘境，每每遇及，都是母亲出面去东挪西借。好在母亲向来贤惠勤俭，加之民风淳朴，母亲倒也不怕去求人，只是那年头，家家日子都不好过，一圈转回来，也总有落空的时候。

碰上乐善好施丶愿意借粮的人家，母亲自是感激涕零。我如今还记得一年三月，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除了不多的一点红苕，好久没有吃上一粒米了，看着一家人嗷嗷待哺的样子，母亲拉着我，拿着一只碗丶一个布口袋，去邻居家挨门挨户借米，好话说尽，总算从三家借到三碗米。

转眼到了九月，村上给分了夏粮，母亲再次拿上碗，把米装进布袋子，带上我一家一家归还当初借来的大米。母亲满满地舀了一碗米还给人家，随即还不忘再抓上一大把塞给人家，彼此不免一番客气推让。

回来的路上，我不解地问母亲：＂借的时候，平平的一碗，有的还不够一碗，现在还的时候，干吗给那么多？＂

＂孩子，咱在难处的时候，人家愿意拉一把，都是大好人。咱们现在当然要知恩图报，不但要报，而且一定要满满地盖了帽地报！＂母亲接着拍拍我的肩膀说，＂要不然，要是换作你，你还愿意接济我吗？＂

行文至此，抬头发现雪已停下，树叶上星星点点的几粒雪花近于消融。再过十天便是母亲去世四周年忌日了，对母亲的怀念令人隐隐作痛，而母亲质朴的哲学，也如同那几粒初雪，已无声无息地融入我的血液，潜入我一生的光阴里，历久弥新…

拉拉和菲菲

文/单淑芹

拉拉和菲菲是我家的两只小狗，它们是亲兄妹。因为两只小狗各有特色，我就厚着脸皮从朋友那里一起抱来，美其名曰让两个小朋友互相作伴。

哥哥拉拉，黑色的皮毛油光发亮，长得很结实，身姿灵敏矫健，机警可爱。妹妹菲菲，披一身淡黄色外衣，身材娇小，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一看便生怜爱之心。

拉拉和菲菲性情不同，但相处和谐。拉拉有兄长的宽厚、威严，菲菲有妹妹的任性、娇憨。看着兄妹俩的打闹逗趣，有时就忍不住想起童年时代的我们，那兄弟姐妹一大群的快乐日子。

每天下班回家，兄妹俩都会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我。拉拉带着风跑向我，两只前爪抬起来，伏到我腿上，向我讨一个大大的拥抱。菲菲呢，在我脚边绕来绕去，等我停下来，它就咬着我的裤边打起滚来。我如果不理它，它就尽显撒娇之能事，直到把人逗乐才肯罢休。在两个小家伙的夹道欢迎中，所有的劳累，所有的心事重重，被抛到九霄云外，心情豁然开朗……

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拉拉和菲菲到公园散步，这是兄妹俩最开心的时候。他们撒了欢地跑，一会儿去追蝴蝶，一会儿跳着去咬垂柳的枝条，大有冲出牢笼之感。那天，兄妹俩冲着一朵鲜花“汪汪”叫。我凑过去一看，拉拉看看花，又看看菲菲，像是向我告状：“它怎么比妹妹还漂亮？”而菲菲蹭着我的腿，毛茸茸的尾巴摇着，那讨巧的眼神似乎在说：“你可别因为这朵花，就不喜欢我了呀！”

我在院子一角给拉拉和菲菲盖了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卧室”。兄妹俩显然很喜欢这个新家，太阳好的时候，两个小家伙就躺在卧室旁的阳光里，伸展开身体，毫无顾忌地睡大觉。看着两个毛茸茸的小可爱紧紧依偎，顿时就感到喧嚣散尽、岁月静好……

