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的文章
理发的文章（精选19篇）
理发
文/孙建平
两个多月来长长了的头发，终于理好了。这次理发，地点不在美发店，而是在我家里。理发师不是美发小帅哥，而是我的爱人。念及此，就有了深深的感激。
距离我上一次理发，还是两个多月前的事，在申城的一家美发店。头发理好后，就想等节后在镇江找个师傅再理一次，然后回申城。谁知世事不尽如人意，一场没有料到的疫情改变了我的生活计划，其中就包含理发一项。我在2月9日返回申城，考虑到防疫隔离的需要，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出小区门一步。宅家的这段时间，各项生活用品就通过网购解决，由快递小哥送到小区门口。但是，理发成了难事。日子天天过，头发天天长，疫情还没有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小区。每天，我站在镜子前，看着日渐长长的头发，就有点慌，心想，头发千万不要长得像刘欢或者腾格尔那样。
有一日，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的图片和文字，大意是疫情期间不能带孩子出门理发，就找出家里过去买的一套理发工具，自己动手给孩子理发。看后我就想，自己能不能也在网上买套理发工具，在家理发呢？有了这个念头，我很是兴奋，和爱人商量要在网上买理发工具。爱人听了，自是赞成，立刻在网上搜索、下单、付款。那几日，我天天在手机淘宝上关注物流信息，对理发工具的到来满怀期待。
千盼万盼，理发工具终于如期到来。爱人说：“我可以拿这套工具练练手，但从来没有理过发，剪不好你不要怪我啊。”我说：“没事的，你的能力我知道，绝对相信你。”实话说，我有这样的感觉，自是有很厚实的底气作支撑。爱人教师出身，聪明能干，动手能力很强。我直觉，理发推子在她手里，一定会运用得娴熟自如。那天下午，我在家里椅子上坐下，爱人给我脖子系上围裙。她打开理发推子，在我的头发上操作了起来。那一刻，我关心的不是爱人的理发技艺，也不是最终的理发效果，而是这份家常生活的温暖。理发推子工作时发出的沙沙声，传入我的耳朵里，一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旋律。
没花多长时间，我的头发就理好了。站在镜子前，看到刚才还盖耳的长发一下子变短了，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内心一阵欢愉。我赶紧又给自己剃了个须，顿觉神清气爽。眼前仿佛浮现出好多年前看过的某部电影里的情节：男主角受动荡岁月影响，在外面漂泊流浪，时间长了，蓬头垢面。后来，在女主角的帮助下回到城里。进城后女主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男主角去了一家理发店，经过理发、修面、吹风、上油，转眼之间，蓬头垢面的男主角像换了个人一样，变得容光焕发，英俊潇洒。想到这里，我忽然自顾笑了。我没有这个男主角的坎坷经历，也没有他的英俊潇洒，但我对于爱人的感激，应该和电影里男主角的心思一样。我对爱人说：“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去理发店了，下次头发长长了，还请你来理。”
忽又想到一副为理发店写的对联：“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爱人在家为我理发，技艺不是最高要求，这份寻常家庭的温馨，才最为珍贵。
母亲的手
文/KJ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是一双普通而又勤劳的手。
记得我小时，母亲为支撑起一个六口之家，风里雨里，家里家外，年复一年地任劳任怨，奔波操劳。她的脸上时常写满艰辛与刚毅、焦虑与盼望、痛苦与温馨，一如许多平凡而普通的乡下女人。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母亲一人用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一切。在生产队，母亲可是把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那时，正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妇女一般五分或六分，而我母亲被评为七分。在家里，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还养了头猪和一群鸡。她不怕脏，不怕累，细心喂养以便有个好收益。一年下来，加上父亲的工资，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到年底若能略有结余，过年时我们姐弟四人还能添件新衣或新鞋。
记忆中，母亲总是起的很早，每天先给水缸挑满水，然后打扫院子、收拾屋子，再给我们姐弟四人做早饭，等到我们吃完饭了，上工的铃声也响了，母亲又急匆匆去上工。午饭后，别人还在休息，她却拎着担笼去离我家不远处的河边，或者拔猪草，或者捡柴火。到了晚上，当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母亲却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精心地纳着“千层底”。由于长期在煤油灯下熬夜，致使母亲的眼睛过早地近视而不得不佩戴了眼镜。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又是一双粗糙而能干的手。
母亲慧心巧思，长满老茧的手干啥像啥。无论织毛衣、裁剪还是理发样样在行。那会儿，去镇上理发交通不便，母亲就自己买了把手动推子，为我们兄弟几个和邻居家孩子理发。时间长了，母亲的“顶上功夫”已经非常精湛，还义务当起了村上的“理发员”，使我常常在小伙伴面前感到骄傲。
同时，母亲还买回一本裁剪书，边学边剪，又当上了村里的义务“裁缝”。每逢农闲时节或下雨天，母亲常常帮助左邻右舍裁剪衣服。特别是春节前夕，我家门庭如市，不是来找她理发的，就是找她做衣服的，有走路蹒跚的小脚老奶奶，有拉着孙子的大叔大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呼着他们，让他们满意而归。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可又是一双善良而温馨的手呵！
我小时候，村上有个五保户刘奶奶，生活过的非常拮据。每逢过春节，或者换季时，母亲都会为她买块布料，为她量身定做件新衣服，然后送过去。
孩童的我特别崇拜解放军，也经常喜欢穿军装。于是母亲就买来了军绿色的布料，为我缝制了一身军装，还用红布嵌上“红领章”和“肩章”。穿上“军装”的我，那时神气而威武，着实让村里的小朋友羡慕的不得了。
离我家不远处，有个陡坡，村里人出行都必须从那经过。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那儿过的时候，遇见推车的，不管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总会帮忙推上一把。即使架子车上拉的是土粪，母亲也不嫌弃那刺鼻的臭味，依然吃力地帮着推着上坡……后来，经过几次修路，那个陡坡早已成了平路，但母亲推车的身影与善良却铭刻进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常常想起母亲的手，那么温暖，那么慈爱。如今，深爱我的母亲真的是老了！每每望着残缺的远山和夕阳下母亲瘦弱的背影，我不由觉得心疼。母亲那双曾收获过沉甸甸喜悦和沉甸甸忧伤的双手，也更加的枯干，没有了往日的灵巧。抚今追昔，触景神伤，此刻我禁不住捧起母亲的小手握紧，泪如雨下，泪如泉涌……
