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文章
农民的文章（精选23篇）
从茅屋到楼房
文/江筱非
小时候，农村人家住的都是土墙草屋，家家都住得逼仄和拥挤，只有进城才能见到砖墙瓦顶的房子。我家兄弟姐妹四个，姐姐、我和两个弟弟，七八岁了还和父母挤在一起睡。而六口之家才有三间草房，又低又矮，整个房子里面黑乎乎一片，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吃饭的桌子和坐的板凳也又破又旧。厨房当客厅。堂屋里堆满了农具和粮草。若是再养些牲畜，房里更是又脏又乱。
我八岁那年，两个弟弟还没有读书，父母要上工，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他们就自己玩。玩火、挖坑、爬树、上墙……一天，他们抱一堆柴火到屋檐底下，烧火烤米爆吃，雪白的米爆在火苗里噼噼啪啪地跳舞，两个弟弟为了米爆抢得正欢，完全不知道火上了草屋，房子被付之一炬，家变得更穷。
后来，父亲买了毛竹，打了灰巴，把草房子重新搭了起来。被火烧过的房间墙面显得更黑。上梁那天，父亲还摆了一桌宴席，桌上只有几碗青菜、豆腐、花生米和陈年腌萝卜，最奢侈的菜，是一碟炒鸡蛋和一碗肥肉。帮忙干活的邻居，喝着八角钱一斤的芋干酒，咬着咸萝卜。肥肉那时只是个摆设，根本舍不得吃。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给农民自己耕种，农家收成一年比一年好，生活也渐渐好转，虽然还不富裕，但是农民的意识渐渐高起来，舍得在吃住上投资了。1986年，父亲主持建起了六间大瓦房，墙脚是石头垒的，用水泥灌了缝。瓦房外围全是红砖砌成，内墙用石灰粉刷，屋顶是用杉木做的桁条，又用芦席、毛毡打底，上面盖了青瓦，瓦房很是气派。父亲还特意请木工打了一组家具：一张床，一个三门橱，一个高低橱，一张条桌，几个骨牌凳，油漆一新，家像个家的样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通电了，瓦房被电灯照得通明。用父亲的话说，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也了却了孩子们的愿望。
有了电，房间里摆着大喇叭，听歌听戏听新闻，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夏天热的时候，不用在外面饱受蚊叮虫咬了，可以在家里扇起电风扇，特别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人家买了电视，精神生活更是上了一个台阶。至于吃肉和喝酒，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随着改革深入，国家不断推出富民政策，鼓励农民开展产业结构调整，由单一的粮食种植，转换成经济种植和种养结合，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2000年后，农民种田不交农业税还有补贴，生病也有了医保，种田种地遭遇自然灾害还有农保。农民手里的余钱多了起来，一般农家年收入也超过万元。2008年，我家建成一幢三上三下的小楼，实现了住楼房的梦想。
楼房是框架结构的，还有防震功能，结实得很。每一个房间都很宽敞，卧室和客厅分开，厨房和卧室隔离。2012年，孩子上了大学，我们夫妻不用陪读，有的是时间，就把房子装修一新，用琉璃瓦盖了顶，外墙用彩砖镶了边，走廊和阳台贴了洁白的瓷砖，又用铝合金做了防尘保护。门前新栽了樟树和桂花，绿树掩映，花香远扬，房子跟城里的别墅似的，光看着就养眼，更不要说住在里面有多舒心。
房间里面墙面刷得洁白干净，吊了顶还贴了地板砖，亮堂、安静，不比城里的商品房差。为了让房间布局更漂亮，每个卧室一台大彩电，装上空调，我还请本土书画家给我画了不少画，装裱一新，挂在墙上，家里顿时就有了书香气息。
近几年，“村村通”通村入户，很多家庭都添置了轿车，出门不沾泥，出行也方便。农村还配有保洁员，就连厕所也做了无污染处理，日子一点不比城里差，城里人下乡也赞不绝口说：这样一幢小楼，在城里怕是要值好几百万！
这些年，咱农村人也跟着城里人比起来了，不光讲究吃好、穿好，重视生活的品质，最主要的是，农民也爱生活品位，舍得做精神投资，把家园和田园打扮得跟花园似的，种田也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光鲜职业。
过去，乡下人喜欢进城，城里繁华热闹；现在，城里人喜欢下乡，乡下安静干净。乡村大道车马闹，农家小楼酒肉香。咱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啦。
插秧季节
文/蒋森度
五月中旬整好秧田落谷，六月中旬秧苗满月正好移栽插秧。此时此情此景，人们只要经历一次就难忘，倘若年年如此，那这段插秧时辰就是这个农民生命的一部分。
“我见过插秧机插秧，真灵！”
“我插过秧，你们呢？”
“我爷爷和老爸都是插秧能手，我家都是巧手。”
已成了城市新市民的年青一代还没有忘记插秧季节，他们以知情者和参与者自居，一说插秧，劲头十足。现在许多农田成了工业园区，留守农村的老农民这段时间脚不停步，在过去是农田的地方走走看看，记忆中一幕幕景象还是那样鲜活。
早晨，赤着脚走进水田，开始插秧，水很冷，但只要手脚动起来，很快就适应了。此时心里是热乎乎的，一年中最重要的农活拉开序幕。
插秧头三天，准备充分，精神振奋，连着几天，累了。
老农都是“沙场老将”，经风雨识天时，应对各种天气早有准备。插秧都是黄梅天，天道说变就变，见风见雨，家常便饭。碰到大雨如注，秧田水泡朵朵，过去农民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后来全穿塑料雨衣，弯下腰，左手捏秧把，右手插秧棵，如遇细雨蒙蒙，水天一色，人在水中，衣服湿透，手脚虽不爽，但并不理会，老农不怨天雨，还幽默寻趣，说这是浇秧雨，及时雨，人受苦，秧苗可舒服了。遇上“旱黄梅”，碧空无云，骄阳当空，插秧的人头戴草帽，秧田水温上升，双脚浸在热水里，头上顶着“蒸笼”，如果谁家误了农时，插秧延晚到小暑，天热秧苗在手缝中都会生出根来。许多老农民，实际上是称职的农技师，经验在心中，技术在手上。莳秧季节，老农只要抬抬头，看看天，田头走一圈，心中已经有套路。抢时间，巧安排，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若上午莳秧，虽抢到半天时间，秧苗晒焦头，得不偿失。最好莳“夜朝秧”，秧苗不伤，连夜扎根，活棵容易，返青快。“夜朝秧”要抢，但午后三四点钟到天色变暗，这一时间，一共只有几个钟头辰光，对于正在插秧的各家各户，必须要全力以赴，抢住这插秧黄金时段。
插秧是很累的，过去整过的成片农田，长方田块长度都在百米以上，一人6棵，一行行不停插，中间不抬头，莳到头，连小伙子都直不起腰，一屁股坐到横头田埂上，眼看前方出口长气，到头了！难受的是傍晚，为了多莳夜朝秧，不顾蚊虫嗡嗡叫，小飞蚤眼面前乱飞，时时用秧把在门前扫一下，脚上还有蚂蟥叮，面对这个局面，双手只管插秧，好像打仗一样，坚守到底，就是胜利。插秧手脚稍慢一点的男壮力士，会专事挑秧，抛秧把。秧田之间的岸埂都很狭窄，走的人多了，泥水和着田岸上的泥土，给来回走动的人们踩得像砌墙的灰浆一样滑溜，肩上挑着上百斤的秧担，走在泥滑的田埂，十个脚趾要用力抓住浮泥下面的硬土，一步一摇摆，当跨过一个缺口，非得就着扁担上下动作时乘势向前一跨，运用软硬功，平衡着走过去，这工夫何等了得，真比得上杂技团演员。
插秧是一幅画。这一季节，田野到处都有画面感。你站在农田中间，眺望四周，水田如镜，蛙声四起，家燕贴着水面飞来飞去，寻觅害虫。画中的人物最值得尊敬的是插秧的农民，他们有的迈着稳健的步子，挑着满满的秧担，走向稻田，有的卷起裤管，卷起衣袖，忙着施肥送秧，拉线、布行，有的已经进入水田插秧，双脚在泥水中向后退去。新手插的秧，东倒西歪像醉汉；熟手插秧，随着有节奏的水声，手起秧落，自然轻快；能手插秧，行行笔直齐整，像女人在家纳鞋底，疏密有致；高手插秧，来回穿梭插，一行六棵，每棵四到五枝，棵棵匀称。从头到尾，不紧不慢，从容不迫，身体半蹲，上身半悬，双脚轻移，保持平衡，一个姿势保持半天。他们把秧苗插在哪里，哪里就呈现一片绿色。秧苗有知，经过他们栽插，生长发育起跑线就快了一个节拍。好像学校里的小学生，幸遇名师栽培，天天向上，终身受用。
几天以后，水田转绿，一片嫩绿，一派生机。几天前到处还是亮亮的水色，农田上水前还全是土黄色，在农民的手中，一个农时季节把大地变幻了几次色彩，农民用双手改变世界，这是多么伟大的力量！
插秧结束，农民们完成了一年中最神圣的大事，秧棵落地一年粮，一种成就感的喜悦冲淡了这么多天的紧张劳作后带来的疲劳。每天傍晚，都会到田头巡看，秧苗蓬勃生长，一种舒心的感受，一种劳动带来的愉快充满心头。
【古丈记忆·事件篇】三坪农民武装斗争始末
文/茶乡组织（向卫华）
一
1927年的冬天，三坪一带异常寒冷，创下百余年来最低气温纪录。立冬刚过，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整个山野都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树枝上挂满了银条，草坪也披上了银装，屋檐上都结起了冰挂。
这是一个冰冷、无情、残酷的寒冬。
一天，积雪还在原地踏步踏，天空又飘起了晶莹般绒毛状的雪花，承载着天使的痛苦，摇摇晃晃的坠落下来。酉水河上寒风如刀刺骨，河面上翻卷起一道道波浪，推搡着，追赶着，岸边的树木如赤身露体的孩子在料峭的寒风中瑟瑟抖动。
这天早晨，一只能载三十余人的木帆船从沅陵县城码头出发，逆流而上。下午未时，在古丈、永顺、沅陵三县交界之处的凤溪口，木帆船靠了岸。船上走下一位青年，从走路姿势来看，显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来闻，显然还带着硝烟的余味。不用说，这是一个军人。
一座座起伏的被冰雪覆盖的山峦，横亘在青年军人的面前，一条山路顺着山势向上延伸，一直到坳口才消失。青年军人说了一声“到家了”，没有半点犹豫就踏着半尺后的积雪，向山坳上爬去。这时，天空中飞来了一只老鹰，时而抖动着翅膀盘旋在高空，时而睁着犀利的眼睛，猛地向着青年军人俯冲下来。青年军人的心间突然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多想化作一只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
在山坳口，一个穿着开花的棉袄的青年农民，左肩扛着一支火枪，枪托、枪身和枪管都乌黑发亮，右手提着几只血淋淋的兔子，雪地上滴着一串殷虹的血。青年农民嘎拉着脑袋，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着，不时有雪花跌进他的脖子里，他也不时颤抖几下，似乎要把脖子里的雪花抖出来。这一抖，兔子下滴的血洒了一地，开出一朵朵红花来。
“好熟悉的背影！肯定是他！”青年军人望着前面的青年农民，赶紧加快了脚步。雪是有语言的，青年军人的双脚落地时，时而“喀哧”“喀哧”，时而又变成“嘎吱”“嘎吱”，接着又变成“咔吱”“咔吱”……不同的声音在雪地上回荡，打破了山野的寂静。青年军人快要走到青年农民的身后时，喊道，“明琪！”
那个叫明琪的青年农民转过身来，赶紧把火枪和兔子丢在地上，一把抱住青年军人，“七宝！你怎么也回来了？”然后松开手，打量着眼前叫七宝的青年军人。
“一言难尽。”叫七宝的青年军人拍着明琪的肩旁说，“回到家里后再给你详细说。”
叫七宝的青年军人姓赵，名琴川，正是三坪人。明琪姓向，与赵琴川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向明琪赶紧从地上捡起火枪和兔子，说道，“那好！今晚就用这个下酒。”说的时候，右手抖了抖手里提的兔子，“把熙甲等几个都叫来，咱几兄弟好好喝了几碗。”
二
三坪位于酉水下游的东南岸，古丈县东北部，为古丈、永顺、沅陵三县交界之地，距沅陵县城40公里，古丈县城60公里。三坪由岩坪、麻坪、寺坪三个“田搭界，地相连”相邻的自然寨组成，因三个自然寨地势都较坪，故名三坪。海拔531米，姓氏以向氏为主。三坪原属沅陵县利平乡，1943年6月行政区划调整时才划归古丈县管辖，属永宁乡（即今高峰镇）。
赵琴川，1903年3月出生于寺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七，小名赵七宝，在本乡读过三年私塾，自小就嫉恶如仇，喜欢听大人讲梁山好汉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兴致盎然、听得入神，从中也懂得了不少的道理。1921年9月，年满十八岁的赵琴川因暴打当地号称“一霸天”的地痞刘本周，被官府通缉，无奈之下潜逃，在泸溪县浦市镇参加贺龙任支队长的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后改为川东边防军警备旅、四川陆军暂编第九混成旅、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建国川军第一师），从此跟随贺龙转战四川，参加“南北争夺四川”战事，沉着勇敢，冲锋在前；1924年9月，随贺龙由铜仁开往常德，参加围攻津市、醴州、石门等战斗。因赵琴川作战勇敢，屡立战功，逐步擢升为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
1925年3月，奉贺龙命令，赵琴川回乡在三坪一带招兵，不料在沅陵县城遇到死对头、已经是沅陵县自卫团二中队副队长的刘本周，刘本周极力破环赵琴川的招募，赵琴川当众毫不客气地再次教训了这个死对头。在赵琴川的宣传动员下，所招的三坪、镇溪、铅厂、李家洞等地六十多人在沅陵编入贺龙任团长的靖国军；1926年春，赵琴川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左翼军第九军第一师炮兵团（团长楚麟书）三营一连连长；是年夏，贺龙率部在铜仁誓师北伐，随部从铜仁出发，经沅陵、桃源、常德、澧州、公安，突破北洋军阀的长江防线，攻克重镇宜昌，1927年春东下武汉，部队驻防鄂城，赵琴川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炮兵连连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琴川随贺龙参加第二次北伐，转战河南，屡立战功，1927年8月1日，赵琴川和古丈籍士兵共200多人随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赵琴川随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沿途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上随军多次与敌人浴血奋战；非常不幸的是，在三河坝战斗中，赵琴川被炮弹炸伤晕迷，当他醒来时部队已经撤离，于是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三
赵琴川东躲西藏，在老百姓家中养伤，伤愈辞别以后，一路长途跋涉，虽然说不上是风餐露宿，但是食物确实很简陋，每天只能以红苕、包谷等为食，勉强不挨饿。这样，日夜兼程的赶路，于1927年的冬天回到三坪。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此时的三坪一带和全国各地一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常有“铲共义勇队” 和“清乡队”来这里抓捕无辜群众，残害革命民众，清剿革命势力。
“绝不能让敌人如此横行嚣张下去！”面对农民运动的夭折和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局势，回到寨上的赵琴川不灰心，不气馁，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和向明琪一道马不停蹄地走村串寨，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进行秘密串联，通过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开展造册登记，决定发起成立农民组织。