可是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听到兄妹俩的叫声，拉拉的声音威武严厉，好像很生气；菲菲声音细小，很有理亏的感觉。我急忙跑出去，看到拉拉站在那里盯着菲菲叫，菲菲低着头，含糊不清地“呜呜”着，似乎在认错。拉拉看到我，咬住我的裤脚，把我拉到他们的房子前，冲着里面“汪汪”几声。我一看，小房子里面的棉垫子被撕破，下面的干草被弄得乱七八糟。我猜到这定是菲菲一时兴奋的结果，于是问：“是不是菲菲弄的？”拉拉“汪汪”两声，算是做了回答。我装作生气，高高地举起手，在菲菲的身上轻轻地拍了两下。拉拉一愣，突然一下子冲过来，挡在菲菲面前，大有替妹受过之势。菲菲自知理亏，蹭到我腿边，故伎重演，又是打滚又是转圈，可怜兮兮地看着我，让我忍俊不禁……

和拉拉菲菲为伴，仿佛回到了童年，回到那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坦坦然然、无所顾忌的年龄……

西方人说：动物是另一种形态的人。确实啊，它们是人类的朋友，依赖着人，忠诚于人，有时，也教育着人呢！

母亲，识文断字的农民

文/王社珍

一直想写写母亲，但总不知从哪里开始，多少次铺开纸张笔墨，多少次白纸收官，已无法细数。缠缠绕绕盘根错节的母爱，枝枝蔓蔓浸染生命的母爱，我紧紧抱在怀里取暖，却难以用文字表述，文字在母爱面前花容失色无能为力。但我还是要写写我的母亲，让母爱不仅留在我的身体里，也留在文字里，等我老了，让儿孙们念给我听，那是在聆听母亲的声音，感受母亲在身边的暖。

母亲八岁时，姥爷就去世了，姥姥带着五个孩子艰难生活，在五个孩子里母亲最小，但母亲是最勤劳的。母亲很小时就跟着哥姐们去田间劳作，跟着姥姥学纺棉花织布，样样能干，样样是能手。母亲上学时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课堂提问，母亲还未回答完毕，老师已在黑板上写下5分。姥姥家在儒家寨，母亲上学的地方是杨桥镇，两地相距8华里，每天天不亮，母亲就与同村的几个同学一起出发，晚上月亮升起来才能回到家里，每天步行16华里，两头不见太阳。母亲知道像她那样贫困的家庭，姥姥能让她上学很不易，母亲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母亲在班里的成绩几乎囊括第一，按现在的说法母亲是“学霸”。

但到母亲中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文革开始，升大学不以成绩论，而以家庭成分论。据母亲说，土改时因姥姥家有座祖上留下的二层土楼，被划为富农成分。这个富农成分把母亲的大学梦击得粉碎，看到那些学习成绩极差的同学上了大学，而母亲这“学霸”却被大学拒之门外。母亲的心跟着梦一起碎掉了，母亲失声痛哭，最终大病一场。母亲后来说，打击太大，大脑都不听使唤，好几箱书不知弄哪里去了，全丢了。那几箱书里有一本母亲最喜欢的小说《林海雪源》，母亲说她喜欢书里的白茹，上中学时母亲一直希望自己长大后像白茹一样“能文能武”。小时候母亲爱给我们讲《林海雪源》里的故事，很多词句母亲背得很流畅。

母亲没能上大学，由于喜欢读书，找了个大学生丈夫，就是我父亲。父亲就读的大学学制五年，读完第四年时文革开始，大学解散，父亲和同学们被发送到东北牧场，后来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从母亲嫁给父亲那一天起，家里的大事小情全归母亲一人“掌管”，母亲常自嘲自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千斤重担一人担”。

在我记忆里母亲常常到夜深才睡，天不亮就起床，我们兄妹四人和爷爷奶奶的衣服鞋袜全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所用布料也是母亲纺棉花织出的。《花木兰》里唱“白天来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还有“穿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每听到这段唱腔，我就会想起母亲在田间劳作、在灯下做针线的影子，这影子刻在我记忆深处。