推头
文/朱百平
啥叫推头？推头其实就是理发。在关中乡下，没人把推头叫理发的。如果有谁说理发，乡亲们会骂他是撇洋腔，忘了家乡土音这个根本。
说实话，我最怕推头。小时候怕，现在也怕。小时候怕，是因为手动的推子时不时地会夹住头发，疼得人直咧嘴。现在怕，是一向不服老的我，推头会将染发暴露。眼看着白发增加，郁闷。
头顶三千烦恼丝，推头是必须的。小时候在乡下，别说村里，乡里都没有理发店。头发长了，年长的人大多剃头。一刀一刀地，刀子锋利无比。看着那场面，娃们打死也不愿剃头。可村里会推头的人很少，破旧推子又总是很钝，总会夹头发。当头发被夹时，有些孩子还能咧着嘴忍住，有些则会疼得杀猪般地喊叫。也有个别孩子剃成“光头强”的，这大多是因为头发长得实在不像话，一时又找不到推头的人，家长只好将孩子按在膝上剃。剃完脑袋锃亮，同龄的娃们禁不住你摸一下，我拍一把，惹得这倒霉孩子不胜其烦。有的家长剃头时会多少考虑孩子的感受，只将脑袋四周头发剃去，头顶的头发则留下。发型酷似戴着一顶帽子，是标准的陕西冷娃头。还有的家长更是绝了，找来家里的大剪刀，剪得孩子的脑袋层峦叠嶂，惨不忍睹。
参加工作后，工资里有了五毛钱的洗理费。但那时个体理发还没有兴起来，大街上的理发店都是国营的。从门口向里望去，几十把理发椅一字排开，很是壮观。你不论什么时候去，都会有一二十个人在排队。慢慢等吧。眼看轮到自己了，理发师傅上厕所了。这一等，随便十几分钟就过去了。最惨的是有络腮胡子和头大的主，头难打理。到跟前了，不是这个出去了就是那个上厕所了，害得人家不得不等更长时间。
现在好了，出大院不到二百米的街上就有四五家理发店，不用排队，随到随理。但每次理发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乡下推头，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剃头
文/王富强
剃头是一种方言，在我们家乡称理发为剃头。
在农村集体劳动时期，每个村都有一位剃头匠，他的职责就是给全村男女老少剃头剪发，因为岗位的特殊性，是少数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之一，但全年获取的工分与其他青壮年劳动力报酬相侔。
师傅整天背着一个木制的小理发箱，里面有推子、剪刀、篦子、梳子、剃刀、鐾刀布等必备工具，每月从村头到村尾挨家挨户为大家剃头。师傅剃头时，先给人脖子上围个又脏又黑的大围布，围裙的顶端凹进去，正好围在脖子上。农村人整天忙于生产劳动，常常是不修边幅，来剃头的人毛发鬡鬇，胡子拉碴。师傅先用篦子把头发理顺，一手拿个梳子，一手拿着手动的推子，一边聊天，一边工作。常规先剪四周，由下往上推，每推一次师傅习惯性地一甩手，把推子上的头发弹掉。有时师傅太大意，推子把头发夹住了，一挥手痛得那人“哎哟”一声，几根头发连根拔起。
那时人们剃头也不讲究什么发型，只要把长发剪短就行了，师傅的手艺真的不敢恭维，他只会剃传统的锅盖头。有时自己都觉得难看，想让师傅换个发型，他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一声训斥，吓得我再也不敢吭声了。
男人剃头后还要刮胡子。刮脸前，师傅将毛巾用热水浸透，平敷在嘴上。师傅在椅子背上系一块鐾刀布，把剃刀反复地蹭几下，鐾刀布被师傅长年累月的荡磨布满了一层油腻腻的淟涊。待刮刀锋利时，一手摸着脸，一手拿着刀，在人的面部、眼睛、耳朵上缓缓地滑行，利而不灼、行而不滞。
师傅还会掏耳朵。掏耳朵的工具装在一个细长的竹筒里，打开盖里面有耳勺、耳刀、耳刷等。掏耳朵的人坐在板凳上，斜着脑袋双目微闭。耳勺先在耳孔里掏几下，再用长而扁的耳刀在里面绞一绞，看到大的耵聍用镊子夹出来，最后用头尖带毛的小刷子在耳孔里转两圈。师傅手法时轻时重，重时那人会呲呲牙咧咧嘴，轻时一副超然享受的样子。眼馋的孩子们看到大人掏耳朵，也跃跃欲试，跑到师傅身边刚一说出口，师傅眼一瞪手一挥：滚一边去。
随着农村生产体制的变革，原先集体劳动被家庭承包制替代，剃头师傅不再拿工分。刚开始人们还是遵照过去老规矩办事，师傅仍然在为大家剃头，但不是免费，而是有偿服务。按照家庭成员人数计算，每年春节前一次性收费。
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的思维注入新鲜的东西，看到县城里逐渐增多的理发、美发店，年龄大的人还安于现状，可年轻人和孩子们再也忍耐不住了。相比较而言，县城的理发店清爽整洁，墙上有一面大镜子，能坐能躺的活动椅，东西简单而不零乱；工具也有很大改进，电动推子按动开关发出嗡嗡的声音，剪起头发干净利索；师傅待客热情，手艺也好，理发、烫发、染发样样精通，剪出来的发型不仅好看，而且还用水和香皂洗头，感觉这样的理发才是超值消费。
对当地剃头行业的冲击还不止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一些外地剃头匠在农闲时纷纷外出寻找财路，走村串户吆喝着：剃头、刮胡子、掏耳朵……村里的师傅看着别人纷纷入侵，原先固若金汤的防线彻底坍塌了，曾经的市场、顾客在逐渐流失，师傅在望洋兴叹之余，再也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天他也跑到县城开起个体理发店，并取了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名字：××美容美发。他想在自由开放的市场里拓展传统手艺，继续和同行们相互竞争角逐，分得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杯羹。
过去的剃头，现在称之为理发或美发；过去的剃头匠，现在称之为理发师或美发师。剃头这个老行业不仅没有消亡或萎缩，而且在匠人们的不断努力下，“顶上功夫”呈现出光前裕后的发展态势，也满足人们追求时尚快乐生活的精神需求。
我家的那把德国推子
文/江北乔木
在我们每个人的漫漫人生路上，往往会对所经历过的物事怀有念想，一如半路中走失的朋友一样，总是值得你去怀想。这些不寻常的物事中，有的惊艳了时光，有的温柔了岁月，都曾对你的人生或多或少地有过影响的，我家的那把德国推子便是如此。
我家的那把推子比我进家门还早，自我记事起，就见它已是大半新的样子了，可见在我家已不知度过多少个春夏秋冬了，在我面前可以以老自居了。一直放在我家桌几子的小橱里，成了那个年代我家里的一个物件，也成了我心灵上的一个记号。
那把推子是不锈钢的，乍一看还有点别扭。因左面手把是固定的，右面手把是活动的，这样的制作因固定方位原因，就造成了两把手角度偏离着，看起来一面大、一面小，不对称。与通常的两面活动、对称的推子不同。后来听说，这还是一把推子，还是“德国造”呢，说是这种推子理发时更容易把握，固定的左手把能更好地把握理发的走向，灵活的右手把能更好地把握着理发的力度，说的还蛮有道理呢。从此，我对这个“偏”推子消除了偏见。
父亲视这把推子为至宝，也是用它练会理发手艺的。他平日里精心保养着它，经常擦拭着，滴上油润滑着，碰上有好理发的，拿出来擦拭一下就行了。父亲常年为我和弟弟理发，街坊邻居有上门来找着理发的，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拿出推子了一擦拭就开始理发，都说父亲耐心烦，理的发挺好。不知是父亲的理发技术好，还是这把德国理发推子用着好。
对这把德国推子，我一点都没觉出它好在哪里。可能因这把推子用得时间长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口了”，而润滑、咬合不太好，理发时常常夹头发。每次父亲给我里发前，我都心里打怵，提心吊胆的。有时理着理着，就夹着我的头发了，推拽着头发生疼，我就会吆喝：“啊呦，夹着头发了，挺疼。”父亲接着停下来，把推子卸开，把头发渣吹吹，在推子头滴上几滴火油，接着再推，就好了许多，大都能顺利推完了。可有时中间擦拭、滴火油几次，才能给我理完发。每次理发都成了我挠头的事儿。所以，因夹头发，我便记住了这把推子。