1928年元月的一天，夜幕低垂，北风呼啸，雪花飘舞。向明琪家院外，左边那三棵高大的枫香树，枝桠摇曳，发出叮呤叮呤的冰凌撞击声。冷风穿堂而过，寒气逼人。这样的鬼天气，“三九四九冰上走，南风送大寒，正月赶狗不出门”。
向明琪家在赵琴川家的右下方，为一栋三间平房右接吊脚楼，前面是约200平方米的院子，院外，左边是三棵枫香树，右边是竹林，竹林中有一条小道，通赵琴川家。那年，赵琴川回乡招募时，向明琪是积极响应者，随后跟随赵琴川参加贺龙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先赵琴川回乡。
向明琪点燃桐油灯，堂屋一下子亮堂起来，十多个脸上被照成暗红色的青年汉子围坐在火坑边抽着旱烟，一边向火，一边拉家常。这些人当中，除向明琪外，有向俊明、向熙甲、向西松、向敬安等人。这些人都曾受到赵琴川的影响走出三坪，跟随贺龙闹革命，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熏陶，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与部队失散后陆续回到三坪。
“大家都到齐了么？”赵琴川的脚还没有迈过门槛，声音却早已飞到了屋里。
“七宝，就差你这个承头的了。俗话说，敞马无龙头，大家都等着你呢。”向明琪答道。
“好！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赵琴川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点燃向明琪递来的旱烟，猛吸了一口。
“七宝，我们虽都在贺龙手下干过事，但你当过炮兵连长，算是官长，要比我们懂得多的多，你说怎么干，大家就跟着怎么干！大家反正听你的。”向熙甲说道。
“对！”大家应和道。
赵琴川站起来说道：“既然大家都信得过我，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赵琴川清了一下嗓子，继续说道：“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要团结起来，一起好好搞，把三坪的农民武装组织起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找贺龙将军去，继续跟他一起闹革命，听说贺龙现在在湖北长江一带组织工农革命军，他要回来的！”
向俊明问道：“俗话说，名正才能言顺。我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赵琴川说：“就叫‘打富济贫，实行共产’！”
“俗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向熙甲站起来，把拳头一挥，十分坚定地说道，“那就这么定了！”
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参与一切政治斗争首先得武装自己，跟随贺龙多年的赵琴川深知这一道理。
一天深夜。向明琪家，灯火闪闪。在昏黄的灯下，赵琴川和向明琪两人对坐着，抽着旱烟，屋里呛满了旱烟味。两人一袋烟接着一袋烟的抽，抽完一袋，就用力的在厚厚棉鞋底上磕两下，把里面即将燃尽的烟灰磕掉，再装满烟袋锅，用铁钳从火盆里夹起一块碳火，慢慢的点燃，滋儿的又抽一口。
向俊明问道：“七宝，现在人也有了，可枪从哪里来啊？”
赵琴川沉思了一下，说道：“我们明天去龙隐寺，找一下主持尼姑，动员她出点资，然后我们到沅陵县城通过熟人弄些枪来。”
向明琪轻声问道：“这能行么？”眼里有些疑惑。
赵琴川肯定地说：“你怎么忘记了，我与主持尼姑可是熟人啊，这准能行。”
向明琪“嘿嘿”一笑，说道，“这，我哪能忘记呢。你俩可是青梅竹马啊。有想续缘的想法？”
“唉！”赵琴川长长叹了一口气，“她的命可够苦的。续缘？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赵琴川看着向明琪，“如今，我都这样子了，还讲什么续缘。”
第二天，赵琴川带着向明琪、向俊明去龙隐寺。
此时，时令已过惊蛰。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山路边，草地上已开出零星的花儿，树枝上也已吐出嫩黄的叶芽。散落在林中的桃树，枝头的蓓蕾惊醒了，东一枝西一枝的，那些嫣然微笑的花朵，喷出醉人的芳香，煞是好看，煞是好嗅。
龙隐寺位于寺坪南方，距离寺坪十多里路，在龙隐山中，举目瞭望，唯见苍苍竹树林，不见古寺屋宇，故名“龙隐寺”。龙隐寺是这一带最大的寺庙，建于清朝初年。相传，大明王朝大厦坍塌后，一位据说是岳飞后代的抗清将领不愿归顺清王朝，便带领唯一幸存的小儿子一路潜逃，见这里山清水秀，便隐居于此，拿出自己所有储蓄修建了一座庙宇；后聚集一批约300多人的当地抗清人士，不料被汉奸告密，朝廷派出大批人马前来围剿，遭到抗清人士的顽强抵抗，恼羞成怒的清军便放火烧庙，谁知此时天降大雨，庙宇得以幸存，不过抗清人士及家人无一幸免。
主持尼姑姓田名明妮，也是三坪人，出生于一户贫苦人家，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田明妮长得模样俊俏，读过两年私塾，沅陵县国民党“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兼沅陵县靖卫团副团总刘本周早已对她垂涎三尺，欲娶她为小老婆，遭到田妮的强烈反抗，欲死不从。一天深夜，狼心狗肺的刘本周带人放火烧毁田明妮家的茅棚，逼死其母，走投无路的田明妮便出家削发为尼。
田明妮见到儿时的好友，自然显得热情，不过却有几分害羞，脸如带雨的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一番寒暄后，当得知赵琴川他们将要组织农民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当局，倒是十分支持。田明妮问：“你们需要购买多少枪支？”
赵琴川说：“可能你也早就听说了，我和明琪、俊明三人各有一支短枪，都是在广东三河坝等地，南昌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带回家的。没有枪，就向农民没有农具一样，只有等死。现在我们需要十来支长枪，苦于无钱购买，只好有求于你。”
田明妮说：“你们也知道，我是爽快人，多的拿不出，就给你们能购买十支枪的银元吧，就算是我借给你们的。”
中午，田明妮留赵琴川三人用餐。虽是寺庙，但却有酒肉，赵琴川有些惊讶，于是田明妮说，“妹妹出家是假，躲刘本周是真。只恨自己是个女流之辈，否则，哼！”
赵琴川说，“等我们队伍拉起来了，总要替你报仇的。”
这样，赵琴川拉起了十多支枪、三十多人枪的农民武装，“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他们经常进行军事操练，每天早晨，到山里做农活之前，农民武装队员来到向明琪家的院子里，赵琴川为大家讲授军事操练知识。
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赵琴川打出“打富济贫”“除暴安良”“打倒不平享太平”的旗帜；提出“拿起武器，打倒土豪，组织队伍，再找贺龙去”的战斗口号；同时要编唱了“农民会，不要税；杀赃官，解民恨！ ”，“三坪有个赵琴川，当过贺龙的连长；拖起队伍搞武装，专门对付田华堂”等歌谣，鼓舞众人士气。经过发动和联络， 岩排溪、镇溪、铅厂等及沅陵县黄秧坪、啦岔溪、桐木溪、血水潭等村寨的农民纷纷加入；与此同时，赵琴川带向明琪等人去沅陵县高砌头，与组织当地人“打富济贫反对官府”的龚雄取得联系，准备联合起事，成功后一起去找贺龙，参加革命队伍；因此队伍日益壮大，活动范围以三坪为中心，范围逐步扩大。
五
赵琴川领导的农民武装组织越来越红火，从而遭到了利坪乡大土豪，曾担任过沅陵、永顺、古丈三县边界剿匪总指挥的田华堂的嫉恨和恐慌。
田华堂时年四十出头，也许是酒色放纵的缘故，身体单薄瘦弱，长着一副马脸，再配一个鹰勾鼻、一双鹞子眼。民间有这样一种“看相”说法，“脸上无肉，做事刮毒”；“鼻子勾勾，害人蔸蔸”；“眼睛如鹞，什么都要”……把田华堂的丑恶行径一网打尽。
田华堂养有民团近百人，有枪六十多支，这些民团经常到各地清乡，把三坪一带闹得鸡犬不宁。有的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再哭，田华堂来了！”小孩子立刻不哭了，躲进大人的怀里。
为了将赵琴川领导的三坪农民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田华堂来了一个釜底抽薪，先是威胁租他家田地的贫农，说谁参加赵琴川的农民组织，就收回所租的田地。这样，摄于田华堂的淫威，有的群众便无可奈何的退出了农民组织。同时，田华堂对农民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制造谣言，收买团丁与流氓地痞殴打农协会员，制造事端。
一次，沅陵县靖卫团乘赵琴川等人到高砌头与龚雄会商的机会，派出二十多名团丁到三坪清乡，二十多名团丁还没有进寨就鸣枪，贫困人家听到枪声，纷纷跑到山里躲藏起来，寨上只剩下田华堂等几户大户人家，田华堂便在家里举办酒宴，答谢靖卫团一行。靖卫团喧闹了一夜，躲在山里的人不敢回家。半夜，田华堂暗生一计，叫手下的一个家丁防火烧了向明琪家，随后放出谣言，说是田明妮恨赵琴川玩弄她的感情，还拐骗她的钱财，便怀恨在心，回来放的火。
等赵琴川等人回到寨上，向明琪家早已化为灰烬。听到谣言后，赵琴川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当即在赵琴川家聚义，经众议，给向明琪重修房屋，同时决定寻找时机，狠狠打击田华堂的嚣张气焰。
五
“稻熟一日。”1928年立秋后，三坪一带遇秋旱，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下过一滴雨，岩头冒火，泥土成灰，酉水都瘦的成狗肠子了。此时正是稻谷灌浆的时候，因而都成瘪壳壳。到了冬天，农民生活非常困苦，而田华堂却堆积粮食做酒，引起极大的民愤。同时，沅陵县驻军的粮草、军饷以及一切杂费都由当地群众负担，“铲共义勇队”常到摊粮派饷，如果哪个稍微说几句，轻者遭到一顿毒打，重者抓到沅陵县城关进监狱。这给三坪一带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三坪一带的人民早已不堪忍受这种残酷压迫和剥削，纷纷要求赵琴川赶快行动起来。
这天，是1929年农历正月十三，大家聚集在向明琪家的“议事厅”，加上本寨和邻寨群众，足有两百多人，群情激奋，摩拳擦掌。
“七宝，干吧！”向明琪说道，“再不动手，田华堂这个狗娘养的，就要骑到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了！”
“干！”赵琴川把桌子一拍，茶碗里的茶水泼了一桌。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赵琴川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正月十六这天，赵琴川在向明琪家的院子里集合队伍，做了简短的动员，然后带领农民武装队员手持大刀、长矛、钢锥、土枪等武器，将田华堂家团团围住。田华堂哪里加过这样的场合，早已吓得屁滚尿流，脚瘫手软，带领家人跪在地上给赵琴川等人说好话，“看在乡里乡亲的面上，大家就饶我这一回吧，以后再也不敢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哼！”向明琪说，“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你以前干什么去了？”
“和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向熙甲说完，把手一挥，命令道：“大家把他家的粮仓打开！”
于是，农民武装队员抄了田华堂家，把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当众烧毁田契、账册，从而显示出农民武装的威力和声势。贫苦农民分得粮食和财产后，人心振奋，无不称赞农民武装干得好！
闹荒斗争取得成功后，田华堂怀恨在心，连夜逃往沅陵县城，哭哭啼啼的向驻沅陵巡防军总监陈斗南、沅陵县长罗亨衢告状；后又跑到凤凰县城，向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告状，说赵琴川是贺龙领导的“共匪”，哀求陈统领派兵清剿。这样，赵琴川的革命活动和三坪农民武装引起了国民党驻军与地方官吏的震惊、恐慌和仇视，斗争的环境也开始恶化起来。
赵琴川得知田华堂的阴谋和罪恶活动后，义愤填膺，把桌子一拍：“这个狗娘养的！”第二天带人冲进田华堂家，当众历数田华堂的九条罪行，然后将田华堂的儿子田开金抓住，当场杀了。因田华堂尚在凤凰县城游说，保住了一条狗命。
此时，革命高潮已经迅猛而来。湖南省经过“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 “平江起义”等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扩红”运动如火如荼，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四处受敌，“怨天怨地怨空气”，手忙脚乱、诚惶诚恐。因此，沅陵县国民党当局和驻军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工农革命武装占领，于是只好派沅陵县国民党“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兼沅陵县靖卫团副团总刘本周率一个排的兵力进攻三坪。
小人报仇，可谓是“吃猪血，屙红屎——当场见效”。此前，刘本周先闻知赵琴川落魄回乡，幸灾乐祸，感叹真是“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后得知赵琴川拉队伍，替天行道，又恨之入骨，早就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得到上峰的命令后，赶紧纠集田华堂的民团，还有“铲共义勇队”和“清乡团”，共两百多人枪，恨不得一口吃掉赵琴川的队伍，可谓杀气腾腾。
革命与反革命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赵琴川得知信息后，与向明琪等人商议，为避免三坪人遭受豺狼虎豹的蹂躏，派人分兵把守通向三坪的各个隘口险道，做好准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同时，每人左手臂上都扎着红布条，以示区别。队员们个个情绪高涨，摩拳擦掌。
狡滑凶残的刘本周开到乌宿后，深知赵琴川等曾跟随贺龙南征北战，见过“市面”，不是“乌合之众”，觉得难以对付。刘本周怕有丧失，于是派人前去打听虚实，见赵琴川早有防备，怕中埋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想出了一条毒计，以招安名义制造了一个和谈的骗局，诱骗赵琴川到乌宿。于是，写了一封书信，信中与赵琴川称兄道弟，并答应将队伍带回县城，诱使其放松警惕，然后派人送到三坪。
第二天，一大早，雾升酉水，缠绕山林。刘本周就带领他的队伍大摇大摆地开回城了。
六
由于赵琴川等人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洗礼，因而也就完全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麻痹轻敔，被敌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结果中了刘本周的毒计。
赵琴川接到书信后，认真看了好几遍，见信写得倒也十分诚恳，便召集向明琪等人商议，答应带人前去乌宿和谈，并约定了和谈时间，和谈地点定在乌宿的镇道寺。