有一年冬天，四清工作组住在我家东屋，工作组的同志对奶奶说，你家媳妇真勤快，每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屋里的灯就亮了，很准时。那是母亲开始纺棉花或是做针线了。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母亲常把大人穿剩的衣服洗净翻新，给我们做冬天的棉衣，虽然不是新面料，但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暖暖和和，棉衣带着母亲的体温抵制着严冬的寒冷。母亲说大人多勤快一点，孩子就更幸福一点。为了兄妹几人能穿得干净体面，母亲三更眠五更起是经常的事。妹妹小时候早上醒来总问母亲，娘，你又一夜没睡？妹妹睡前，母亲在灯下做活计，妹妹醒来后母亲还是那个姿势坐在灯下做活计。长大后妹妹常与母亲说，那时觉着你夜夜不睡觉。母亲煤油灯前做针线的影子是妹妹心中抹不掉的记忆。

母亲晚上做针线，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我们家就母亲一个劳力，挣的工分少，一年到头，分不了多少粮食还要往生产队交钱，父亲挣的那点工资常常都捐给了生产队。

后来有了自留地，母亲把心思都用到那点自留地上，我们家的口粮才不那么紧张。再后来耕地分田到户，分田到户给了母亲充分展示种田本领的场所，也让母亲的勤劳与能干展现得淋漓尽致。

母亲一个人耕种着十来亩农田，起早贪黑，但从没让我们兄妹向老师请过一次假，母亲说所有的苦和累她一个人担，让孩子们都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前程，不要像她一样生活这么辛苦。别的农家都有男劳力，甚至一家有三四个，但母亲就是侍弄的庄稼比他们的还好，可以想像母亲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劳作。曾经有一位爷爷指着我家的田地说，你们看看人家一个女人种的这庄稼，你们这些男劳力还不如一个妇女。母亲在农忙时几乎天天在田地里，夏天的中午，天气热得知了发疯似地叫，做农活的男劳力也都早早的回家休息，母亲也会早回家，是因为要给上学的我们做午饭。吃过午饭，那些家里劳力多的人都歇响，躲过中午的炎热。母亲一个人，田里农活多，又不甘心自己的庄稼比别人差，于是母亲吃过午饭带上一壶水就去田里干活，汗水一把一把往下流。“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是我母亲的写照。母亲是文化人，常把这句话挂嘴边，给自己鼓劲。在画家眼里，午间空旷的田野里，烈日照耀下，碧绿禾苗间，一个劳作者的身影，一定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而劳作者“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收麦是母亲最辛苦最难熬也是最幸福的时节。收麦时节，母亲天一亮就去麦田，上午十一点钟有时还吃不到早饭。有一次，我放学后去麦田找母亲，母亲正在捆麦捆，看到母亲被风吹得零乱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疲惫憔悴至极，我难过地说，娘，你咋成这样了？娘说，昨了？我说你累得都变模样了。娘说，没事，“收秋抢麦”吗，麦收是要抢的，一年里最忙碌的庄稼活就是收麦，得抓紧，不然老天一变脸，一年的辛苦就打水漂。麦收后看着打麦场上一堆堆的新麦，母亲脸上露出幸福的笑，捧起一捧新麦，放在鼻子前闻啊闻，喜悦地说，真香啊！这是土地给我的回报，我的付出上天是看得到的。母亲热爱土地，母亲说，土地真好，种啥长啥，种一粒粟，收万颗子。母亲不舍得浪费一点土地，边边角角都种上作物。后来我们家搬进县城，母亲执意要留下自己那份田地，一到农忙时母亲就回到老家，在自己的那份田里干农活，这是母亲一年里最高兴的时候。

农闲时，母亲又成了村里的“文化人”，母亲常帮村里人读信写家书，更是我们兄妹的好老师，我和哥哥是文革时期上的小学，那时农村小学的学习氛围就是没氛围，母亲就在家里教我们。特别是珠算，我们兄妹四人的珠算都是母亲教的。二妹刚参加工作时在供销社棉厂，刚上班就赶上收购棉花，我二妹的珠算让那些老收购员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学校里根本不教珠算，他们问我妹妹怎么算盘打的恁好？我妹妹骄傲地说，我娘教的，很小时我就会。小妹妹毕业后在农行工作，小妹的珠算更是出类拨萃，这皆得益于小时候母亲传授的珠算“秘方”。我上初中刚接触方程式那阵，昨也找不出等量关系，列不出方程式，很清楚地记得母亲一边拉着风箱烧火做饭，一边自编文字题，教我列方程，那情那景，那火苗映红的母亲的脸，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数学成绩一直很好，这都要归功于母亲的教导。