这把推子虽说夹头发，但我对它并不反感。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面，不可能那么完美。我有时还拿出推子来把玩一下，还想将来拿它学手艺呢。及至我长大后，还真有个找我理发的，那是我的叔伯弟弟。他对我说：“哥哥，你给我剃剃头吧？”我说：“我不会剃，等你大爷来家给你剃吧。”他知道我父亲忙得很少有空，就催着我说：“不要紧，剃什么样算什么样，再不行就刮‘电灯泡’”站在旁边的母亲一看弟弟的头发很长了，又说出这样的话来，就说：“快给他剃剃吧，能将就着就行。”我不好推辞了，不过我心里真没有底啊，一点都不自信地拿出了推子。
弟弟在葡萄架下阴凉处坐定，我就开始给他理了起来，理着、理着，我就不会理了，手有点打哆嗦。因为理发是有讲究的，上下要把握住长短，左右要考虑对称，不是随便拿起推子就能理的，我看着理的发越来越不像样子。这时我想起了常听人说的：“你看你剃那个头，像叫什么啃的样的。”“这谁给你剃的头，真像个特务。”想到这里，我更不敢理了，就跟弟弟商量说：“怎么办？不会理了，再理下去会很难看的。”弟弟很好说话：“要不，就刮‘泡’吧？”我说：“刮‘泡’也不会。”我当时心里很是着急，骑虎难下，后悔弟弟找我理发而理不好，没有金刚钻，不该拦这“瓷器活”。
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只听街门“吱呀”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我跟来人打了声招呼，她见我正在理发，便问：“剃头？”我说：“嗯，不会剃。”母亲这时听来人了，赶紧从正屋里出来，介绍说：“这是乡计生办里你姜姨，她都是自己给孩子剃头。正好，快叫你姜姨帮着剃剃吧。”我正好接不上八条腿，说了声麻烦之类的客气话，就把推子谦恭地递了过去。
姜姨接过了推子，看了看我推的程度，稍一思忖，打上就来，一看就是熟手，“三下五除二”，仅一会工夫，发型立显，我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暗自佩服。
我当时想，一个女人竟能把头发理得这么好，真不简单，平日里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我现在想，理发也是一门艺术，要想把这门艺术学好了，必须经过一番勤学苦练才行。单凭热心和一时冲动是不行的。那次遭遇的尴尬局面，使我永远难忘，对那把我第一次用的德国推子也铭记在心。
不知从何时起，我家的那把德国推子不见了，留下了我深深的思念和对往事的回忆。那把推子理过我的发，我用那把推子理过令我难忘的发，留下了我的手迹，伴我度过那不寻常的年代。
深秋的大地
文/谢观荣
草木庄稼是大地的头发，农民是热情的理发师，他们为大地理完发，然后任疲劳的大地沉沉睡去，直到来年的春暖花开。
在我家乡，理发是一件喜事，不管是孩子第一次理发，还是六岁、十岁生日那天的理发，都要舅舅给红包表示庆祝。而老人理发，一般选择晴朗的下午，坐在树荫下或者阳光里，任理发师将乱发剪去，将头皮刮得铮亮，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儿时的理想是做一个理发师，可以在别人的头上用剪刀随意发挥，后来我成了一个农民，在每一年秋天，用镰刀为大地理发，怀着一颗感恩而虔诚的心。
儿时，我在深秋的大地上奔跑，大地坚硬冷漠，没有给我留下哪怕一个小小的脚印，我总是看不清自己走过的路。累了时，我伏在落叶堆里酣睡，闻着菊花幽香入梦，因为有了大地的支撑，我的梦平凡而落到实处，睡着了跟醒着差不多，我没有更多的幻想。深秋的大地比我睡得还要深沉，不知它的梦里，是否有我奔跑的身影，有我灿烂的笑容和断断续续的歌声？我没有亲吻大地的习惯，就像从来没有亲吻过家人，但却不会影响亲人之间的默契和情谊。
深秋的大地开始有了霜粒，就像早生华发的父亲，长辈的辛勤劳碌被我们看在眼里，慢慢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面对广袤的大地，面对柔软的枯草和抱在一起取暖的落叶，应该回家的人都在抓紧时间回家，这是一幅最为经典的画面，母亲踮脚眺望的身影，永远牵动着四处流浪游子的心。天冷了该加衣，母亲缝制的新衣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带着人世间最温馨的祝福，等待着孩子的回来。此时大地上，千万条回家的路全都平坦坚实，老远就能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叩开母亲焦急的心窗。
我在深秋的旅途中，会有意无意留心植物的秸秆，这是农民的习惯。从秸秆可以判断出收成，判断出一个地方的生活是否富庶。秸秆是大地入库的刀枪，深秋时节，一切都归于平淡，万物迎来难得的和平时期，所以大地才能安心入睡，才能酣然入梦。有时候，觉得深秋的大地像孩子，玩累了疯够了，自然不再哭哭闹闹，自然就会沉沉睡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睡眠越来越少，实在舍不得把金贵的时间用来睡觉，可醒着又能干什么呢？看大地香甜的入睡，听大地轻微的鼾声，真想伸出手指去刮大地的鼻子，让它在睡梦里可以自由惬意地翻身。
深秋的大地还是那个无私的大地，每一粒尘土都是它的牵挂，即使再细小，也是一份心意。正因为有了悬浮的飞尘，才有了立体的人生，才有了附着的支点，才有了前方的希望。深秋的大地的确很累，千万别笑话北风带来的遍地狼藉，就像母亲给我们做的一桌丰盛饭菜，我们吃过了，散了，而那凌乱的杯盏碗筷，还要等着母亲来收拾。深秋时，我们别再争吵，我们别再嘶斗，就连走路说话都轻声点，让大地母亲睡得踏实些。
正月为何不剃头
文/桂孝树
每年正月，大街小巷里各种店铺都放起鞭炮陆续开门营业，很快恢复了往日红红火火的景象。唯独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头各家大小理发店却是异常冷清，与节前排队做发型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这种现象来源于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间传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坚守着正月不进理发店的习俗。一般人们早在春节前就理了发，即便节前太忙没有理发，也要等到二月初二这一天才去理发，这天被称为“龙抬头”，在这天理发是“剃龙头”，一年都会顺利，因此正月里自然也就不用剃头了，从而有了“二月二剃龙头”之说。
对正月不剃头的说法有多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穷理发匠，他和舅舅的关系非常好，给舅舅拜年时拿不出像样的礼物，于是，理发匠串亲戚时就带上理发工具，精心给舅舅剃头刮脸，也算是送上了一份礼物。舅舅非常理解外甥的一片孝心，每逢春节，专等外甥来拜年时让外甥给他理发。后来，舅舅去世了，理发匠一到春节就会想起死去的舅舅，给别人理发时，精力集中不起来，稍一分心，就在顾客脸上开个小口子，顾客不满意，就责怪理发匠并问其原因，理发匠说：思舅。于是，人们在正月里就不敢找这个理发匠理发了，因为“思”和“死”谐音，人们就把不理发的原因讹传为“死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最有说服力的是源于1644年满清统治者多尔衮入关后颁布的《剃发令》，为了推行剃发令，特地组织了专业的剃发人员命名“待招”。清政府把全国的剃头匠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圣旨的旗杆，打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这些剃头匠在城市搭建席棚，走街串巷，奉旨把人们的头发一一拿下。