这边，得知赵琴川等人将前来乌宿和谈，刘本周的牙齿都差点笑打落，便立即带领队伍又悄悄回到乌宿，并命令三十多名“铲共义勇队”队员埋伏在道寺路边的树林丛中，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这天，天气阴沉沉的，风也刮得猛烈，树枝被吹得猛烈的晃动着，摆过来摆过去，树头也仿佛矮了许多，发出呜呜的声音。
当赵琴川、向明琪、向熙甲、向俊明、向敬安、向西松、田明灯、李西桥等八人赶到沅陵乌宿镇道寺大门口时，见四周静悄悄的，心里起了疑惑。向明琪说，“七宝，我们是不是上刘本周这个狗日的当了？”
赵琴川赶紧说，“大家快撤！”
哪知道，赵琴川的“撤”字还没有落音，刘本周的手一挥，三十多名“铲共义勇队”队员突然就像一群豺狼从树林里冲出来，将赵琴川等人团团围住，三十多支乌黑发亮的枪口对准着赵琴川等人的脑袋和胸口。
“哈！哈！”刘本周耀武扬威地从树林走出来，用枪管指着赵琴川，冷笑几声：“赵琴川，你也有今天！”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赵琴川感到十分气愤，怒目圆睁，厉声质问道：“刘本周！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可是和你和谈来到的。”
“和谈？谁与你们和谈？”刘本周双手叉着腰，“哈！”“哈！”“哈！”冷笑几声，“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那几根破枪，也想捅天？”然后喝令道：“赶紧把枪放下来，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此时的赵琴川悔之已晚，但为了保证向明其、向熙甲、向俊明等七人的安全，保留革命火种，便说：“我们可以放下枪，我也可以跟你们走，但必须放走向明琪、向熙甲、向俊明等七人回家。我的事与他们无关。”
刘本周怕赵琴川等人反抗，笑里藏刀，绵里藏针，于是再设一条毒计，便笑道：“好说，好说！只要你们放下枪支，我保证放他们几个人走。”
于是，赵琴川等人将枪卸下来，放在地上。可当赵琴川等人一放下枪后，刘本周马上做了一个挥手的暗示，三十多名“铲共义勇队”队员立即就如豺狼般蜂拥而上，群起攻击，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将赵琴川等人摁倒在地上，用手指粗的麻绳子捆了起来。赵琴川真是一错再错。
向熙甲在放枪时，看到“铲共义勇队”队员扑来，知道中圈套了，于是刚要举枪还击时，眼疾手快的刘本周先开了枪，“当！”“当！”“当！”响了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了向熙甲的头部，白花花的脑髓喷了出来，向熙甲当场将打死。
李西桥见情况不秒，跑出包围圈，跳入酉水，后下落不明。
国民党兵把赵琴川押解到沅陵，将其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其余五人暂时关押在乌宿。所谓“五花大绑”，分为“押解式”和“执行式”。“押解式”即穿小麻衫：从脖颈到肩头至大臂，都被捆绑，大臂被向后缚紧，与颈、肩、上身固定；小臂双手不绑，犯人可勉强自理生活，如吃饭、喝水等。“执行式”，也就是除捆绑手腕外，连同双臂、以至胸、背、脖、颈等部位全部被紧紧捆缚。国民党兵对赵琴川的就属于“执行式”。
此时的赵琴川知道木已成舟，大局已定，无法挽回，沦落到这般地步，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感慨。于是，到也显得十分坦然，十分淡定，视死如归。一路上，昂首阔步，边走边高呼道：“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沿途百姓，大都认识赵琴川，无不敬佩其英雄气慨。
在监狱里，刘本周害怕赵琴川继续宣传革命，竟令“铲共义勇队”队员将大竹片插入其口中，割其耳朵，烙其肌肤，施尽酷刑。
俗话说，夜长梦多。鉴于赵琴川威望和声誉，国民党沅陵县当局不敢公开审讯，再加上为防止三坪农民武装劫狱，第二天清晨，刘本周奉命带领“铲共义勇队”，将赵琴川五花大绑地押往沅陵县城沅江河滩上。
“赵琴川，你还有什么本事，再露两手给老子看看？”刘本周反背着手，歪着头，看着赵琴川，冷笑着，“既然落到了我的手上，你想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哈！“”哈！“刘本周恐怖的冷笑声震得天旋地转，天昏地暗。
”只怪我当年心慈手软，慈悲为怀，没有将你打死！“赵琴川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已经是襟吊襟，缕吊缕了，像一片片树叶在寒风中颤栗着。此时，赵琴川鼓着桐油籽大的双眼，愤愤地说道：”古人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事到如今，你想怎么样都由你！“嗓音有些瘖哑，但是话语远远地飘荡在寒冷的天空中。
”那我就不客气了！“刘本周走上前，飞起一脚，准备一脚将赵琴川踢倒在地，哪知道赵琴川先下手为强，对准刘本周的裤裆，狠狠的一脚踢去，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刘本周双手捧着卵泡，在原地打着转转，痛苦的”啊哩哩“的喊道，过了一会，呲牙咧嘴的命令道：”快开枪！跟老子快开枪！“
”预——备！“三十多个”铲共义勇队“队员出列，”嚓！“”嚓！“”嚓！“……三十多个”铲共义勇队“队员一齐举枪，”乒！“”乒！“”乒！“……三十多个”铲共义勇队“队员一齐开枪。一粒粒子弹从枪管飞出，直线向赵琴川飞速而来。”咚！“”咚！“”咚！“……顿时，赵琴川的头部、胸部中弹，血如泉涌，洒落一地……赵琴川死死地睁着眼，像一根树桩一样直直的倒去，倒在血泊中。
英雄战死错路上，长使后人泪满襟。
毒如蛇蝎的刘本周还不解恨，又令”铲共义勇队“队员将赵琴川开膛破肚，掏心煮食；又将其头颅割下来，悬挂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示众。每日，荷枪实弹的”铲共义勇队“队员强逼一队队的民众前来观看，如此连续三日。
为恐吓民众，制造恐怖气氛，实行野蛮政治，当即，刘本周派人到处张贴布告，在七天之内，不准任何人前来收尸，否则以”通赤匪“的罪名格杀勿论。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天地之间漆黑一团。赵琴川的亲属摸着夜色，前来偷偷收尸，此时赵琴川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身上被磨鹰等啄得面目全非。为遮人耳目，天亮之前，赵琴川的亲属将其葬于寺坪三岗田包上。
向明琪等五人被抓去坐牢。在审讯时，由于向明琪和向敬安始终坚持他们没有错，因而向明其和向敬安被判刑十五年。向明其出狱后一直瘫痪在床，于1948年初去世；向俊明外出躲藏，几年后才回三坪；其他人也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有的一直下落不明，杳无消息。
田明妮得知赵琴川和向熙甲遇难，向明琪和向敬安坐牢，其他人外逃，怕自己遭刘本周的毒手，便于一个磅礴大雨之夜，含泪悄悄离开了龙隐寺，去了峨眉山。
这样，三坪农民武装斗争宣告失败。
赵琴川领导的三坪农民武装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古丈农民敢于反抗，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证明了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民要革命，国家要新生。三坪人民，终于在1950年3月迎来了彻底解放。
地址：湖南省古丈县委组织部
寒露
文/屈绍龙
进入寒露，天气逐日转凉，田野里，是空旷的，是开阔的。往日的喧腾，退出场地。
阴但无凉意，橘黄色的太阳尚能直射，但它的光热程度已大大减弱，退出往日场所。
瓜果植物及梅豆仍有残花，或金黄，或洁白，或粉红。金黄是花朵在秋天首选的颜色。
树下早晨已有一层落叶，它的叶子不是全体渐黄，而是绿色的主体中，斑斑点点出现黄叶。
农民在公路两旁晾晒玉米粒，金黄色，像是路上洒满了黄金。
秋虫仍在鸣叫，蟋蟀的纺车声及拉长声音的单声的不知名虫的鸣叫。
小麦，进入播种期，田地像受孕的女子，等待良种的匹配。山坡上，棉田里，棉絮的景象，与日减少。慌忙的人们，开始往家里收获棉花秸了。
高粱、芝麻、大豆……涌进农家，场院里，玉米似山，大豆似塔，芝麻、高粱点缀装扮农家的场面，成为五谷丰收的图案。
喜鹊散布在麦田里，星星落落，不时从某个地方发出它们的叫声。
酸枣大大小小地挂在枝条上，小孩子的手，不敢触及，怕上面的针刺划破手面。野菊花，一点也不示弱，怒放在山坡的每一个角落。
偶尔，清晨，道路两旁农民看见晶莹的霜花，《诗经》的话语又在耳畔响起。
近九点钟天阴加重，太阳完全隐没。雨意很浓，远方已被岚气所笼罩。雾气弥漫至地面，气温也降了。
麦苗在土里孕育，日子在绵长延伸……
当农民的父亲
文/滕南斌
今年清明节，是父亲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2015年9月30日，我父亲不慎跌倒，再没起来，享年86岁。留给我们是无比的悲伤、无限的思念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父亲出生于常宁市原鹅院乡良林村。他不仅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年轻时能挑起200斤重的担子；而且性格开朗，胸怀宽广。抗美援朝，积极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又应招入厂，成为涟源钢铁厂的员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响应国家号召，又重回乡里务农。父亲识大体，肯吃苦，会做事，无论是当兵、当工人还是当农民，他都多次得过奖。农村搞大集体时，父亲对生产队里的事总是首先放在心上，安排他做的农活，不管多重多累多难，他从不推辞，并且教育我们说“什么事总得有人去做，天上不会落粮食的。”由于父亲做事勤快，舍得吃苦，在我们生产队里，一年下来，他工分挣得比别人多，自家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和庄稼也长得比别人家好。“文革”期间的有一年，由于极“左”盛行，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公社干部，到大队“蹲点”时听信馋言，要把父亲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来批斗。好在父亲为人正直厚道，邻里关系融洽，湾里众人出面说“情”，才免于一劫。
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从小时候起，他就教育我们“坐要有个坐相，站要有个站相”；“对人要有礼貌，三人行路，少者吃亏”；“吃饭不要说话，碗里不能剩饭，掉在桌子上的饭要捡起来吃掉”。我们从读高小开始，每天放学回来之后，不是下田扯猪草、扯鱼草，就是上山去砍柴、去放牛。稍大一点了，父亲更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各种农活。父亲常告诫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当农民就得像个农民；就是今后不当农民，也要晓得农民的艰辛。”父亲的谆谆教诲，铺就了我们的人生道路。我17岁应征入伍时，大部分农事技能已基本掌握；工作44年中，始终注意踏实干事，守住本分。
父亲与乡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65岁随我们住到城里后，不管哪家婚丧嫁娶，他都要与母亲回去参加，直到去年仙逝。我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工作后，一些乡亲常进城找办事，父母亲总要留他们在家吃了饭才让走。由于很多事难以办到，父亲总是叮嘱“能办事的尽量办，办不到也莫不耐烦。”1993年入冬后，父亲有一天特地跟我说：“村里有好几位老人家境不好，过冬有困难，有没有办法帮衬一下？”我立马与民政部门联系，按政策解决10床棉被和10套棉衣，连同我自己买的10双棉鞋，4天后就送回村里，交由村支书分送给特困户的老人。
父母为养育我们7个子女，起早贪黑、含辛茹苦，费尽了心，吃尽了苦。除了队里出工，家里养鸡鸭、喂母猪、放鱼塘、烧砖瓦这些事，只要多少能挣点钱的，样样都干。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忙到半夜。父亲是泥瓦匠，每到农闲季节，他都要外出“抓现金”，有时早晚来回要赶二十多里路。上世纪70年代初那几年，父亲被安排在公社林场，他白天出工，每天下午收工后都要挑一担百几十斤的柴送回家，来回一趟就是十五里多路啊！而家里卖柴的收入，是我们学费的来源之一。
父亲对清明扫坟十分在意，觉得这是传承祖德、教育后人的大事。每年清明节前都会早早备好供品，并与家人联络。清明日与我们一起回乡，并带着锄头、镰刀，同我们一起上山，为故去先辈的坟墓除草、培土。80岁以后，父亲腿脚有些不便，我们不让他再上山，但他仍坚持要一起回老家。而今，清明临近，我们照例会回到老家去竭拜先祖，祭奠故人。而伟大的父亲却已仙逝，不能再与我们同行。每想到此，我心如刀割，泪如泉涌。
上梁往事
文/陈青延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在时间的推移的进程之中，农家建新房盖新屋，择一良辰上梁的事儿，尽管已经告别了历史的舞台，成了遥远的往事，但对于我这个亲身经历和感受过此事的农村人来说，记忆还是蛮深的。
那年，也就是上个世纪的1975年秋天，我家的老屋由于村里开挖一条中心渠要从那里经过，便拆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建造新房。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整个农村都还不富裕，建房盖屋都是用木头搭建。木架搭好以后，农家还要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上梁，以巴望给家里带来好运好兆头。我家也不例外。
上梁那天，我那时还只有10多岁，父亲叫我在一旁放鞭炮，他自己宰了一只大公鸡，将大公鸡的血抹了几滴在梁木上，并在梁柱上系上一块红绸子，期望家里在以后的岁月里雄起，发子发孙，鸿运当头，鸿福齐天。
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随着我父亲一声喊：“上梁！”帮忙盖屋的乡亲们就一齐使劲，把梁木吊上去，稳稳当当，牢牢地固定到了屋顶中。
在那种因循守旧、政策不活的年代，农家建房起屋，寄望于上梁给家里带来福气的愿望是极难实现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守着传统的种田模式，改变不了家里贫困的现实，换不来发家致富的新面貌。
东方风来满眼春。上世纪70年代末，神州万里，涌动着改革大潮。农民纷纷调结构，改模式，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步入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十几年后，农家像城里人一样，相继拆除旧茅屋，建起了白墙青瓦的水泥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应俱全。
农民起屋盖房，不再用梁木上梁了，清一色地用钢筋水泥和预制板了。那种农家盖房上梁的事儿，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划上了一个句号，跟人们永远地说再见了。
尤其是那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只能领会它的引申意义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
农民贵族
文/周海亮
为成为贵族，他付出多年时间的努力。现在，他终有资格瞧不起他身边的土豪。