应了母亲的那句话“所有的苦与累都让我一个人担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前程”，我和哥先后考上学，分配在机关工作，两个妹妹也都有自己称心如意的职业。母亲用她一生的辛苦与智慧，换来我们兄妹四人的幸福人生。如今七十多岁的老父母跟着我哥在县城住着一百七十平的大房子，安享晚年。我们姐妹三人在市里工作，总想让母亲来市里住，母亲却说，只要她和父亲能打理自己的生活，就不给我们添麻烦，只要我们都过得好好的她就高兴，她哪也不去。我们每次给父母打电话，母亲总说：“我和你爸都好，不用操心啊。”即使父母有些小病小灾，只要他们能自己处理，就会说“我们都挺好，没事，别挂心。”老怕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我的母亲，为儿女付出一辈子，一生一无所求，老了还怕成为儿女的累赘。

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我要响亮地说，我的母亲是最最伟大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着一般母亲少有的优秀品质，在那个读书人极少的年代，母亲有着文化人的智慧与学识，又有着农民的朴实善良与勤劳，这种双重角色是那个时代的妇女中少有的。

母亲对我影响最深让我受益终身的，是母亲做事时那种执着和不服输不甘人后的劲头，这劲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感谢母亲！

茶壶情思

文/依雁

品茗闲聊，人之所好。相对于烹茶煮酒之器皿，俗称“茶壶”的生活用品更得人的青睐。中国古代文人以壶入文的佳作并不鲜见，明代许然明在《茶疏》一文中记：宾朋杂沓，止堪交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落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个中壶里乾坤，已足教人缅想古人“饮啜”之论，所谓一壶之茶，只堪再巡，乃“初巡为停停袅袅十三馀，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就连丹麦19世纪著名童话作家、世界童话创始人安徒生也写了一篇《茶壶》的童话：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对它的瓷感到骄傲，对它的长嘴感到骄傲，对它的那个大把手也感到骄傲。它的前面和后边都有点什么东西！前面是一个壶嘴，后面是一个把手，它老是谈着这些东西。可是它不谈它的盖子。原来盖子早就打碎了，是后来补好的；所以它算是有一个缺点，而人们是不喜欢谈自己的缺点的。

据说每逢节假日，古风幽幽的四川成都市琴台路上，总有一对双胞胎兄妹引来路人围观：茶馆前，兄妹俩摆弄着长嘴茶壶，或“大鹏展翅”，或“高山仰止”，或“秋水伊人”……每一个招式都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这对名叫金刚小石和金刚玉石的兄妹，11年前出生于茶叶世家，他们的父亲金刚石在琴台路上开有一间规模不小的茶店。7年前，两个小朋友看到琴台路边的茶艺表演后，便饶有兴致地“照猫玩壶”耍了起来，不想此后便一发不可收，趣味日隆。父亲特地为二人打了一对小茶壶，并请来师傅，让他们拜师学艺。7年下来，两个孩子技艺日精，小小年纪便常被请去参加茶艺表演，兄妹两人表演的峨眉派茶艺有“空中书法艺术”的美誉。现在，金刚小石和金刚玉石兄妹在国内茶艺界已是声名远扬，他们已被授予成都市旅游街道琴台路的形象大使称号。

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茶壶直径1.5米，要三个大汉手拉手才抱得过来，重量更是达到900多公斤。这个茶壶是由盛产茶壶的江苏宜兴一个厂家烧制的。十多名师傅使用三百多种工具花了半年时间，经过500多道工序才制作而成。茶壶主体为紫砂烧制，底座则是由有6000多年的树根雕刻而成。做工非常精细，壶身所描《茶圣陆羽品茶图》更是栩栩如生，真可谓是“忙里偷闲，冲开壶中甘露”之绝世巨制了。