而汉族男儿自古就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剃头简直就是剔命。”当时的江浙一带对于剃发这种制度非常的抵触，而且因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人们用“正月不剃头‘思旧’”作为一种对清朝政府的抵抗，去咒骂清政府强行推广的“剃发令”。为了避免因“思旧”遭到政府的打击，就演变成了“正月不剃头，思舅（思旧的谐音）”。民间传来传去，后来，“思舅”被讹传为“死舅”，以讹传讹，也就有了后来“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的说法。
当然也有人说头发是“发”的近义，而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人们不愿新年伊始就失去“发”的良好愿望，所以正月里才不剃头。人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正月里理发，对人的身体也非常不好，把头发理了，头就会冷，人体的经脉大多和头相通。头被冻着了，很容易生病。人们若出于孝心，怕伤舅舅，正月里倒也可以不去理发；如果头发已经很长了，该理就理，其实是谁也伤害不了的。
我家的理发师
文/董尚文
剃头，对于一个正常男人来说，一般每一个月需要剃一回。那个年代，我父亲的单位发理发票和洗澡票。不过这样的票不是通用的，只可以在单位的澡堂和理发店使用。我又经常在奶奶家，单位的理发票在市里就失去了作用。
海子边铁路宿舍附近，柳南口上有一家甲级理发店，分为理一次三毛二和两毛八。我理发是学生头，每次需要两毛八。再往北走不多远的前所街路口，有一家小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位江苏老人。他的店里理一次是一毛五分钱。这样理一次发就有了一毛三的差价。我就经常问奶奶拿两毛八的理发费，去一毛五的理发店。剩余的可以去柳巷的冷饮店买一根甲级冰糕，剩下的5分钱，还可以在人民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那时的理发花销还是个大数字了。我们家当时两个表哥、一个表弟，加上我有4个需要理发的脑袋。细算起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
为了省钱，大表哥买了一把推子，学起了理发。我们几个就开始把脑袋给他，让他练手。那时，我们都还小，剃成啥样也不要紧，一开始剃出来极不均匀，一棱一棱的，好像水渠，又像梯田。理不好，剃光，再换一个脑袋，我们三个轮着来。心灵手巧的大表哥，很快学会了理发，理出的发型没有了起伏大波澜，没有了梯田的造型，到处显得平坦，顺滑，绝不比理发店的手艺差。练了手艺，学了技术，省了钱，还节省了理发店排队的时间。大表哥自从学会了理发，他的几个同学、同事也经常来家找他理发。
剃头这门手艺，不像建房筑屋的木匠、瓦匠那么起眼，也不像裁缝替人做嫁衣裳那样光鲜。虽说大表哥不会“梳编剃刮捏”“拿捶按掏剪”等十几般技艺，可还是给我们添了乐趣。我们理发时，脱个光膀子，天气暖和的时候，理完了去水管上一冲，碎头发顺水流走；天冷了，把窗帘摘下来，围在脖子上，理完到院子里一抖，继续挂起来当窗帘。
与表哥同在一个铆工组的一位大学生，让表哥理完发后，照着镜子自我欣赏一番。感慨地说：“做天下头等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你的水平真不错，清朝雍正赐给剃头匠的这两句话，你是当之无愧呀。
理发
文/刘明琪
妻子为我理发已有16个年头了，其间从没耽误一次，也没一次凑合。近来理发时，我常跟她开玩笑，说按一月一次累计，你算算这些年来，咱能省下多少钱，赶明日我请你去小寨吃陕北莜面，去曲江吃袁家凉皮。妻子说你请客还不是我掏钱呢，跟平常好的东西都让你吃了有什么两样。她说这话也是事实，因为我向来工资全缴，平常不管买啥吃的买啥喝的。
初开始妻子刀呀剪呀、梳子刷子的置办了一堆家当。焗油的东西也买了好几个品牌，说是先试试，看哪个好用、哪个效果好些之后就用哪个。
开始她的技术还不娴熟，一会儿重了，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长了，一会儿短了，理出的头发自然十分滑稽，是豁豁牙牙的那种，连她自己看着看着都要笑了起来。
而且有许多细节叫人哭笑不得。
比如理鬓角时，她要我将耳朵压下来，且半天不得松手。我说天下理发，怕没一家发廊还要顾客配合做助手吧，这到底是你理发还是我理发呢？
比如有时手不顺会猛然弄疼我，我便喊叫你这是拔猪鬃呢还是薅羊毛呢，自己骂了自己不说，还要惹人家再嘿嘿哂笑一番。
后来便渐渐熟练了。熟练了就讲究发型，讲究好看与否。总体来说她铰过的头发较以前偏短了不少；我知道她这样做是希望我显年轻一点，能朝她靠近一点，这个我能理解，也终于接受了。
妻子给我理发一般需费时一个钟点到一个半钟点。每次理发既毕，她都会缩在沙发里面，一边擦汗歇息，一边等我清扫了地面，再为我去洗换下的衣物。
有段时间妻子腰椎间盘突出了，且遵医嘱躺卧在床，其间还强挣扎着为我理了两回头发。
也有多次她是翌日有课，晚上为我理发焗油后，才去熬夜整理教案的。
还有就是前年夏日的一天，她去英国爱丁堡公差，一时间都把拉杆行李箱搁在了门口，忽然觉得她一走就是一月，走之前必须为我理个发，于是又返身拿了刀剪梳子，匆匆为我理了头发。
对于妻子的上述劳作和辛苦，我从来没跟人家说声谢谢，人家好像也无需我的一个谢字。
窃以为一对夫妻由伴侣而亲人才算入了最佳境界。是亲人就不怕风呀雨呀侵袭，不怕苦呀累呀在肩，也不怕一个健康一个疾病，一个活蹦乱跳一个步履蹒跚。至于锅碗瓢盆磕磕碰碰，今儿个这个恼了明儿个那个恼了，也就不必在意不必斤斤计较了。
街边剃头摊
文/夏云
进入五十岁后，我的头发都是在路边小摊上理的。
街边剃头摊位于小区一条比较僻静的支马路，像过去的弄堂堂口，沿街一堵墙上挂一面镜子，很旧的一张靠背椅子上搭一块白布组成一个简陋的剃头摊，墙上还挂一张约莫A3纸大小的硬板纸，上面用记号笔手写两个大字“理发”，笔画特地描粗了些，下面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字“5元”，字虽小，但还是很醒目。剃头摊还有几个左邻右舍：一个修皮鞋的，一个拷边剪裤管的，一个修伞配钥匙的，旁边还有一张矮桌子，老人们在斗地主，也吸引了不少老年观众，像一个闹市口，还挺有人气的。
在我发现这个剃头摊之前，一直在小区的理发店理发，这类理发店一般租用小区底楼人家的一个天井，租金肯定是便宜的，不用雇工，也不用刻意做招牌装修门面，干净利索就行。伙计就是掌柜的，晚上搭个铺，这睡觉的地方也有了。刚开始是十元，这几年，物价涨了，理发也跟着涨到了十五元。晚上和老婆一起散步经过理发店，我说进去理个发，老婆就陪在一边看着，掌柜的技艺娴熟，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搞定了。我一照镜子，头发理得很短，人一下子清爽起来，觉得蛮舒服。一路上，老婆就说了：“你这种头，头毛没有几根，几分钟，15元钱，除了房租，几乎没有什么本钱，如果一天理三四十个头……”说到这理，她停顿了一下感叹道：“真是小生意赚大钱啊。”回家后，老婆就说：“你头发理得勤，不如买一套理发工具，我帮你理发，年纪大了，也不要太讲究。”也怪网上购物太方便，当晚就上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老婆补充说：“我帮你剃四五个头就回来了。”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人挑担不吃力。”又到了理发时间了，她一一拿出理发工具，像模像样地给我理发，我吩咐说，我不求美观，只求剃短。结果，她像绣花一样，一个头给她弄了近一个小时，碎头发弄得到处都是，抖也抖不掉，头发呢，还是没有弄短，她站着不累，我坐着还嫌累呢。我的头就这样被折腾了好几回，一直不满意，直到我发现这街边的剃头摊为止。