他认为他们仅仅是土豪，而他才是真正的贵族。虽然贵族不是隐士，但贵族绝不可以天天混迹在令人讨厌的嘈杂的市井。而他，终于在静谧的大山里，有了一处他曾经梦寐以求的独属于他的宅院。
宅院并不豪华，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原生态风格。每年他都会抽出几个月的时间，来到这个山野宅院，享受他世外桃源般的贵族生活。
那天，他躺在门口的藤椅里喝茶，邂逅一个进山砍柴的老农。他将老农请进来参观他的宅院，他给老农倒茶，上水果，并与老农闲聊。
你怎么会住在这里？老农问他，看你的模样应该是有钱人吧？但是这里，兔子都不屙屎……
我来这里是想享受真正安静的贵族生活。他说，您看看我的房子，是不是很棒？
老农四下看看。凑和吧。
怎么是凑和呢？他说，这房子是用石头和木头建造起来的，墙是土坯墙，我连砖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不用砖吗？用砖，就失去了原始和粗犷的味道……
这不稀罕。老农撇撇嘴，说，俺们那个村子，家家都是这样的房子。
光房子还不行。他说，您看看院子里的这些花草，都是我从附近的山上移栽过来的。
这更不稀罕了。老农说，俺们村里遍地都是这些花草，想避都避不开，看得俺们烦。
您再尝尝这些水果。他说，全都是从附近收来的。绝对纯绿色无公害……
那你认为俺们吃的水果都是污染过的？老农说，老实跟你说，俺种了一辈子地，从来就不知道化肥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天天粗茶淡饭。他说，大饼子，小米粥，野菜，山上的绿茶……我一口酒都不喝……
俺也是啊。老农说。
我现在不用电话，不用电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他说。
俺也是啊。老农说。
我现在基本与世隔绝。他说，除了每天去我自己开的那块地里浇浇水，拔拔草，回来就是喝茶，睡觉，晒太阳……
俺也是啊！老农说。
咱俩不一样的。他有点急了，虽然咱俩吃着同样的饭，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我是贵族，您不是。
俺看差不多……
肯定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无欲无求，吃得饱，睡得香，就算天塌下来，也不关我的事情……
那你认为俺还指望发大财还是想再娶房老婆？老农说，俺和俺们村里的人每天都过着你说的这种生活，咱们都是一样的……
绝对不一样！他真的急了，咱们怎么能一样呢？你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你的职业就是农民，你做这些事太正常。而我呢？我是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熬到了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什么状态？贵族的状态！现在，我有钱做这些事，有时间做这些事，有资格做这些事……种花，种菜，劈菜，喂马，住木屋，吃绿色食品，呼吸富含负离子的新鲜空气，这不是贵族的生活是什么？您知道我是怎么熬到这一步的吗？先玩命地赚钱，再玩命地健身，最后玩命地让自己厌倦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以及虚伪的交际……
你这么说，俺总弄算明白了。老农笑笑说，咱俩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是玩命才成了贵族，俺一生下来就是贵族。
东北平原上的老锄头
文/张黎明
农村地垄沟里爬出来的人，钩杆铁齿并不陌生，尤其是锄头，我从记事的时候，就知道我家西下屋的仓房偏厦子里有三四把，大锄板的，倒扣斗形的，扇面形的，铁锄头板面溜光铮亮，一点也没有锈迹。那几张锄头，爷爷、父亲总害怕雨天生锈，使着不透落，每年一进入四月就挂在三间房的阳面墙垛子上，让它们感受着强烈的阳光。每一天收工回来，爷爷、父亲总是把几张锄头收拾得锃明瓦亮。大锄头主人是爷们儿，小扒锄属于娘们儿。仓房里还存着六七把小“扒锄”。大锄头，小锄头，都是东北大平原上的农民们爱不释手的季节性劳动工具。一九七四年八月，我九年级毕业第一天一到生产队报到，程队长就指示领工员到生产队仓库保管员那领了一把大锄头、一把扒锄。回家父亲用抢刀坐在门槛子上开了刃，用锉锉去了毛刺儿、电焊留下的麻麻点。安上了一个和我一般高的柳木锄把，这一把大锄头一直跟我到了1990年谷子、糜子放片上场的季节。
锄头，是农民人手一把的劳动工具。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石锄。有文字记载的青铜锄最早出现于西周时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1953年春，中央国家文物局考古训练班专家在浐河东岸半坡村附近发现一处类似遗址的遗迹。在河岸台地的剖面上，有灰土层、红烧土层、红烧土、灶坑和灰坑，以及夹杂在灰石中的骨制斧、锛、刀、笄、针等各种工具、用具。1954年秋到1957年夏，考古专家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5次发掘并清理了40多座房屋遗迹，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石刀、陶刀、石磨盘、石杵、石凿等735件。从大量的石锄、石刀、石磨上看，古老的中华民族和其他先民一样，“以食为天”，为了生存，把锄头、刀具、石碾子、石磨作为最尊崇的劳动工具。
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我国战国时期出现了铁锄。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了长10、宽10.5、距2厘米的铁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这种形状的铁锄，造型符合力学原理，安装把柄后有利于农民们使用。辉县铁锄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把铁锄。
锄头和草是天敌。除草、松土有利于植物土壤中的养分，使庄稼根部及时透氧、吸氧，保持正常氧气循环。氧气循环也利于秧苗保墒，提高地温。所以锄头在农耕四季中的夏秋两季是一件不可缺少的田间劳动生产工具。
东北平原，在农业生产这一方面研制出了很多“先进的”劳动生产工具。比如在辽南、铁岭、北安、饶河、方正一带开发使用了现代化的锄头——“除草机”“铲耥机”。机械化铲地，让躬耕陇亩的农民大开眼界，也告别了大帮哄，一人一垄的笨拙手工锄地的年代。
南方的锄头和东北大平原上农民使用的锄头是两码事，我们东北平原的锄头是“铲形”平放，和土地地面接近于平行，稍稍有点吃土的角度，搂的成分大。刨，往下，铲，随着作用力向使用者用力的方向，铲的土层薄。不管是锄头，还是镐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躬耕陇亩形象赖以生存的道具。哪一个场景，都离不开火烧云，都是在夕阳下，弯下腰去，面对我们慈善而贫瘠、地老天荒的黄土地、黑土地。锄头，不只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坚强的慨叹和牢骚，锄头已经伴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告别了九章、天问，揭竿而起的时代。
说起锄头，东北大平原上，人们一定还记得铁岭昌图的张铁窝子。民国初期，铁岭通江口有名的富商张铁窝子是永增盛商号的创始人，因其经营的铁匠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人送绰号张铁窝子。1903年沙皇俄国修建中长铁路，火车逐渐取代了水路和陆路运输，于是这个叫张铁窝子的人开始关注农具铸造业。据讲，当时从关里运来的农具比较畅销，而铁岭、四平、通辽东部地区铁匠炉较少，张铁窝子看准了这一商机，几经波折筹措资金，建起了铁岭地区一家最大的铁匠炉、铁匠铺，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过来的国营通江口农机具修造厂。这个修造厂主要以铸铁铧、生铁锅和农用的镰刀、菜刀、钐刀、锄头、挂马掌等为主。绰号张铁窝子的意思是所有的铁器张家无所不能。
锄头不仅是劳动工具，也是农民田间地头较量体力的好工具。夏季铲耥季节，干了两三个小时的庄稼汉，一到休憩的时候，总有一些体力较好的小爷们，在地头较量一些拉钩、支黄瓜架的“体育”竞技比赛。
锄钩很像我们汉字里的标点“问号”（？）。拉钩，就是你一张锄头，我一张锄头，两个锄钩子一搭，就开拽。有能耐的，有耐性的，有力气的，会使闷劲的，也有会找窍门的，十有八九会赢。拉钩过程中，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检验某一家铁匠炉、铁业社锄钩子的质量。拉钩的结果是你要输了，你的工分账上就划给赢家两分或三分。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刚刚回村“就业”当了一位农民，就赶上了放秋垄。放秋垄就是已经接近成熟的庄稼地里，再最后锄一遍草。也就是农民常说的“搂草打兔子”。基本程序规矩是拔大蒿子，拿大草。见草下锄，我不知道这一项最简单的活计还有很多窍门，一钻进青纱帐里，里面闷得大汗淋漓喘不出气来。一根五六百米长的垄头四根垄一排，就是快手也要半个小时。要是遇到蒿草多，难铲，至少接近一个小时。放秋垄，队长、领工员是“查边”的。他们拎着锄头做监工。若是哪个偷工减料，“花搭”板子带冒锄，浮皮潦草，不管三七二十一，冷不防，照你后屁股就是一锄头抡下去，非打你个前趴子不可。我就是一排四根垄没到头，让老队长打了三回的“小半拉子”。
1990年，我工作调动，回归省农垦总局的一家农场，我的两把锄头一个小扒锄一直跟回农场多年，山坡上开点荒，刨点地，几把锄头就解决了我们一家六口人的吃菜生活自救的大问题。直至农场使用了松土机、铲耥机、中耕机，农场连队职工的锄头才逐渐退出历史的大舞台。我家的几把锄头，在垦区博物馆里做了编号，一直成为了展览的人见人赞的小“文物”。
难忘农村改革那一幕
文/文丕谟
40年前，我有幸参与了武都县的农村改革。如今武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忆往事，心情依然很激动，感慨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的中华民族，都在冷静地思考着。当时，我是武都县新闻战线上的一员，职业习惯告诉我：新闻报道也应该换个写法了，我想去农村做点调查。每天在农村奔波，应该说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农民在想些什么呢？
我选择了武都县三河公社。三河，顾名思义，三水环绕，四山竞驰，耕地挂在半坡上，农民生活很苦，但是，他们有一颗不甘忍受贫穷的强烈愿望。我曾采写过通讯《三战三捷》，盛赞了三河人民在悬崖绝壁，劈山开渠，引水浇地，在乱石窝里炸石造田的生动事迹。《甘肃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我随身携带收音机，随时收听中央新闻，在三河公社一待就是一年。
我从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入手，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重点调查了小石、半山、马河三个大队。这三个大队农民的生活状况让我震惊。强壮劳力干一天活，记10分工，每个工只值一角钱。一年出满勤，也只能挣得36元。全公社只有十分之二的农民能够吃饱肚子，干稀搭配；十分之五的农民，每天喝稀的，勉强度日；还有十分之三的农民，晚饭出现断炊现象。国家每年给三河公社调拨大批供应粮。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多数农民都要交口粮款。我调查过脱产干部家属的生活情况，他们每年要交二三百元的口粮款，还要用工资收入从集市买回近千斤粮食才能糊口，喂猪养鸡几乎成了多数人的奢侈品。我和刘佐才去半山大队下乡，村支书招待我们吃饭，一把麦草，一锅洋芋，一碗酸菜。我手拿洋芋，思绪万千：解放近三十年了，我们愧对养育我们的农民呀！一种良知撞击着我的心。我们的农民是最苦，这种苦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让我震惊，也让我陷入深深地沉思。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它写得太深刻，也太明白不过了。什么是实践？实践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我们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先有实践，而后才会有认识，哪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实践呢！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实践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极度贫穷，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可是，实事求是太难做到了。是应该检验一下农村实践的时候了。当时的武都县委书记刘兴奎去洛塘下乡，在三河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会文章，我就以三河公社的实例谈了我的想法。据说，刘书记在学习会上发言时，只谈事实，不敢涉及观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还没有人敢捅破它。
198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虽然对会议精神还理解甚浅，但我意识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定会有大的社会变革。
三河公社要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提议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前来参加。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中有许多人具备一定的文艺专长，有拉二胡的、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有唱歌的、唱戏的、朗诵诗歌的、说快板的、说对口词的，还请了学校里的师生登台演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一边演出，一边宣讲文件精神。台上有说有唱，声情并茂，台下群情激昂，聚精会神。太阳已经落山，而农民群众的兴致并未消减。
演出结束后，他们踏着苍茫的暮色，缓缓地向山上走去，沉思的背影是那么清晰，似乎有一种力量积蓄在心中。有个中年农民悄悄问我：三中全会提出要实事求是，是不是允许我们分户经营？他说，前几年，我们队把地划到户经营。公社书记发现了，三番五次跑来纠正。书记来了，我们就说：“书记，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再不这样干了。”书记走了，我们依然偷偷地干。那几年，我们农民虽然不挨饿了，可是政策不允许。
我把这次的农村调查送到县委，还写了一篇内参，寄给新华社甘肃分社。