说起我对茶壶所产生的情感，还是当知青时萌生的。那年下乡，山里人为我们一男五女六个知青一人买了一把茶壶，其余的锅灶碗盏也是一应六套，一字儿排列一起的。那六把茶壶摆在各自的灶台上，看上去完全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生活摆设，那场景也好像是个会议室。但很快地我便明白了茶壶于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烧一壶茶，温一壶热水，这些最细微的生活小事都是离不开茶壶的。几年后返城了，我们每个人都把属于自己的茶壶带回了城里。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那把24CM的“知青茶壶”。

那年到西藏旅游，住在一个藏民开的小旅馆里，他的钢炉上摆着两把锃亮的茶壶。在藏民心里，茶壶几乎是绝不能少的生活用具了。男主人自豪地回忆说那两把茶壶是他二十年前以两张牦牛皮从内地进藏的商人手中换来的。看到钢炉上冒着热腾腾水雾的锃亮茶壶，温馨的家庭情怀让他潮润了眼眶。小小的茶壶，能让人窥视到人生的某些真谛。

去年夏初我出差到四川康定，见康定的民族商店里出售一种龙头铜茶壶，我决定买一把寄给远在故乡老家年迈的父母。父母爱煮茶喝，常常把茶壶放在火炉上煮，茶壶因此坏得也快。我想这把“龙头铜茶壶”非常适合父母，以后父母每天煮茶看着这把龙头铜茶壶，就会觉出远在南方工作的儿子的一片孝心，我想这比其它任何孝顺品还有深意。茶壶虽小，壶中却深蕴了人间真情。

乡下的老屋

文/冯兆龙

清明节前夕，母亲又提前回到让她挂怀的乡下老屋。

我的老家在关中农村，1983年，全家随父亲“农转非”进了城，乡下老屋就只剩下了爷爷奶奶。那时，逢年过节我们全家都会回到乡下的老屋陪爷爷奶奶小住一段时间。进城十多年，随着爷爷奶奶的相继离世，我们回乡下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即就是到了清明、春节回家祭祖，也是当天返回。慢慢地，乡下的老屋已不再那么让我们牵肠挂肚了，对老屋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了。有时偶尔回去，见到的陌生面孔越来越多，即使是熟人见面，话语也越来越少。昔日的同窗故友，也不像从前那样天南地北地侃，无拘无束的笑。有时一句：“回来了”，就算见面的问候语，递上一支烟，抽上两口，再一句“闲了聊”就各自匆匆走了。有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乡下的老屋由于长年无人居住，门前的荒草齐腰深，屋内的灰尘铺满地，一派破败的景象。渐渐地，想买这老屋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一次，有人找到城里跟我父母说，乡下的老屋既然没人住，还不如卖了。现在有人看上了，问父母要多少钱肯卖。那时候，我们家正缺钱，母亲“农转非”进城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在父亲单位做临时工，全家7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虽然家里很需要钱，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卖。她说：“卖了老屋，我们就把根断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老屋无论如何不能卖。”来人见母亲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了。

后来，我们兄妹都长大成人，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每当在一起闲聊时，就会说起儿时在乡下老屋发生的诸多趣事。特别是母亲，对乡下总是怀有感情。只要乡下来人，她亲自下厨，炒菜做饭，热情款待，让来人没有一丝的拘束感。有时，弟弟妹妹嫌弃乡下人，她总是说：“我们曾经也是农民，如果你们进城就瞧不起乡下人，那你们就忘本了。”

前年夏天，母亲对我们说：“乡下的老屋没有卖，但也太破旧了，你们兄妹如果有能力，能不能把老屋翻修一下，我和你爸都老了，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乡下的老屋住上一段时间。”母亲的提议得到了我们兄妹的一致认可。是啊，父母的年龄都大了，人说落叶归根，他们的思乡情越来越浓了。于是，我们兄妹响应母亲的号召，集资十几万把乡下的老屋进行了重新翻修。新砌了院墙，铺了地，粉刷了房间，安装了太阳能、空调，给每间房屋都买了家具。翻修后的乡下老屋让我们惊喜不已。

自从乡下的老屋被翻修后，我们回乡下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母亲，隔不了多久，就要回乡下。见到乡下那些老姐妹，总有说不完的话。她们在老屋一起吃饭，一起打牌，其乐融融。只要我们兄妹几个从城里回来，母亲就会煮一锅我们爱吃的饺子，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儿时淘气的模样，聊一聊七姑八姨的琐事，这时的老屋欢声笑语，一派生机。