理发大爷60多岁，从学徒开始，从事头剃头匠这个活儿，将近四十年了。大爷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说，退休后，一天不摸头，就坐立不安，想来想去，还是离不开老本行，于是，就出来设摊了。他规定只做上午，下午午休，接着要买菜接孙女，所以下午就打烊了。没说上几句话，我的头就差不多理好了，还剪了鼻毛，修了面。我一摸头，自然相当满意，赶紧摸出十元说不用找了，结果，大爷拉着我，死活要找零，他对我说，如果我一分钱不收，就没有老客户了，如果我收多了，也没有老客户了，所以收五块钱，意思意思，我就很知足很满意了，这又让我不淡定了：他退休工资三千多，这外快是两千多，比我写文章省力多了，真是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
改革开放后，一些老的理发店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容美发接踵而至，到了今天，不少美发店门面越开越大，装修越装越豪华，价格也从平民价跃升为贵宾价。老年人节约惯了，花几十元进剃个头，花几千元买个充值卡，肯定不乐意。我们更乐意在街边剃头摊，冬天晒着太阳，夏天坐在树荫下，一边谈着山海经，一边理着发，度过我们幸福的晚年时光。
关于理发的那些事儿
文/鲍明成
屈指算来，到今年6月底，我家房子拆迁已有18个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每月一次的理发都到张寺村一位姓解的师傅那里，有人问我，你现在住在丹徒新城了，还去那理发，为什么？不会是为了省点钱吧！我直言不讳：“你说对了，我不仅省了10元钱，更重要的是能路过我曾经居住过的方便村，看到熟人聊聊天，那种亲近感打心眼里感到舒适。”
解师傅五十岁左右，虽不是张寺村人，可在张寺村理发已有近三十年，张寺村及周边的方便、元台、上甸、楼岗等村的人都喜欢到他那里理发，就连离那儿五六里之外的东湾、赵家边、槐荫村的中老年人也常骑自行车或步行来理发。所以，解师傅的理发店常常门庭若市，有的人不理发也喜欢端个茶杯来店里聊天。
说实在话，解师傅理发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装饰、设备极其简陋。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低矮平房，屋檐高度仅2米多，地面原先是土地，这几年才铺上了瓷砖。店内没有空调，只有一只吊扇，一台老式彩色电视机，只能收到几个台，还未装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此外，就是一些理发工具，以及几张专供等待理发的人休息看电视用的长凳。解师傅理发，不管男女费用都是10元，小孩更便宜，染发、烫发的费用也比别的理发店少得多。我曾到丹徒新城几家理发店问过，他们都收20元，且不会给你刮胡子和净面。
解师傅虽没有在大城市理发的经历，但几十年理发的实践经验，技艺也非常娴熟。不仅中老年人喜欢找他理发，不少小青年也愿意前来。解师傅给人刮胡子算得上是一种享受。理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刮胡子，解师傅会用温热的毛巾焐在顾客的脸部，尤其是鼻孔和嘴周边有胡子的地方，一般要焐个二三次。等胡子软了，再用柔软的小毛刷子蘸上肥皂沫在有胡子的地方刷一刷，然后就用锋利的刮胡刀在脸部左右上下不停轻刮。遇到长着大胡子的男士，刮一会儿还得把刮胡刀在专用的磨刀布上来回摩擦几下后再继续。胡子刮完，解师傅会用左手在顾客脸部轻轻地摩挲，看看哪里还有胡子没有彻底根除。待确实没有了胡子，就去修剪一下顾客的鼻毛，有时还会为顾客掏掏耳朵。甚至他还会为顾客免费搬头拉筋。
解师傅很有耐心。为孩童理发时，他会拨浪鼓一边摇一边趁孩子注意力被吸引，迅速地把小脑袋上的头发给理好。因此，当地的小孩满月剃胎发，大家都会提前几天就和他预约，不然到了那一天他可不见得有空。
解师傅客气和善，不管什么人来店里，他都是笑脸相迎，遇上比他年长的会以长辈相称，哪怕是不理发的来店里，他也会倒杯水，让你随意看看电视的，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有时他的家里有事，理发店关门打烊，他都会在门上挂个木板，告知何时再营业，并附上自己的手机号，如急需理发，一个电话他会及时赶到。
我喜欢来张寺的解师傅理发店，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看已拆的村庄有没有变化，看看熟人，听听熟人的声音。我每一次去那儿理发，总能遇上好多本村的人和曾经的同事。遇到同事，我们常常会聊起一块上班时的趣事，遇到本村人，我们则会谈起拆迁前村上的不少话题，如哪家孩子考取大学了，哪家小孩现在可有出息了，哪家老人现在身体状况如何等等。要是遇到同龄人那聊的话题就更多了，大家似乎忘记了来这理发的事，尽情回忆起小时候一起“打仗”，一起看电影，一起偷摘香瓜、西瓜的事。几个同龄人话匣子一打开，那些小时候的事就慢慢从脑海中浮现出来了！
是呀，张寺解师傅的理发店虽没有城里理发店豪华，但在那里可以看看自己想见的熟人，听到朋友熟悉的声音，还可以一同回味往事，了解更多新鲜的事儿。而这，正是我常去那儿理发的理由，因为那儿让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电推子里的幸福
文/于秀荣
父亲好些日子没有来我家了，我思量他的头发该长长了，为什么还不来呢？
我就带孩子去乡下看。
我是父亲的私人理发师。
我十五岁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父亲很是发愁，先是叫我去学裁缝，我不愿做针线活，他就要我学理发，反正是非要我学一门手艺，我不忍拂父亲的意，就去理发店做了学徒。每月父亲给理发店送两袋子白面。谁知学了两年半，眼看就要出师了，我竟开始过敏了，走了许多医院都没有看好。父亲长叹一声，只好任由我跟着朋友出去打工了。
我的理发手艺从此也就荒废了。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次，父亲来看我们。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头发长了。他是一个爱收拾的老人，从年轻时候起就特别爱讲究，任何时候出门衣着务必干净整齐，头发一定修理的整整齐齐，脸刮得干干净净，今儿个他是怎么啦？看起来也没有不高兴呀！
我就跟他一面聊天一面很随意的说：“你的头发也长了。”不说还罢，一说父亲便满腹牢骚。说现在的年轻人理不好老人头，还不会刮脸。以前乡上有个王师傅，脸刮得好，发理得也不错，最近不知道干啥去了，门好几天了都没开。
看着父亲无奈的样子，我忽然想到：我当年要是不过敏，那现在我不也是一位理发师吗？于是，我就笑道：“爸，我给你理！”
父亲惊愕的望了我一眼，眼里忽然放开光来，问我：“行不行？”我说：“当然行！”家里已经没了理发的行头，我拿雨披披在父亲的身上，找到了一把手动推子，取来梳子，用女儿做手工用的剪刀，给父亲开始剪发。因为多年没有给人理过发，工具又不得手，我有点担心会剪不好。父亲却高兴的说：“没事，你剪吧！”剪完后我很想再给父亲刮刮脸，可是一来父亲来的时候就已经用电动剃须刀刮过了，二来我也没有刀子，只得作罢。