1979年底，我被通知成为县委秘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中华大地。县委举办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一些人的思想转不过弯。有个同志说：“家庭承包是自己否定自己。”一接触生产关系问题，我才发现，要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余悸，并不是吼一声就能奏效的。“一大二公”“左比右好”，在许多人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似乎成了一种定式。县委要我们写学习小结。我想，解放思想就是重新认识过去的实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是失败的，就要摈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么低，一唯地实行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必然是适得其反，越搞越穷。过去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恰恰是忽略了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那样的认识既无本，也无源。应该把颠倒了的认识颠倒过来。我的观点得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钟永堂的认可。
当时的三河公社书记赵国安邀请我参加公社的讨论会。他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全公社实行“划地到户，分组经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一平看了我的调查报告，转发全县参考。
1980年，县委又一次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气氛热烈，各公社书记纷纷表态要作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我主持撰写了大讨论的学习报告，题目是《解放思想的再教育》，地委很快转发学习。
全县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分组经营、联产计酬和家庭承包的大包干到户的探索过程
经营模式确定后，全县农村迅速掀起了分田到户的热潮。县上干部几乎倾巢而出，帮助农民拟订方案，划分土地，建档立卡。我依然到三河公社去搞调查。天气晴朗，但寒气袭人。站在山梁上，放眼望去，山沟里，坡地上，到处是人头攒动的身影，拉线的、打桩的，前呼后拥，一片繁忙景象，划地的人刚刚离开，送粪的人已经到了地里，真有点人欢马叫的气象，就好像滚滚的春潮把严冬的大地激活了。农民们把土地承包视为农村的第二次土改，视为农民的盛大节日。有个农村干部打趣地对我说：“土地分到家，心里乐开花；明年你再来，让你顿顿吃面疙瘩。”全县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全面落实。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承包工程“平安着陆”，竟然没有出现一点问题，我明白了：只要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打心眼里是高兴的。他们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大集体的弊端，也尝到分户经营的甜头，这大概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吧。
“人和狼”与“儿和娘”
文/月下小仙
"人和狼"与"儿和娘"
文/月下小仙
鲁兵先生写了一篇儿童读物"人和狼".故事描述一个被丢弃在荒山野岭的婴儿，与一只刚失去小狼宝的狼妈妈相遇，狼妈妈把母爱无私奉献给这个小人儿。小人儿渐渐长大，在呀呀学语，蹒跚学走时丢了。从此，狼妈妈整天漫山遍野地寻找自己的小人儿。
小人儿被猎人抱走。十六岁生日那天，他上山打猎与狼妈妈相见，一只苍老体弱的老狼。当小人儿一箭射出时，狼妈妈认出眼前是它的小人儿，突然情绪激动，站立起来高声喊叫：宝宝…宝宝…中箭的老狼栽下山崖。突然，小人儿听到了曾经那么熟悉的声音，这是心灵的呼叫！妈妈！妈妈……小人儿扑下山崖，去陪伴他的妈妈！
故事很感人，每次给外孙女读，每次我都流泪。
前些天在博上读到一片博文：我是来自农村的女孩，考入成都某高校，在读书的几年我非常讨厌农民，瞧不起下层农民……我不喜欢我爸妈，他们没本事。看到一些同学的爸妈很有本事，文化素质也高，我父母都是粗人什么都不懂，我妈还不识字。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我很自卑。都说女孩要富养，但我从来没有受到这种待遇，导致我没素质。我如果生在父母都是高水平的人家，现在出落也是亭亭玉立，一定是个高傲自信的美女。
读这篇文章我心情很沉重。
"人和狼"赞扬母爱的伟大，这是动物界本能的爱，是超越界线的爱，是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为这种爱叫好，我们为这种爱自豪。
"人和狼"展示的是"子不嫌母丑","儿和娘"揭露的却是"子嫌母丑",两者之间，天壤之别。
"子不嫌母丑"赞美的是子，一个孝子，一个有德之子，一个知恩图报之子。
"子嫌母丑"谴责的是子，一个恶子，一个无德之子，一的恩将仇报之子。
"儿和娘"向我们揭示现今社会人的心灵扭曲，丑陋。农民的女儿本应最知金子塔底层民众的生活，本应同情，感恩，回报，理解。可这位来自于农民家庭的大学生由于有极强的攀比心理，她讨厌农民，嫌弃父母，怨恨家庭，对别人充满了羡慕！
这是谁之过？我想是生存环境造成的。最可怕的是，这些心理问题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民哲学家梁自斌的感悟摘录
文/梁自斌
哲学就是告诉世人应该怎样做且怎样能做好的学说。哲学家就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看到远方理想的目的地及通往理想目的地的道路的人。至少人类要有路可走，这是哲学家的责任。
中国的哲学是直通车，在风驰电闪之间已到达了终点站---极境如老子的道……西方的哲学是一辆慢车，到了一个站，上来几位哲学家，下去几位哲学家，如此循环。
如果没有老子哲学中的道，中国也会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因为人类追根求源，总要问一个为什么。
真理存在于意象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灵感和超意识境界产生。经验现象的世界是零碎的，而意象物的世界是完整的。
神性就是精神的纯正性，精神凝重出神性。
当一个人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时，可以和上帝相遇。当他走出那种状态时，又发现自己并不能承担起那种责任。
人是上帝的碎片，抑或上帝是人的终极。
在天为道，在地为路，在人为本，天道和人本都高不可攀，人行走在路上。
上帝造人真是太残忍，百年的光阴只够做一件大事情，实现一个理想，真正地爱一个人。
我的思想和尼采的思想是两座互望的高峰，而存在主义不过是两座大山之间奔腾的河流。
我的这些思想都是自动显现的，也许就是康德说的自在之物。借用尼采的话说：情感的天才像镜子一样静静地躺着，以致内在的天地可以在其上反映出来。
有幸生而为人，却不幸生而为哲学家，是一种哀伤。
我是一个不能活下去，也不想活下去，却必须活下去的人，这只能让我体验到屈辱和悲哀。
我自认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现实中我却如此落魄。忧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负有限的责任。我觉得世人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导师和权威。
我是为了那篇文章才活到今天的。我受过多少苦呢？不必说。‘他自以为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是的，我自以为我的思想是真理，所以，一切的痛苦、屈辱、悲哀我必须承受。如果耶稣愿意和我对换，我情愿去钉十字架，而让他创造出这种思想来。
这种思想已经削去了我的整个的精神和一半的肉体。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思想，在我到达地狱的时候，我就回不来了。那时候，感觉就像走到了自己的坟坑前面，千百次地和自己商量：跳下去吧，跳下去一切都解脱了。不知为什么，突然爆发了强烈的责任心，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意外死亡，我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只好绕过坟坑前进。悲惨中看着自己的样子都感到好笑。六七年来，身负真理之重，活得惶惶恐恐。
我本不过是井底之蛙，或许正因为是井底之蛙的缘故，反而看到的那一片天更真实。所以我怀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想打败一切思想者。说着玩的，我不就是一农夫吗。“我最大的危险是对人类的厌恶。”我连自己也厌恶。
农民父亲
文/汪永丽
父亲是农民，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的一言一行都与土地有着深深的联系。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父亲不懂，但父亲常说，误了一年春，十年还不清。
如果在春天里，不把庄稼的种苗栽进土地里，那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就只能借钱借粮来维持这一年的生计。土地里没有庄稼，就不施肥、不松土，杂草丛生，导致明年的庄稼难有好的收成，如此恶性循环，要过十年，才能将误掉的这个春天损失补回来。
父亲说，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在某个阶段贪玩而荒废了学习，将来的人生，要为此付出很多的时间与勤奋。
除了种庄稼，父亲还在屋前屋后种植了很多果树。桃子、樱桃、枇杷等等，让天生嘴馋的我从没对水果有过异常的期盼与煎熬。
父亲说，想吃玉米就去山上的土地里，玉米杆上有我想吃的鲜嫩玉米。只有玉米杆上才有玉米，千万不要去桃树上找，就算我把整棵桃树都扳倒，剁成小段，甚至是碎末，我都不可能在桃树上找到玉米。
父亲说，同样的道理，强扭的瓜不甜，桃树上不会结玉米。他不要求也不强迫我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高薪耀眼的职业也许并不适合我，只有我喜欢爱好的工作，我才能去做好。
根正苗端，根歪苗斜是农民父亲最常说的话。父亲一生善良，从不与他人结仇结怨，父亲说，虽然他是个农民，他希望自己能做个好榜样，身传言教地让自己的孩子做个正正直直的人。
嘉兴醉江南
文/杜京
嘉兴，古称“禾兴、嘉禾”。拥有7000年人类文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1700城市建立史。是千年古城，运河明珠，红色胜地，文化之邦。
来到嘉兴，几乎每走一步都能踩着一个典故，每到一处都会诉说一个故事。翻开嘉兴的历史，就像打开了一部厚重的线装书，其散发出独特的人文气息，令人流连忘返。
走进嘉兴，就如同走进了一幅民俗风情画：南湖、红船、黑瓦、白墙、老街、小巷......踏上嘉兴宝地，你会在顷刻之间，沉浸在一段历史烟雨风尘之中，无不令人感受到，在沧桑历练之后，在文化积淀之后，这里迸发出眼前新时代景象的生机勃勃。
（一）
我对嘉兴的向往由来已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惦记着这座如雷贯耳，但又未曾谋面的城市。
当第一滴春雨洒落在江南大地，春风鼓荡浩然正气，微风吹拂着波光粼粼的南湖水面。100年前，我眼前的这艘红船上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第一次在这里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小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跨世纪航程。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百年不变的初心，让至高无上的信仰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轻抚水乡滋润涟漪，涛声轻吟浅唱，净莲吐露箴言，美好与安宁的愿望，在南湖水中舒枝展叶••••••
从南湖烟雨中初心深植的一叶红船，到逐梦航程劈浪前行的巍巍巨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百年历史的波涛中，中国共产党坚守信念，践行宗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始终把人民至上的理念，抒写在高扬的风帆之上。
我满怀虔诚之心，沐浴温暖阳光，伫立在南湖岸边，风吹杨柳，春和景明，满目绿茵。我眼前仿佛看到，透过眼前那艘极不平凡的、历经风雨飘摇的一叶红船，看到中国灾难深重，饱受苦难与饥饿，战争与贫瘠，最终以日月之光辉，凤凰浴火之重生，照亮九州，得以安宁。
雨过之后，夜深人静，我临窗仰望星空，静静思索。南湖的月光，仿佛在抚平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苦难的褶皱，换一轮簇新的时光，迎来满园春色，让神州大地换了人间。
（二）
古老的运河泛起绿漪，清波不时掀起白色的浪花，乘坐游船，观赏两岸风景。石砌拱桥，潺潺流水，古朴民社斑斓如画，犹如丹青涂抹的画卷，使人联想到童话与梦境。此刻的我们，心情更贴近水的绿天的蓝，欢声笑语，伴随着阵阵春风，飞向远方。
通南北，贯古今，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大运河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之河。有着1700年建城历史的嘉兴，在运河文化的孕育及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王江泾旧名闻川，成市于宋，为水陆交通要塞。两宋时期，大量“机户”聚集，规模不断扩展，王江泾迅速发展为江南丝织业重镇。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商贾云集，经济繁荣。
长虹桥是大运河由苏入浙第一桥。万历39年，嘉兴知府吴国仕始建长虹桥，历时十年，此桥方得落成。长虹桥最大的建筑特点是桥梁修建在软土地基上，历经数百年仍巍然挺立，充分体现了当时建造桥梁的高超技术水平。据传，该桥施工时采用“堆土法”建造，即石块砌到多高，土就堆到多高，逐层向上，将巨石砌置拱形，这在400年前也可算是一项创举。
我站在镌刻于当地人心目中的文化地标长虹桥上，远眺运河。满载货物的船只缓缓驶来，运河泛起清波涟漪。桥西，沿岸北街不远处就是闻名遐迩的一宿庵，以及始于明代的一里街；桥东，建设的长虹桥公园满眼翠绿，园内的长虹桥，一宿庵，王江泾大捷史料陈列馆等建筑，丰富多姿，将特色景观融入当地文化，越发彰显出嘉兴文化深厚的底蕴。
今日嘉兴，绽放着新时代的溢彩，大运河则是这座城市的灵魂。蜿蜒的河道清澈流动水光粼粼，赋予这座城市不朽的灵气，霞光暮色中，城光水色，相得益彰，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人文，不一样的故事。嘉兴之行，我收获的是喜悦和感动，嘉兴人怀揣着初心，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的情景，历历在目，浮现脑海。
（三）