如今父母都已七十多岁，几年来，只要他们在乡下，我们定要回去看望的，他们身在哪里，我们也会追到哪里，因为父母永远是儿女的牵挂。

乡下的老屋最能唤起愁绪，也最能平顺心情，它是一个离开之后才拥有的地方。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飞多高，有了乡下的老屋，我们就有了一份回乡的向往就多了一份难舍的乡情。

乡下的老屋，是剪不断的乡愁，是我们永远难舍的根，即使我们无法回去，也会把它筑在我们的心头。

年底母亲忙

文/钱永广

元旦放假一天，晚上母亲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回老家。因为时间紧，母亲知道我不打算回家后，又小声问我：“今年你们回家过年吗？”

腊月才过几天，母亲就问这事，我想我是知道母亲的。每年腊月的年底，也是母亲最忙的时候，与其说她在等我们回家过年，不如说她要开始准备忙年了。

回想小时候，我们的年是用来过的，而独有母亲，到了年底，她变得更加忙碌了。记得那时，我家居住的是几间茅草房，土坯墙和房檐底下常常是蜘蛛网上缠灰尘。“有钱没钱，干净过年”，母亲说这话时，就会找来一根长竹竿，将几许竹枝条绑在竹竿的顶端，用来打扫平时缠在房梁顶下的灰尘。土墙灰暗而又难看，为美化墙壁，母亲通常会找一些废旧报纸来糊墙。母亲的手也很灵巧，她还会用剪刀把红纸剪出许多优美的图案，往窗前一贴，房间也就干净鲜亮起来，整座房子里很快就有了迎新年的气象。那年头我们兄妹五人很少有新鞋穿，只有到了腊月，母亲才会停下手中的农活为我们做新布鞋。做布鞋很复杂，首先要熬浆糊，然后将破旧布一层层糊上，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干。接着母亲就会依据我们兄妹脚的大小做鞋样。寒风呼号的夜晚，母亲常常独自一人点着昏暗的小煤油灯为我们熬夜纳鞋，制作鞋底，我们一觉醒来后，看到母亲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很是高大，我们就仿佛置身无边的黑夜，耳边除了窗外的寒风声和母亲做鞋的细碎声，其他什么也听不到，这样模糊一阵子，依偎在母亲身旁，不知不觉间，我们很快又会沉沉地睡去。

年底的时间特别快，日子好像是长了脚一般，常常不等母亲为我们兄妹五人做好布鞋，就跨进了年二十。每逢这时，农村人家过年猪差不多都宰杀好了，最难忘的当属熬猪油。熬猪油最讲究的是火功，急了慢了都不行，我是个急性子，为能早点吃到香脆可口的猪油渣，我常常是一边把火烧得很旺，一边不停地把头从锅台底下探出来问母亲：“还没好啊？”看我猴急的样子，母亲总会不厌其烦地说：“熬油不兴说胡话，过年不能这样问，要图吉利。”

过年除了有肉吃外，即使再穷的人家，其他“年货”照例也是要准备的。母亲说，“七不舂，八不磨，九底子把年过。”快过年了，母亲总会赶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用扁担和我抬着用水泡好的黄豆，到有石磨的人家磨豆腐。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锅台前，看母亲熬豆浆，母亲总是不紧不慢用铁勺将锅里豆浆搅来搅去，锅下柴火正旺，锅上热气腾腾，不一会儿我们兄妹几个就喝着刚出锅的甘甜豆浆，腊月里的厨房一下子就飘出了过年的味道。

这样的日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兄妹五人早已成家并走出了村庄。因为工作关系，这些年我们兄妹五人能一起回家与母亲一道过年的机会还真没有，即使回老家，也是看一下母亲就走。知道我们工作很忙，过年不会呆在她的身边，腊月里的母亲，不用再像年轻时那样忙了。

近些年，母亲总念叨着过年没了年味，我也深有感触。我想这年味可能是“忙”出来的，年底里，如果母亲不忙，我心灵深处还有这个难忘的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