父亲对我理的发很满意，我看见他周身散发出一种自豪、高兴、慈爱的光辉。我也很高兴。用父亲让我学的理发技术回报于父亲，这是一件多么温馨惬意的事！我和父亲约定，以后他的头就由我理了，以后我就是他的私人理发师了！
第二天，我就瞒着父亲购置了一整套的理发工具。有时候约摸他的头发长了，我会去看望他顺便给他理发。父亲也常常来看我和孩子，头发长了我给他理发，头发要是不长我就给他刮刮脸，修修边子，一把小小的电推子和剃须刀承载着我对父亲浓浓的爱意，也承载着我和父亲的快乐和幸福。
二哥
文/段早红
二哥从小有张麻子脸，还患有日光性皮炎，只要在太阳下一晒，浑身就火烧火燎地痛，无法干农活。因为这，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年岁一大，他便成了穷困孤独的鳏夫。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地位，2015年10月22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兄弟姐妹，留给我太多的不舍与思念……
二哥长我20岁，对我们弟妹几人，沉默寡言的他既有父亲般的慈祥，又有兄长般的关爱。因为身体不适合户外劳动，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在家照顾弟妹及侄子侄女的任务。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了大学，尽管那时大学不用交学费，可每个月需三四十元的生活费，除去我每月领取的一二十元奖学金，还差一半的缺口。二哥便主动帮助我筹集生活费，加上其他亲友零星接济，我总算顺利念完大学。
我很小就被过继给一个膝下无子女的亲戚做女儿。1991年，我的养父病故，留下养母独居乡下。我因工作繁忙，不能常回家尽孝，二哥就时不时去看望。听说养母家的泥瓦房一下雨就漏，二哥惦记着，找人去翻盖检修。由于保护得好，那栋伴我长大的泥瓦屋历经五六十年风霜雨雪依然完好。
为了谋生，二哥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在家里帮人理发，自食其力。记得最初他理一个发只收5毛钱，过了几十年，也只收2块钱。近年来，二哥得了帕金森病，理发时手会抖动，担心伤着理发者，他便不再干理发的活计。
看到孤单的二哥一天天老去，我特意为他开了一个银行存折，每月存入100元钱，作为他的养老金。谁知，给他存折时，他死活不肯接，说他有钱用。
中秋节那天，本是一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二哥却住院了。我接他到医院，他递给我一个红色塑料袋小包裹，要我保管。我随手放入背包里，便忙着帮二哥办理住院手续。忙完，已是子夜时分，二哥多次催促我回家休息，以免影响第二天上班。我为二哥煮饭送饭，看着二哥那小得可怜的食量，我好心疼。后来，我要出差，便嘱他自己买饭吃。可是，当我出差返回时，同病房的病友说，这几天他都没去买吃的。二哥说，他吃不进。我却固执地以为他是舍不得花钱。我一边责怪他，一边给他买来水果八宝粥等等。然而，主治医师的一番话让我沉痛不已。医生说我二哥已病危无治了，且发了几次病危通知，医生已竭尽全力，救治的希望渺茫。
在二哥住院期间，有两个药品供应商获悉情况后，也许是出于对我处的工作岗位有所求，也许是出于对一个五保老人的怜悯同情，先后去病房看他，他都委婉地拒绝了“看礼”。药商提去的水果饮料，他原封不动地让人家提了回去。他说：“谢谢你，我吃不进。”有一个药商去看他，问他是不是药剂科段主任的哥哥。他干脆说：“你搞错了，我不认识她。”二哥坚决地否认了与我的兄妹关系，商人只好提着慰问果品失意而去。事后听他说起这事，我由衷敬佩我的二哥！
哪曾想，二哥住院十天半月后，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病房放弃抢救前，他说想理个发，帮他洗个澡，如有不测，就葬在伯父的墓旁陪伴伯父（伯父是位烈士，未留下子嗣）。二哥生前唯一的这点要求，我们兄妹悲伤地帮他实现了。
忙完二哥的丧事，我想起他嘱我保管的小包裹，打开发现里面尽是五角、一元的零钞！可想而知是理发挣的。一数，不到两百元。数着那一把零钱，我的眼泪又来了，一滴一滴将钞票打湿。
父亲的头发
文/孙长乐
我有一个朋友理发技术很好，因为经常看他给别人剪头，时日一长，我也学会理发了，分头、背头、寸头都会剪。我给不少人理过发，有的是单位的同事，有的是邻居，可他们不是每次理发都找我，不知是他们不好意思总找我，还是觉得我的手艺太一般。只有父亲，我给他剪过一次头后，父亲便不再上理发店去理发了，都是我在家里给剪的。
我第一次给父亲理发，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学会理发，见父亲的头发该剪了，便想着试试手。父亲不肯，怕我剪得太难看。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准许我在他的头上“动剪子”。父亲那时的头发又黑又密，会理发的人都知道，越是浓密的头发越好剪，即便有一两剪子没剪好，最终也能修好。我那次给父亲剪完头后，父亲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非常满意，笑着说，以后他的头就交给我剪了。
大约是在三年前，我给父亲理发时，见父亲的头发变得稀疏了，两鬓也如雪一样白。理发时，在后脑勺的位置，有一剪子没剪好，由于头发太稀疏了，尽管我仔细修剪，最终也没有修好。想到父亲先前那一头浓密的头发，我唏嘘不已。此后，再给父亲理发时，我凝神屏气，分外仔细。
去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我在外地待了大半年时间。回家后，见父亲苍老了许多，满头的头发大都变白了，头顶上也露出了光亮的头皮。父亲说，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他去理发店剪了几次头，觉得剪得不好，也不得劲，他已很久未理发了。
我便找出理发工具，给父亲理发。尽管我剪得很认真，很仔细，可因为父亲的头发实在是太少了，不一会儿，就剪完了。我蹲在地板上，把那些碎发扫在一起，望着那一小撮白花花的头发茬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真的希望，天下的父亲永远不老。
水仙盛放 理发迎春
文/王珉
封城结束，湖北的人们不约而同都走出家门，或许，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想吃一碗热干面吧。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央视记者也有这样接地气的想法并拍摄新闻。
但并非如此，我的湖北朋友们给我展示微信朋友圈的照片，有图有真相，将湖北人的头等大事坦言相告——— 理发，比吃一碗热干面还要简单！想想也是，宅在家里，澡可以自己洗，胡子可以自己刮，热干面可以自己烧，但是这件“头等大事”却很难自力更生，毕竟好多人的头发甚至长到和《流星花园》男主角一样的发型。
我的湖北朋友们理完发，清除一头晦气的旧发，吃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开始迎接一个全面复苏的湖北！他们也买上几把水仙回家，迎接这个迟到的春天。