行走在乡村沿河景观大道，一边是微风吹拂的溪水杨柳，一边是整洁美丽的农家庭院，片片油菜花盛开正艳，满眼春色。农家院里鸡鸣鸟唱，欢歌笑语。来到秀洲区油车港镇胜丰村，乌石青檐马头墙，处处流淌出江南水乡秀美之韵。
头顶蓝天白云，清澈的河水缓缓从眼前流过，房屋沿着河道铺陈开来，客栈饭馆，工艺作坊，小吃店铺，如珍珠般洒落在其间。街道不时传来商贩的吆喝声，飘来美味佳肴的淳香味，用嘉兴人的话来说，“那是外婆家的味道”。
随着嘉兴市秀洲区油车镇胜丰村党委副书记高云良的脚步，走进村里，他告诉我们，胜丰村610户人家，3262人，人年均收入由2005年的7071元，增加至2020年的38215元，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来到胜丰村乡村驿站，幽静的茶室，琴声瑟瑟，一曲古筝演奏的《梦里水乡》，令人心旷神怡。四周环境整洁，就连卫生间都摆上了鲜花，门口种上了竹子。这里村民自发进行垃圾分类，前庭后院绿植花卉，恰到好处的向我们展示着“远看是风景，近看是公园，感受是农家，回味是乡愁”的江南田园意境。
油车港镇胜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范治新动情地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公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依据这份文件赋予的各项项措施，今后的浙江将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试验田，嘉兴人争当排头兵，这对我们胜丰村村民来说是最大的鼓舞鞭策。
今天，当嘉兴人重拾曾经的记忆并迸发出无限的感慨时，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在表达对党的感恩，对祖国的回报，庆幸与拥抱着这个时代的安宁与幸福。
每一处农村的变化，都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当我走进油车镇胜丰村秀洲农民画馆，很远处就看到了一幅幅色彩艳丽，画技精良的农民画，令人惊叹。同行们争先恐后，合影留念。
一脚踏进油车镇胜丰村菱珑湾景区，琳琅满目，栩栩如生的秀洲农民画，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些画作素材来着原汁原味的乡村民间，表达了秀洲农民对生活的热爱，展现出新农村勃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土地养育出了张金泉、缪惠新、吴甫根等知名农民画家，组建了六大爷、七嫂子、九姑娘、十姐妹，四大农民画团队。其中以胜丰村人张金泉为代表的农民画家，为浙江省农民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望着一幅题为《秀水风情图》的作品，74岁的张金泉告诉我，该作品长7米，宽0.7米，他历时6个月构思创作而成，作品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嘉兴北部王江泾及油车港境内的运河，长虹桥，一里街，刘王庙，千亩荡，圣堂港的人文风情。画中有运河机影、男耕女织、种桑养蚕、采菱捕鱼等生活场景。
走进新时代，张金泉拿起画笔满怀深情，创作了300多幅反映家乡新变化的农民画作品，他用水粉描绘家乡民俗民风、田园风光、乡村美景、童年趣事、故乡变迁等。20年来他共创作了乡村工匠、传统农作、民族礼仪、胜丰变迁等十多个系列200多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重点描绘水乡民俗场景，作品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画法朴拙，这也形成了他独特的绘画风格，使其成为秀洲农民画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国泰民安》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首届农民画”中获最高奖，并被浙江画馆收藏。
另一位农民画家缪惠新，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为“亚洲十位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的毕加索”、“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优秀画家”，2010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群文之星”。他的作品极富想象，中西合璧，潇洒前卫。自1983年创作以来，作品《七牛图》《一盆野花》《三姐》等屡获殊荣，好评如潮。曾在北京、上海、杭州及法国、美国、日本举办个人画展20多次；作品曾赴德国、丹麦、瑞典、加拿大、乌拉圭、澳大利亚、日本、斐济等十多个国家交流展出，有100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美国波特兰美术馆及中外友人收藏。
嘉兴，立足江南文化的腹地，积淀历史沧桑的厚重，浸润水乡文化的风雅，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见证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变化。眼前的一幅幅秀洲农民画，让我看到嘉兴人文精神的深层积淀，对当下崭新生活的诠释表达。
（四）
土沃民秀，史称“士慕文儒” “奇才秀士辈出”“文物焕然”，兼具“越韵吴风”，始终传承着刚柔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有词云:“一脸窑煤黏汗黑，阿侬貌本艳于花”。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朱彝尊，盛赞嘉兴是:“农夫勤耕、工商勤业、士人勤读、官员勤政”。由此都充分表明了嘉兴人民通过辛勤劳作在栽种、纺织、制造、等方面的领先水平，为嘉兴人种下了辛勤劳作的人文精神根脉。
嘉兴，吴越之地，水乡泽国，人文荟萃。爱国志士沈钧儒、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褚辅成、现代文豪矛盾、翻译家朱生豪、数学家陈省身、著名作家金庸等众多近代的名家大儒，都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过，他们像一颗颗明珠在嘉兴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像江南一样获得如此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从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情吟唱《忆江南》，江南的名声经历代传颂，家喻户晓，江南的名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象征着山清水秀，富庶和谐。
然而，何处又是江南？时光回到20年前，让我想起新世纪的第一个农历三月天，在水乡小镇西塘。一场特种邮票的首发仪式在这里举行，这组一套六枚的《水乡古镇邮票》静静展示了江南地区六个古镇的不同特色风貌：江苏昆山周庄、吴江同里、吴县用直、嘉兴桐乡乌镇，湖州南浔、嘉善西塘，这六个古镇最具太湖流域江南地区传统的市政面貌特色，以及人文风情。
南宋以后，狭义的江南的地域范围逐渐清晰。明代大学士丘濬接着唐代韩愈“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话说道：“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这里的五郡，就是指今日的苏州、上海、常州、嘉兴、湖州。这五府环绕太湖，都属太湖流域。
对非学者而言，人们所理解的江南更是从诗歌里，从词赋中，从画景里读到的江南。如“银涛无际，玉山万里”，“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皆画檐”。在许多诗词中，均以江南为题“忆江南”“望江南”“江南好”等，甚至成为词牌名。古往今来，赞美江南的诗词赋，数不胜数比比皆是，江南之美柔情诗画。
我漫步在斑驳幽静的青石板路上，犹如走进时光岁月的深处，耳畔响起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里，是一座远离嘈杂喧嚣的宁静城市，是每一个旅行者理想的栖息地；这里，有月河老街，水乡韵味，春波坊里的万紫千红，烟雨楼上的诗情画意，红船丰碑的庄重肃穆。
嘉兴，就像一坛陈年古酿，沉醉了多少古今名士，过往行人。嘉兴的风情画卷，韵味悠长留人驻足……道不尽烟雨南湖的风波，聆听着雅韵吴风的乐章，我情不自禁，陶醉于此。
人人都说江南美，我说嘉兴醉江南。
故乡的小米
文/寒星HX
昨日朋友聚会，喝了一晚的小米酒。那酒味道香甜淳厚，色泽淡黄，色香味绝不压于国酒茅台。喝罢回味无穷，不觉思念起了故乡的小米。
故乡，自然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却盛产小米。在我的记忆中，当田间的稻谷将熟未熟之际，小米却可以收成下锅。小米成了农村人家青黄不接的主要杂粮，小米饭、小米粥让菜色的农民脸色变得湿润起来。其实，小米饭比大米饭难吃多了，就是逢年过节时用小米做成的甜酒和糍粑，也要比糯米逊色得多！只是那时，我从不曾喝过用小米酿成的小米酒。
以前，农村人之所以对小米情有独钟，多半是小米适宜于当地的环境和它适时的早熟，解了农村人家的燃眉之急。俗话说：“小米不过三寸土”,即便是在极贫瘠的土地上，只要随便撒上一些小米种子，小米苗都能茁壮成长。在我们那林区，炼山一结束，在栽杉木苗的同时，顺便就撒上了小米种，这叫“林粮间作”.小米苗一旦长到齐膝，就要适时的除草和间苗，以免长得过密，米粒长得不实。暮春时节，山上就会现出一岭接着一岭的黄金小米。小米谷穗采摘下来后，依旧要晒干、脱粒，这样才变成小米谷粒，才可以食用。小米米粒微小，尚不及大米的十分之一，却要花费农民不少辛勤的汗水，真的是粒粒皆辛苦。
家乡的小米最初是作为主杂食，或煮饭，或熬粥，或打粑，是农村人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后来，由于水稻单产的突破，加上封山育林，以及小米本身广种薄收的特点，小米才逐渐淡出了农民的生产线，直至如今几近绝种。
其实，小米是“五谷”之一，它又叫“粟”或“粱”.它的出现甚至要早于水稻，在夏商时代就有属于它的“粟文化”.是古时候的主要谷物种类。唐沈既济《枕中记》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卢生在一个店里向道士诉说自己的贫困，道士送给他一个枕头，他枕上去就睡着了，做梦享尽了荣华宝贵。这时，店主人煮上一锅小米饭，卢生一梦醒来，小米饭还未煮成。后来这个故事就成了成语“黄粱一梦”的出处。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也有“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明李东阳在《麓堂诗话》里有“举世空惊梦一场，功名无地不黄粱”的感慨；明张煌言也有“试问漆园蝴蝶影，可曾逆旅闹黄粱”的疑虑。后来，人们还把稻和粱相提并论，称人谋取衣食之欲为“稻粱谋”,足见小米在古时的地位和作用。
如今，故乡的小米几近绝迹，即便偶尔寻到，也是几十年前的陈谷旧米。偶见人家种植，也多半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口舌之欲或作迎来送往之礼。用小米来烤酒，制作小米粉蒸、小米蒸排骨、小米蒸螃蟹等都是桌子上难得一见的佳肴。更有甚者，专门去寻觅小米来喂鸟，是的“稻粱谋”原本就是说禽鸟寻觅食物的，这还真是还本归原了。其实，曾经的小米其价格还不及大米的一半，如今，人们无端的夸大它的作用与功效，更有一些“鸟人”去轰台其价格。其价格早已是大米的七、八倍了。
都说物以稀为贵，曾经的小米在农民的眼中只能算是杂粮，如今却已变得身价百倍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高的价格，这样好的品质，种小米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而我，以后要喝小米酒的机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少了。小米，一个优秀的食物品种，正在被时代所遗弃。
传承在德
文/劲风
家乡隶属川东，有随处可见的柏树。它可以生长在田边沃野，贫瘠的山崖沙地也行；冰雪不能让它收敛起绿色，害虫也不能让它腐朽倒塌；树枝可以当柴火，主干也能当栋梁；普普通通一棵树便能撑起一片绿荫；千万颗一起便是一片森林。
幺公一辈子都是农民，生于战乱，长在家乡，没上过学，一辈子都在家乡种地，离世前几个月还在劳动，典型的中国农民。五一放假我曾回去见幺公最后一面，他当时躺在椅子上，说话都很费劲，与之前闲不下来的形象判若两人。丧事办得很热闹，吹吹打打好几天，大家都不是很悲痛，毕竟已经九十岁的老人了。只是偶尔独坐想起，眼角仍不觉湿润，虽然已阴阳相隔，但老人家在我心中的印象反而更加深刻，这才意识到，就是这样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汇集在一起，便构成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底色。
幺公生性简朴，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见过他铺张浪费：衣服从来都穿结实耐用的；用具都选便宜实用的；后辈买的新衣服一般都是年节才穿；赶场除了买日常必需品，也就偶尔买点油条豆浆改善一下口味。
幺公很勤劳，除了生病，基本都在劳动，这也是中国几千来农民的本色。前些年家里橘子树多的时候，多余的柑橘都被他埋在沙里保鲜，留给后辈慢慢吃。家里空余的屋子都堆满了柴火——这都是他平时在外找的枯枝死树背回家劈成柴的。家里养了不少鸡鸭，下的蛋自己吃或给在外工作的后辈回来带走。家里田地不少，种水稻、玉米、红苕、花生、青菜等。虽然在后辈看来不值几个钱，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播种面积逐年减少，但始终不绝。可能在老一辈的人眼中，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土地闲着也是闲着。
幺公虽然年纪大了，但不想麻烦后人。过年过节，后辈送的钱他一般是不收的。孙辈们想接他去城里住享福，他也只住上几天就回家了，不愿意给后辈添麻烦。自己却不顾高龄，经常穿着破烂的胶鞋，顶风冒雨，剥青麻、挖麻芋儿（半夏）卖钱自己用。即使生病住院了，子孙回来照顾他几天，他也觉得过意不去。
幺公也是很传统的一个人，不喜欢那些地痞流氓，也看不惯那些流里流气的青年，总觉得正经人家，不能沾坑蒙拐骗、吃喝嫖赌这些不良习气；也不能生出害人作恶的心思，不然都没什么好下场。老人家也很善良，二十几年前一天下午，有讨饭的老年人远来在院子里讨饭，大家都围着看热闹，只有幺公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大碗舀了满满一碗稠稀饭过来，默默倒进那个破搪瓷碗里。老家春节、清明、端午、鬼节都是重要节日，除了端午不祭祖，其他时候幺公都会带着后辈子孙去坟头挨个烧香磕头，十几个坟头由近及远一一祭拜到，讲讲祖先们的故事，由于好多事发生在建国前了，我们没亲身体会印象寥寥。
幺公也不是什么都看得很淡然，他也喜欢热闹，特别是逢年过节。每到过年过节，在远处工作的后辈都回家了，一起团团圆圆的祭祖、吃饭，幺公就很高兴、就很满意，默默看着大家说说笑笑，然后讲述当初生活的不易，浑不在意没几个人听他在讲什么；要听说哪年过年有后辈不回来团圆，不管什么原因，那他就不理解也不高兴了，因此每年我们都尽量回老家过年。