湖北的朋友们在微信朋友圈摆弄水仙的照片，不由得让我想到春天。母亲总喜欢买水仙花摆在家中对我说：“你看着过年花开，春天就来了！”她将水仙头放在水杯，抑或陶罐中。我喜欢深夜对着电脑屏幕码字，或躺在床上看书，始终让水仙花的暗香入梦。夜深人静时，我与它温柔地相视微笑是最好的陪伴。一把水仙，待到所有的花朵盛放，至少需要八天光景。但它所带来的生活享受，远超过便宜的价格，开春光阴，因花香变得澄澈。而冬寒渐散，我企盼新年新的愿景，静待下一个明媚春光的到来。
父亲是警察，虽然身材魁梧，但他对切花却一丝不苟。他先将“蒜头”的褐色外皮去掉，露出白色的球体，然后用刀在白色球体上层层切削，随后将雕刻后的水仙花球用清水洗净，再找出棉花，将棉花浸湿，盖住刚才切削的部分，最后放入一个很漂亮的盆子里，注入清水。看着父亲给它换水，换棉花，端到太阳底下沐浴阳光；看着它的根系一天天生长，叶子一天天拔高。他会花不少心思照顾水仙花，譬如端到日光底下晒晒，抑或将花泡在温水中。当叶子一天比一天葱翠繁茂时，我看到了叶子中隐藏的花苞。第二天，睡眼蒙眬的我，被一阵香气“薰”醒，才发现原来水仙花开花了，更让我惊喜的是——— 水仙花盆底下垫着压岁红包！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世人盛赞水仙一青二白、素雅简单，只需阳光、温度，清水，就出落得亭亭玉立，浓烈欲滴。黄白相间的花朵，妩媚动人。一阵风吹过，清香扑鼻，水仙摆动着柔软的身躯，在水面翩翩起舞。
清晨醒来，戴上口罩，拎了垃圾下楼，刚驻足欣赏楼下的水仙花，就听到小区管理人员远远喊：嗨！友好地做了个手势，明白是提醒不要在户外逗留。这个春天，看一眼花似乎都是仓促的。一年一年，日子如流水般从指缝间溜走，水仙花也总是在春天开得荼蘼。可是一年一年，却又有着不同，今年因疫情影响，打乱多少人的节奏。但疫情总算溃散，此刻我闻着水仙花香，仿佛闻到春天的气息。
闲话正月不剃头
文/桂孝树
每年正月初五过后，大街小巷里各种店铺都放起鞭炮陆续开门营业，很快地恢复了往日红红火火的景象。唯独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街头各家大小理发店却是异常冷清，与节前排队做发型的场景有了天壤之别。这种现象来源于流传三百多年的民间传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坚守着正月不进理发店的习俗。一般人们早在春节前就理了发，即便节前太忙没有理发，也要等到二月初二这一天才去理发。二月初二被称为“龙抬头”，在这天理发是“剃龙头”，一年都会顺利，从而有了“二月二剃龙头”之说。
正月不剃头的说法有多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穷理发匠，他和舅舅的关系非常好，在给舅舅拜年时拿不出像样的礼物，于是，串亲戚时就带上理发工具，精心地给舅舅剃头、刮脸，也算是送上了一份礼物。舅舅非常理解外甥的一片孝心，每逢春节，专等外甥来拜年时给他理发。后来，舅舅去世了，理发匠一到春节就会想起死去的舅舅，在给别人理发时，精力集中不起来，稍一分心，就在顾客头上开个小口子。顾客不满意，就责怪理发匠并问其原因，理发匠说：“思舅。”于是，人们在正月里就不敢找这个理发匠理发了，因为“思”和“死”谐音，人们就把不理发的原因讹传为“死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最有说服力的是源于清朝统治者多尔衮入关后颁布的剃发令。清政府把全国的剃头匠召集起来，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圣旨的旗杆，打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这些剃头匠在城市搭建席棚，勒令行人入内剃发。
而汉族男儿自古就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发简直就是“剃命”。当时的江浙一带对于剃发这种制度非常抵触，而且民间以“正月不剃头——思旧”的方式对清政府剃发令进行抵抗。为了避免因“思旧”遭到打击，就演变成了“正月不剃头——思舅”，思舅是思旧的谐音。民间传来传去，后来，“思舅”被讹传为“死舅”。
当然也有人说头发是“发”，而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人们不愿新年伊始就失去“发”的良好愿望，所以正月里才不剃头。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正月里理发，对人的身体也非常不好，把头发理了，头就会冷，人体的经脉大多和头相通，头被冻着了，很容易生病。
大大方方去旅游
文/徐振泽
小区对面有家理发店，里里外外就一个人，是个退休的师傅。常到这里理发的，都是像我这样的退休老头，连剃头带刮脸，8块钱一位，经济实惠，还能打哈哈凑趣地唠点儿闲嗑儿，对店主来说是一份收入，对我们来说也免去了到各种“造型设计室”花钱不少，还不受待见的尴尬。
这天又去理发，远远就看到门上贴着一张纸。走近一看，纸上写着两个大字——“旅游”，下面有一行小字：“店主去台湾旅游七天，暂停营业。”
老年人剃头早几天晚几天都无所谓，不像新娘子盘头，还要挑个良辰吉日，所以我对理发店何时开业不大在意，但门上的“旅游”二字却让我想到很多事情。
大约40年前，上映过一部英国译制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剧中萨洛美·奥特勃恩太太与女儿罗莎莉·奥特勃恩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女儿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银行同意她们透支信用卡去埃及旅游了。
透支信用卡去国外旅游，还如此兴高采烈？当时的我无法理解这对母女的消费理念，同时又伤感地认为，“旅游”这个概念恐怕永远和我们无缘。因为我一直觉得旅游是奢侈性消费，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乐趣，而那时我们的工资每月才几十元，和“旅游”这俩字实在没法联系到一起。
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之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大家有时会借出差的光，稍稍满足一下“行万里路”的渴望。比如，在去北京出差或路过时，挤点时间去趟天安门广场，看看城楼和毛主席像。如果再奢侈一点儿，就排在金水桥前那条长长的队伍里，花5角钱照张相，在信封上写明地址，让照相馆把照片给寄回来。
改革开放后，人们忽然了解到，活力四射的芭提雅、南非的世界杯决赛、纽约的喧嚣与都市生活，中国人也可以身临其境。不过，在早些时候，手里有钱的人对旅游也心有余悸。外怕别人眼红嫉妒，内忧家庭成员认识难以统一，特别是老一辈人，如果听说要花“巨资”出去游山玩水，不骂你“败家子”、不跟你拼命才怪。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国内乃至境外旅游已经司空见惯。这不，就连一个小理发店里靠一刀一剪赚辛苦钱的老师傅，都去我国台湾看宝岛风光了。这是国人消费观的巨大变化，是一种可喜的变化。虽然它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却比我们身边盖起多少高楼大厦的变化更深刻、更有意义。这种变化，不仅说明人们已经从心底感受到生活好了，富起来了，有保障了，不用再为“留几个过河钱”节衣缩食了，而且已经开始享受这种富裕、这种幸福，开始分享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了。
最近几年，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值得称颂的是，这些人都像这位理发师傅一样，是花自己的钱、堂堂正正出去的。他们在外面不再害怕见到熟人，回来后也不再顾忌有人说自己炫富，而是把幸福写在脸上、用在腿上、贴在门上，大大方方地告诉人们：我去旅游了！
人是需要旅游的，因为世界是一本书，谁经历过那种坦然地翻阅，谁的中国梦就会更多几分绚丽的色彩。
理发
文/庞洁
昨天去剪头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而且是提前预约过的。加上来去坐车，花掉了一个下午时间。也唯独这个理发师能让我如此有耐心，他给我做头发近十年，我这一头桀骜的自来卷全靠他打造。和坊间流行但略带讥讽意味的“杀马特”造型的“洗剪吹”们比，他明显不是那一类，他剪着寸头，干净整洁，服饰也是得体大方，符合大众审美。不过他店里的徒弟也有几个“杀马特”，外形诡异，但说话都比较有礼貌。我有好几次想问那几个年轻人：“你们觉得这么打扮真的好看吗？”但从未问出口。
曾经有几次失败的理发经历，沟通半天，实在没办法把发型最好看时候的照片都拿出来给对方看，最后依然给我剪坏。我气恼地想，如果不是我表达能力不行那就是对方实在太没天分了，任何行当，缺了天分的努力让人在敬重之余不由得产生同情，当然了，网络名言又说了，“很多人的努力程度之低，根本配不上拼天赋。”没有几个人把自己做的手艺活愿意当作是艺术，更多只是谋生的需求。
痛定思痛，后来再也不换地方了，虽然搬家后去一次特别远，但依然不辞劳苦。有一段时间他不在西安，我就几个月没理发。这种熟悉带来的安全感，就像老朋友的信任，我喜欢这种不需要解释和描述的“默契”。
他并不像有的理发师特别爱主动跟顾客搭讪，我也无须“被聊天”，在他的理发店，我习惯做一个沉默的客人。十年来，每次不多说话，一句“你来了”就很好。
我也在做头发的时候旁听过一些人讲的狗血剧情，不由感慨，写小说的朋友们，一定要多走街串巷多来民间请教，民间故事之离奇之神奇之诡谲程度完全是作家和编剧们闭门造车的想象力追不上的。在一些陌生环境里，人们有一种短期交流的需求，比如火车上尤其常见，对于不怎么爱主动和人聊天的人，则会视对方的殷勤热忱为负担，比如我。为什么我喜欢网购呢，就是虚拟环境中，即便对方喊一万个“亲”，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反正对方也并不走心，都是机器自动回复啊，亲。但是去商场很多时候出于礼貌也没法漠视凑到你跟前的服务员。我当然也特别佩服在陌生环境里能迅速投入社交的人们，他们能随时随地在菜市场、理发店、超市……只要任何旁边有人的地方，都能找到聊天对象，而且看上去完全不是尬聊，还以为多年的老友见面呢，房价啊上学啊看病啊……老百姓关注的共同话题从来都不缺，我想，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也是风生水起无所畏惧吧。而我竟然从无法回避的旁听中获取过几次有效信息呢，比如前段时间他们说天然气要涨价，我回家赶紧去充卡，果然看到调价通知。
有一次我和朋友撸串，他带来了另外两位朋友，一个女孩和她的理发师，她刚做完头发就顺便邀理发师一起过来了。对于“好的理发师比对象都难找”很多女生都有共鸣。席间女孩和理发师谈笑风生，我们几个人喝着干啤举杯拍照，我准备发朋友圈的时候发现，这位小哥手腕上的纹身图案映入眼帘，我自嘲“算了，不发了”，朋友马上意会了，开玩笑“你怕是别人会说和有纹身的社会青年一起撸串吧”，大家笑笑，我赞扬他的纹身不错，他说“纹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志嘛”。
我没注意我的那位理发师有没有纹身，我一度也想去跟风纹身，但一想起纹身鼻祖岳母刺的深入肌理的“精忠报国”就有些不寒而栗，既然缺乏更深的了解和理解，就一直没有践行，毕竟这不是像理发一样的刚需。
那次撸串很愉快，让我疑惑的是，我们如此欣赏各自的理发师，但我怎么就没有能力跟我自己的理发师成为撸串之交呢？
理发那点事
文/蒋忠民
去北京过春节，赶上疫情，为了防控需要，憋在家差不多两个月，头发疯长，都快能梳辫子了。回到桂林第一件事，便是戴着口罩去理发店，减掉盖耳长发，顿觉一身轻松。
与同事小金说起理发这事，他笑着说你看我的头发剪得如何。别说，他的小平头还有模有样挺精神的。问他在哪个理发店剪的，他得意地笑了，自己剪的。他从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套工具，喏，就用它，网上买的，100多元，挺好用的，配了固定头发长短的齿状小梳子，想留几厘米就用几厘米的固定小梳子，对着镜子在头发上推过去，一次成型。
这是疫情逼出来的产物，工具是，小金自己动手理发也是。其实，在没有理发店之前，除了流动的剃头挑子之外，农村男人都是彼此帮忙解决头发问题。在我们老家一带，理发不叫理发，叫飞头，或者干脆叫剃头。剃头行当自古就有，而且不分南北，不然何来“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当然，农村不乏牛人，自己动手，拿着剃刀，贴着头皮，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不大工夫，长发剃尽，露出青白的头皮。
剃头需要刀利，也需要手稳，不然有可能剃伤头皮。即便剃伤也无妨，农村男子哪个手脚不经常带点伤呢？甚至穿着草鞋砍柴割草，有时会踢着路上石头而伤及大脚趾，血流不止，痛得钻心，因此被剃刀伤到头皮真的是小菜一碟。万一不小心剃伤，暂且不理，待全部头发剃完，在屋角找点蛛网贴上，伤口便算“补”上了。
有一年新年，一个人去贵州从江的岜沙苗寨跨年，看了一场原生态演出，镰刀剃头的表演让游客大呼新奇。我觉得没啥，小时候在老家，经常见到村里大人在村头小水沟边，用锋利的割草镰刀帮人剃头。弯月般的镰刀在大人手里灵巧地舞动，没几下，一个头就剃好了。
当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落后年代的好些“功夫”渐渐退出生活舞台，走进记忆，有的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消失在人们生活中，久而久之，连记忆也不复存在。镰刀剃头便是如此，毕竟那不是享受，而如今的人理发也要弄成享受过程，于是，理发不叫剃头甚至也不叫理发，而是叫个人形象设计。当然，这费用也是多少倍见涨。涨也无妨其生意红火，对有钱人来说，理发这点事还谈不上任性呢。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潇洒地进行“个人形象设计”，传统的理发在现代都市还是有着广泛的市场。当年那些理发店的师傅多半老去，那些理发店也随风飘散，但是，理发师傅的徒弟或者徒弟的后人，依然有承袭父业者，他们合伙继续开起了面向大众的理发店。而街边树荫下，也偶有一面镜子、一张凳子、一块围布、一把理发剪子的快捷理发摊。摊子的小椅子上，从来都坐着顾客，多半是上点年纪的大爷大妈，也有匆匆的务工者。近年来，一些大型超市出现了“快剪”，好像是一个公司，分布在各个点，就在超市人来人往的过道，几把椅子，几面镜子，几个年轻的“师傅”，生意还挺不错的。他们打出“每月10号免费为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理发”的广告，但凡见过者都会议论，而这议论便是传播。于是，“快剪”的生意大有久盛不衰的势头。
不管是“个人形象设计”也好，也不管是“快剪”也罢，都是给人理发，让人们保持清洁精神的仪容风貌。讲究一个耐心，讲究一份专心，都马虎不得，不然，哪来的回头客？如今提倡做事要有工匠精神，要有匠心，理发那点事也不能例外。老祖宗传下来的那句“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早就道出了真谛，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