老家有句俗话：三贫三富不到老，书上也说富不过三代。我们提起祖国，也总是说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而不是说老祖宗留下来了多少黄金白银。因为上一辈人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永远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是文化传承，是节俭、勤劳、自立、善良、团结，是遗惠后人，是家业兴旺。
我爱油菜花
文/张林琪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扮靓了家乡春天的田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从小闻着油菜花的芳香长大的。每年仲春，朴实的油菜花，经过6个月的生长发育，猛然抽薹吐蕾，蓄势奔放，在江南的烟雨中，在闪烁的阳光下，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将家乡的河流、麦浪、农舍、树木，一切的一切，都融入进金色的海洋里，遍地光芒万丈，满目生机无限。她没有桃花那么羞羞答答、姹紫嫣红，也没有梨花那般玉骨冰肌、素洁淡雅，更没有樱花那样幽香艳丽、婀娜多姿，可是她大气、豪爽，率真、橙黄，浓香、隽永，力压群芳而不傲慢，占尽春色而非戾气。千万只蜜蜂盯着她飞舞、采蜜，一群群孩子围着她奔跑、嬉闹，爽朗的油菜花敞开胸怀，热情拥抱。我因科技工作需要，曾无数次细心地观察过油菜花：那绽满茎梢和枝丫的花团，每簇都开有几十朵小花，每朵小花各有四片花瓣，呈十字形，上有细细的纹路，嫩黄微薄，质如宣纸，花心吐出几根小巧纤细的花蕊，花瓣整齐地围绕着花蕊，花蕊弯曲着凑在一块，仿佛在说着悄悄话；绿叶张张向上，各自拥着纤纤枝丫，与簇簇花团相互映衬，随风轻轻摇曳，好像在跳着恰恰舞。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滋润过家乡人民的生活。四月下旬，油菜花卸下了一生中最绚丽的盛装，进入沉甸甸的结荚期，荚果像厚厚的毯子，层层叠叠，铺满大地。六月初，荚果成熟，黄中带绿，里边整齐地排列着黑里透红的菜籽，那是农民期盼了9个月的心血啊。用菜籽加工成的菜油，是家乡人民金贵的食用植物油。我小时候常常跟随父辈摇船去附近镇上的小作坊，看菜籽如何加工成菜油，那隆隆的机器声、醉人的油香味至今仍回响在耳际、萦绕在鼻腔。“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油是无可替代品。花开花落，油菜花终其一生，成为滋润人们生活的菜油。可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居民口油供应少得可怜，每人每月四两，个个面黄肌瘦，农民哪有心思种油菜？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产多售多奖励，二十余年一贯制的口油定量才逐渐突破。农民可以用超产的菜籽换取醇香的菜油，从此告别炒菜无油、愁眉苦脸的窘迫生活，咸菜色的脸上开始出现红润和光泽。如果没有油菜花，城乡居民的生活还不知怎么改善。
我爱油菜花，因为她见证着家乡农耕的沧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种植油菜花，沿用传统的土办法：铁?做埨、石锤打潭、潭里丢秧，粪泥覆盖。后来改为套勒扦插。再后来推广免耕法，直接在稻茬田坂上扦插。种植方式与时俱进，优良品种也不断更新，旧时低产的白菜型（塌棵菜）淘汰，七十年代高产的甘蓝型（胜利油菜）亮相，八十年代稳产的抗逆型（沪油9号）一统天下。油菜籽脱粒也从繁重的挑担登场变为直接在田头收脱，道道环节“多快好省”。油菜花呀，你赶上了幸福时代，产量、效益一路飙升，你虽然只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无缘上流，可是无私奉献的品格却胜过无数名贵，青春期，花海无垠，风光旖旎，河有千条多碧水，田无一处不黄花；晚年期，荚果累累，籽粒乌亮，油有万般皆下品，唯你芳香惹人爱。我一生躬耕，与你共同阅尽沧桑。
三更有梦书当枕
文/陈晨
现在想来，幼时的我一定不是爸妈心目中的“好孩子” 。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认识的人中也没有出过因为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人，“爱劳动，耐吃苦”就是当时父母心中“好孩子”的标准。而我显然离这个标准很远，我太爱看书，常常因为看得入了迷，忘记妈妈交待我的家务活。农忙时节，天色暗尽，妈妈拖着一双泥腿疲惫地回到家，看见家里还是冷锅冷灶，而我则在痴痴地看着书，年幼的妹妹在门外跳着橡皮筋。妈妈气极了，顿时朝着我咆哮开了： “就知道看书！看书！看书能当饭吃？村里那么多小姑娘，哪个像你这么懒的？ ！ ”
那时的我，考试常常拿第一名，每个学期都带回家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爸爸妈妈把奖状一张连着一张贴在墙上，几年以后，整面墙都是我的奖状。但他们从来没有过多的欣喜和骄傲，把这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而我也从来没有因为学习好而受到父母额外的宠爱和赞扬。那时候，他们整天弯着腰在田里劳作，他们只看到一粒种子播种下去，慢慢地发芽，慢慢地长大，慢慢地长出果实，他们专注于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更多的粮食，他们不会明白知识可以改变生活，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道理。那时的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的女儿将来可以靠“写字”来养活自己。
那时候的我，当然也不可能预见自己的未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可以不做农民。我只是由衷地热爱着书本，这种爱与生俱来，不带任何功利心。
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几乎看遍了学校里有限的几本藏书，我开始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零花钱节省下来，偷偷摸摸地跑到镇上的供销社买书看。最初买的是几分钱一本的绘画连环画，有《林海雪原》 《水浒传》等，钱稍微多一点，我就可以买两角八分的电影连环画，像《刘三姐》 《铁道游击队》等。买回家的书，我都藏在枕头下面，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偷地看。
在我初中的时候，妈妈去了社办工厂上班，爸爸做了镇上医院的临时工，家境渐渐地有所改善，我用来买书的零花钱多了起来，我的书也慢慢地多了。我在小床的内侧放了一块木板，整整齐齐地码上一排书。临睡前，我必定会随意地抽出一本书，任意看上几页，然后在“三更有梦书当枕”的滋味中酣然入睡。
几年下来，我的小床已经挤不下我越来越多的书了，我开始对这种“书似青山常乱叠”的状况表示不满，我渴望有一个书柜。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审美眼光里，我觉得最漂亮的书柜应该是那种米黄色的，高大，宁静，我心爱的书们透过玻璃争先恐后地向我发出争宠的笑。我要求了几次，但做这样一个书柜价格不菲，爸妈显然有点舍不得，所以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总觉得是敷衍和糊弄。
我决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在后院丢弃的废铁中，找到了两个差不多一米高的铁架。常年日晒雨淋，铁架已是锈迹斑斑。我艰难地把它们搬进屋，找来砂皮，使劲地除去铁锈，又笨拙地涂上防锈漆，还找来几块木板，擦洗干净，搁上铁架后，将所有的暴露部位都糊上一层纸。傍晚时分，我筋疲力尽，满身铁锈和油漆，但仍然兴致勃勃，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架。
我把它放在房间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放了一层又一层书。很简陋，但我却真诚地为它骄傲。爸爸妈妈晚上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拉着他们来参观，期待着他们的惊叹。他们久久地不说话，轻轻地抚摸着我的书架，眼睛里有了温柔和疼爱。也许那时我还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孩子” ，但因为爱，他们也就纵容了我的嗜好。
1986年，我家造了楼房，从此我有了自己的书房。因为没钱做装修，所有房间都是一色的白壁，唯独我的书房贴上了墙纸。令我意外的是，书房里居然还站着一个高大的书柜，是我一直向往中的款式和颜色。听爸妈讲，那个书柜要270元，是他们几个月的工钱，妈妈嫌贵，但爸爸说孩子喜欢，就给她买吧。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整整六里地，爸爸妈妈就徒步把这个高1 . 8米、宽1 . 5米的书柜抬了回来。我悄悄地转身，不让爸妈看到我夺眶而出的眼泪。
在那间书房里，我度过了最快乐的读书时光。因为没钱买书桌，妈妈陪嫁的梳妆台就做了我的书桌，那一大块镜子便成了挂在我面前的一幅大自然的画了。春和日丽，轻轻推开书房门，等候在门外的阳光便急不可待地涌了进来，拉开画面的帷幕。一望无际的绿色作了背景，悠悠的蓝天，依依的白云，亭亭的小树，艳艳的菜花，袅袅的炊烟，乡村的一切让我的画绚丽而宁静。兴致来时，我会把大书柜里所有书都掏出来，铺满一地。我赤足挽袖，居中而坐，在春天里读书，读整个儿的春天。抬头远眺，春天摆在我面前；埋首书丛，春天装在我心间。春融融，乐亦融融。
就在那间书房里，我开始学习写诗。没有学养丰富的师长可以指导我，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交流，纯粹是凭着一股痴劲整夜整夜地瞎琢磨，买了很多诗集不停地看，不停地摹仿，写了撕，撕了写。
后来我走了一条不很循规蹈矩的人生之路，命运告诉我说：“你不用做农民了，因为你太懒了，做不好一个农民。 ”于是我做了一个靠写字为生的警察。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始终觉得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像农民一样勤劳，像农民一样坚韧，像农民一样吃苦耐劳，只不过我耕种的是心田。
如今，妈妈在市区给妹妹带孩子，她硬生生地把我塑造成了外甥的偶像，外甥是听着我的故事长大的。妈妈很欣慰地说外甥安静、爱看书，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会不免“嫉妒”地想，为什么他爱看书从小就是“好孩子” ，而我竟然要奋斗到今天才会成为爸妈心中的“好孩子” ？
我有时也会写一些文章，故意用爸爸妈妈的名字发表，然后把稿费寄给他们。每当这时，他们会特别幸福和满足，仿佛那钱不再是单纯的钱，他们会用有限的想象力赋予这钱不尽的涵义，乐上很久。而我，想到能够用至爱的读书嗜好，带给至爱的双亲以满足，也就为此感到幸福和满足了。
渔猎黄海滩
文/徐生
下放在兵团农场劳动的日子是辛苦的，挨饿的滋味更不好受，为了改善生活，我们摸鱼捉蟹，逮鸡捉兔，那情那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团农附近的海滩看似平坦，一马平川，其实也有凹凸不平的地方。聪明的渔民在退潮后，于低洼有水的地方打上木桩，用网将东、南、北三面围起来，有的长达数百米，叫樯网。涨潮的时候樯网淹没在水下，退潮后，鱼蟹被网隔断集中到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低洼处，不能再回到大海，被渔民们妥妥地瓮中捉鳖。
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赶海，看见有农村妇女和孩子在樯网里捉梭子蟹。海水很浅，也就没过脚面，梭子蟹又肥又大，爬来爬去，每只都有半斤左右。还有许多大鲈鱼在水里窜来窜去，每条都有二三斤以上。赶海的农民比较有经验，每人手上有一根八号粗铁丝，铁丝的一头绕在木棍上，看见大蟹一戳就是一个。
我们第一次赶海，就带了借来的鱼篓和大篮子，没有工具，看着带刺的鲈鱼和满身刺的梭子蟹，缩手缩脚地没有抓到几只。我胆子大，脱下鞋子东追西赶，瞅住机会就用鞋猛击鱼的头部，同学们也学我的样子，还真抓住好几条鲈鱼，又捉了好多蟹。正高兴，突然有人大喊：“谁让你们抓鱼的？”再一看，来了几个渔民。“把鱼拿出来。”一个渔民说着就要抢我的鱼篓。“干吗给你？别人抓你怎么不管？”“你看看有没有第二个抓鱼的！”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农村的人哪怕鱼在脚边也不抓，他们只捉蟹和其他海产品。旁边有个农民说：“鱼是不能抓的，你们破坏规矩，以后蟹也不让我们抓了。”原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樯网里面的鱼是不可以抓的，蟹和其他的海产品赶海的农民可以沾光，渔民并不计较。难怪渔民姗姗来迟，因为农民都会遵守这个规矩，他们不用担心，却没想到遇到我们几个愣头青。有一个渔民上来打圆场：“你们几个人是第一次赶海吧，看手都戳破了，老大，让他们留个二三条行不行？”“行，下次别抓鱼了。”人家给了梯子，我们自然顺水推舟，事情圆满解决。
大海是慷慨的，农场附近的海滩上，有一条被海浪推上来的贝壳形成的贝壳垄，足有一米高，说不清是多少年的积累，也不知绵延多少公里，一眼望不到头，底层都已经风化破碎，足见这片海域盛产蛤蜊。
连队为了改善伙食，农闲时组织大家去赶海，专门捡蛤蜊。我们看见农民用铁丝在地上一戳就提上来一个蛏子，觉得很神奇。连长说：“别眼馋，马上叫你们忙不及。”他让我们每一二十个人围成一个圈，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转圈，转了几圈后，圈内的土地就活了，蛤蜊和小螃蟹一个个眼看着从土里冒了出来。跑得快，蛤蜊就冒得快，大家一边跑，一边喊“快、快、快”，嘻嘻哈哈别提多开心了。
大海是无私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海产品。六七月份东南风一刮，海水退潮的夜晚，农民就从十几里以外，提着自制的防风煤油灯，走马灯般地从我们连队前的大路上向大海进发。一问才知道他们去海边捉一种小螃蟹。螃蟹不是秋天才肥吗？老同志告诉我们这种小螃蟹和大闸蟹不一样，现在是繁殖季，多的时候铺天盖地，秋天就没了踪影，这时候最肥。我们连队紧靠海边，这次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看见有人提着灯下海，我们就跟着出发。上了海堤往东看，海滩上星星点点全是灯光，堪比天上的繁星。走到海边，地上小螃蟹到处都是，爬来爬去，只管捉了往桶里放。
我们找了个地方，挖了浅浅的一条沟，隔一段挖个坑，刚好把水桶放下去，把芦帘竖起埋好，准备就绪。乱爬的小螃蟹到了芦帘前过不去，就贴着芦帘根爬，到了水桶那儿也不回头，接二连三就下去了。我们分别守在桶边，只要用勺子舀进蛇皮袋就行。第二天洗干净，加点盐一煮，装在几个脸盆里，不管去还是没有去的都来吃。小螃蟹只有一元硬币那么大，蟹黄却有小蚕豆那么大，又鲜又香。
连队的食堂会在水桶里把螃蟹捣烂，然后像做豆腐一样用纱布吊浆，沉淀后撇去清水，把浆水放在大锅里加温，就形成了像豆花一样的块状，这就是现在苏北著名的一道菜“海豆腐”。用它来烧青菜，只要吃过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鲜得掉眉毛！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幸福指数与素质有关
文/唐胜一
去乡村逛逛，我们总会被一幢幢漂亮的新农房所吸引，特别是了解到部分农户购买了小汽车，以及大多数农户在银行有存款，真个让人很是感慨：农民幸福指数蛮高哩！
这是改革的红利，我也替兄弟姐妹高兴！近些年来，由于党和国家之政策重点对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各行各业精准扶贫，加上广大农民的自身努力，农村旧貌焕新颜，农民也挺直腰板过上了好日子。应该说，幸福指数是蛮高的。
但是，我们若换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还是有些问题的。现今多数农民的确有了钱，但钱绝不能与幸福划等号的。现今农村各家各户建起了新房，可真没几家有书房置书籍；彩色电视机普及了，而电视剧成了首选，甚至新闻联播也不愿看；阅报栏建起了成为摆设，有的还遭到破坏；政府投资添置环卫设施，有的视而不见照例随处乱扔垃圾；乡村道路建设好了，有的不但不维护，甚或蚕食。
由此看来，很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整体素质的好坏，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二者不仅相关联，甚或关系很密切。全国人民代表、江苏省盐城市仰徐村党委书记徐荣春讲过：“道德涉及一个人的素质、修养。法律的实施离不开道德力量来辅助。有素质的人是不会随便去踩踏法律红线，触犯法律的。而且村民道德素质提高了，社会矛盾自然也就少了。”社会矛盾少，也就意味着日子过得较幸福。徐荣春还在村规民约的基础上创建了“道德银行” ，从村情出发，制定出一整套的具体章程和操作方法，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积极响应，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所以说，在提升农民幸福指数的过程中，我们切不可忽视对农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教育，因为钱再多，要是没有好的道德素质终究会要栽跟头，不能幸福长久的。同时，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自觉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升综合素质，让幸福天长地久。
立春
文/王琪
有一缕柔风，叫春风，有一个节气，叫。，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名字，携带着时光温润的气息，流泻着岁月古木的馨香，每年的2月4日前后款款来到人间。她告别了一个秋收冬藏的故事，又开启了一段春花秋实的情节。在此之前，大地冰封，万木凋零；在此之后，东风解冻，百草回芽。那些蛰伏了一冬的虫蚁，期待破土而出，那些跃跃欲试的小草，期待春风吹又生。诗人们酝酿春天的诗句，农民们唤醒播种的耕牛。
岁月在成长，年华在老去。只有二十四节气，像长生不老的星辰，像历久弥新的童话，永远年轻在华夏民族的历史册页中。这个叫“立春”的节气，她穿过秦时明月汉时关，趟过隋唐烟云宋时雨，飞越明清的篱笆，一直碾转到今朝的驿站。
立春作为节令，早在春秋时就有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正月节，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自秦代以来，就一直把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到了汉代，曾将立春这一天定为春节，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3年，当时的民国政府下了一纸公文，明确每年的正月初一为春节，此后立春便仅作为节气之一存在并传承至今。
厚重的民族文化雕刻在历史文化的皱纹里，许多的记忆在山水里留存，许多的风俗在时光中沉默，于万境的苍茫中遥看古老的人文风景，重温那些渐行渐远的民风民俗，那些精致细腻的民族风情和文化内涵，在明亮的光阴里逐渐地丰盈。“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水，春官鞭春牛。”流传在华夏大地的这首民间歌谣，记载了远古立春时节，鞭打春牛的盛况。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就有立春举行迎春仪式的盛况，天子要在这一天，亲率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行布德施惠之令。《事物记源》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要在这一天举行鞭打春牛之礼，这就是立春又叫“打春”的来历了。打春习俗到了明清时期，因受到当朝统治者的赞许而上升为国家行为。《燕京岁时记》云，“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可见在古代立春已超越了农历24节气只标示节令与气候的意义，而上升成为一个节日了，也就有了民间“立春大于年”的说法。而今那些“春娃”“春鞭”“打春”的习俗，那些称做“春卷”“春酒”的民间美食，依然在秦州大地依稀可见，依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触动你的情怀，感动你的心灵。
立春，是春天的第一声问候，是新年的第一次律动。她引领春天的方阵，迈着整齐的步子，踏过24节气的明月，踏过春华秋实的丰盈。长在土里的立春，开启年轮的转盘，把最真诚的祝福，呈献给农民；写在诗里的
立春，浸染翰墨的书香，把最优雅的诗句，奉献给大地。只有农民与节气休戚相关，与节气血脉相通。因此，节气是农民最忠实的朋友，最可靠的知己，只有农民对节气理解最透，解读最深，年年岁岁他们挥舞着锄头，循着节气的脉络，播种、耕耘、收获，他们沿着季节的起伏，走过昨天、今天、明天。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做飞花。”立春时节，北国大地依然寒风习习，冰雪处处，但在农民心目中，这个时节意味着生长，象征着温暖，心中是鸟语花香，是耕耘播种。“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这是他们休息的最后一天，从此，他们将鞭打春牛，唤醒农具，走在春天的田野上，走在四季的琴弦上，播种梦想，耕耘希望，收获理想。
万紫千红，总是在立春醒转后的节气里将生命唤醒。“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从远古到今朝，从塞北到江南，一拨又一拨的人，都要在这个让让万物苏醒的节气里，越过立春的栅栏，匆匆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并种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想，许一个山高水长的诺言，然后，让他们依附着季节的枝头，生长发芽，开花结果。
金色的麦子
文/郭志刚
节气到了小满，麦尖逐渐泛黄，布谷鸟叫了又叫，农民们开始为麦收做好准备。
俗话说，“早修农具早打算，莫等麦熟打转转”。农民们第一要准备的就是收麦的农具，像木扬锨、杈筢、木耙、大扫帚、镰刀等是一样都不能少的。俭省惯了的农民把上一年的农具从老屋里翻出来，左捣腾右捣腾，重新修理一番。实在不能用就到集市上去买新的，这个时候乡村总是逢会，叫“小满会”。会上，卖得最多的是琳琅满目的农具。农民把农具放到手里试了又试，挑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比划着拿个姿势，看顺手不顺手。如果挑到称心如意的农具，总是憨厚地笑笑，像战士得到锋利的武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昨天还略微挂黄的麦子，一夜热风，就熟透了。天还没亮，农民们便握着早就磨得飞快地镰刀下地了。麦田里人影绰绰，人们弯着腰，一个撵着一个地挥舞着镰刀，谁也顾不上说话。当太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晚起的红脸，老人和孩子们提篮端罐地往田间地头送来早饭时，麦地里一捆捆的麦个子已顺着麦垄排成长长的队伍了。
割麦子是农活中比较累的活。当时父亲在工厂上班，生产队割麦子的任务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很能干，我现在清晰地记得母亲割麦时的身影。她的腰身朝一垄垄的麦穗深深地弯下去，一手揽过一把麦子、一手挥起磨得雪亮的镰刀，抡圆胳膊，刷刷地划着优美的弧线。割麦子也有快乐的时候，有时在麦田里会突然窜出一只野兔来，这边有人撵，那边有人堵，麦田里刹那间一片欢腾。偶尔还会在麦田里发现小桃树或小杏树，惹得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根上捂上一团泥土，移到自家的院子里。
割完一地的麦子后，母亲把麦子打成捆，然后装车，拉向打麦场。如果说割麦是比较累的活，那拉麦子就是最累的活。刚割完麦的田地比较松软，拉麦的架子车装得又很高，所以拉起来很沉，要是过田垄和路口就更困难了。有时我帮着母亲推一下，母亲就说轻快了许多，露出欣慰的笑容。
麦子进了场，生产队先把麦秧子垛起来，然后一场一场地打。打场要先晒场，就是把垛起的麦秧子摊出来，让太阳晒干，晒一会再翻一次。中午，开始碾场了。几个强壮劳力赶着骡马拉起的石磙一起上阵，只见他们左手牵着牲口的缰绳，右手举一把长鞭，不时在空中甩几下，发出叭叭的响声，令围观的人羡慕不已。等到麦秸渐渐轧碎，麦粒完全从麦秆上脱落出来，就碾好了，然后起场。用木杈把麦秸杈去，再用耙子搂去那些长秆秆，把剩下的麦糠麦子，顺风推成左右两堆，就可以扬场了。扬场是个技术活，一般由农村的老把式执锨。爷爷就很在行，只见他满满地铲上一锨，逆风斜向上抛去，风把麦糠吹得远远的，麦粒却在上风头沙沙地落下来，打在地上发出脆脆的响，那是让农民心醉的音乐。一小会儿就扬出一大堆麦子。椭圆形的麦堆，金光闪闪的麦粒，黄中带红的颜色，看着就让人高兴。
打场也有麻烦的时候，有时刚把麦秆铺好，天有不测风云，又要下雨了，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赶紧把铺好的麦秆重新垛起来，用塑料布盖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电影里，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里不时就有这样的镜头。
生产队打麦很慢，一场一场地打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将最后的麦子颗粒归仓。于是，麦收进入了最后一道工序“垛垛”。人们将碾碎的麦秸堆成山一样高的麦秸垛，慢慢喂生产队的骡马等大牲口。垛垛也是乡村庆祝丰收的时候，生产队要蒸白面馍、炸油条，让村民们大吃一顿，到这时一年一度的麦收才完全谢幕，村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让他们兴奋不已的打麦场。
现在，麦收用上了联合收割机，一个麦季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麦场已成为历史，石磙、镰刀等农具进入了博物馆，但关于麦收的记忆，却让我们不能忘怀。
我和农民办“春晚”
文/经友三
近些年来，我回农村老家和农民接连办了六届春节联欢晚会，把沉寂了近三十年的古村文化生活激活了起来。我们村被自治区文联命名为歌舞村。
和农民办“春晚”始于2011年。那年我回老家过春节，见原本很活跃的文化生活荡然无影，村族们以打牌取乐。我提议开个联欢晚会。村族们既高兴又担心，议论说，好是好，就怕几十年未搞文娱活动了，如今搞起来不像样子。我说，我们自娱自乐，要求不要很高，会唱歌会跳舞的，自动报名参与即可，就是出点洋相也无所谓。应大家的要求，我赶编了四个演唱节目让积极分子排练。当时大礼堂没有舞台，大家扛来木料，拉一条绳子与观众隔开当作演出场地。一切准备就绪，元宵晚上就联欢演出了。
全村男女老幼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观众中还有邻村的群众。台上参演的人，有夫妻对唱的，有母子互动的，有七十老翁，有乳臭未干的小孩，他们演出的节目，有在城里打工学来的，有从影碟机上学会的。两个多小时的表演，让大礼堂溢满了笑声、掌声。农民办“春晚”，当时还是件新鲜事。全州电视台的记者闻讯赶来，录制了九分多钟的专题节目播出了。
这意想不到的成功，让村民们欣喜若狂，一见我就说，你回老家过年村里就热闹了。我心中窃喜，觉得做了件让村人满意的事，尽了一个老党员应尽的义务。我对村族们说，从今往后我们每年照旧联欢，形成习惯，好不好？“好！你往后要年年回来过春节啵。”
此后不久，村里农民业余文艺队建立了，腰鼓队、号乐队、老年协会成立了。活跃的文化生活引起了县、镇领导的重视，在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建起了舞台，检修了大礼堂，村民集资安了电灯电扇，还清理了古樟下的垃圾场和新公堂，为嫂子队、老年队开辟了活动场所。每周有两天，常见这些活动场地有踏歌炫舞的人群。村族在外工作、经商办企业的能人，每年都赶回参加联欢，献歌献舞，捐资助兴，为参演人员颁发奖状和纪念品。最近三年，邻近十几个村的文艺爱好者都到我们村参演，形成常态化的春节大联欢。
农民业余文艺队成了培育人才的学校，号乐从的六名队员原来没有一个人识简谱，经过几年锻炼，个个可以熟练地吹奏几十支曲子。文艺队参加县（镇）文艺汇演或公益演出，多次获奖而归。
在和农民办“春晚”活动中，我深深体会到，农民对活跃文化生活有强烈的欲望和底蕴，就像一堆干柴，只要给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焰。所以，群众的热情也激励了我的兴致。这六年，我为文艺队编写了近三十个演唱节目，通过小戏、唱词、歌曲，宣传十八大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赞扬新人新事新风尚。我想，给人欢乐，自己欢乐，让大家在欢乐中和谐生活，是件很有益的事情。人老了，做不了大事，能和农民一起办“春晚”，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
洋芋花开
文/赵元波
农民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洋芋，开春时节，洋芋苗就开始露出头来了，长势不错，郁郁葱葱，等到了夏季，洋芋树上竟然开出一朵朵花来，白色的，紫色的，一朵朵，在微风中摇曳着，看上去跟别的花还真是不一样呢。
也许是少见的缘故，有个城里人看到了，觉得很美，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洋芋树开花呢，于是就一个劲儿地拿着手机在拍个不停，还把这一组洋芋花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获得了很多人的点赞，都说自己还都没有见过洋芋花开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洋芋地里去看看。
就在城里人在拍的兴致高的时候，他发现，在农民眼里，这些洋芋花呀，才不是这样呢，就像是跟民有仇一样，只要见到一朵洋芋花，农民就会把它掐掉，根本就不会留下哪怕一朵洋芋花，在自己眼里那么美的洋芋花，农民为什么一点也不喜欢，并且还一定要把它们给掐掉呢？他有点弄不明白。
后来跟农民说起自己的困惑，农民哈哈大笑：咱们呀，看问题的角度不在一个频道上，你侧重的是洋芋花的美，我呢，更看重的是洋芋的块茎，只有把洋芋开的花给掐掉，尽肯能地把更多的养分留给块茎，这样才会增加土豆的产量呢！
经他这么一说，城里人明白了：同样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