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章

读者文章（必读7篇）

故园情深深几许

文/赵利勤

故园是一个平凡的小村，二千多口人，地处平原，位置偏僻，虽说离县城不过十几里地，但因为附近没有国道、省道，所以除了走亲戚的，很少有人去那里。那里没有山坡和树林，只有一条小河与小村擦肩而过。

几十年来，小村的变化并不大，只不过房子变漂亮了一些，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还有人口的增加，原来有一些庄稼地上盖上了民房。漫步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水泥路面掩盖不了儿时的足迹，下雨天的泥泞里有滑倒后的笑声，晴天的追逐会透过厚厚的记忆钻出来，还有路旁的水井，夏天我们口渴了，不管谁家在打水，我们跑过去，像饮牛一样低头猛喝一通，那甘甜的滋味仿佛穿过三十多年还能品尝到。井旁有一棵大榆树，前面拐角处还有一棵老槐树，每年春天，碧绿的榆钱、雪白的槐花，都会成为我们书包里的美食。村子里数不清的犄角旮旯、麦垛草堆，都隐藏着我们无数的欢声笑语。"不思量，自难忘",特别是校园里的故事，更是像笼子里的小鸟，到处都有它蹦跳的身影。低矮的教室，虽然光线不好，但那时却很少有近视眼。操场只是一片荒地，每年暑假开学全校师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薅草，那时天还很热，用脏手擦汗，每个人瞬间都成了花脸猫。一副篮球架，钢铁的架子早已经斑驳，但一个玩具皮球就能让我们当篮球玩得尘土飞扬。角落里的两个乒乓球台，台面还是水泥板，我们用木板当球拍，也能打得昏天黑地。生产队里的饲养园，因为院子大，队里开会就在那个地方，大人开会，我们像鱼一样在里面穿梭。村里的科研站，到秋天，也是瓜果飘香。我从出生到去县城上高中，十几年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每时每刻无不被小村怀在抱里，村子里留下了我的多少酸甜苦辣，谁又能说得清？故园的童年，虽贫穷但也充满欢乐；童年的故园，虽简陋但也充满温馨。

根茂伯的大儿子在城里工作，接他到那儿生活了几年，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差点儿走失。小儿子说，哥，让咱爹回来住吧！回到村里后，根茂的病竟好了许多，在村里不管走到哪儿也能找到回家的路。见到村里的老伙计，他有时还能叫出他们的小名。该锄地了，看似一样的麦田，他竟能不费力气地找到自家的地。在村里，根茂伯的病不治自愈，只要不出村，他就和正常人一样。

童年的记忆最遥远，但却是最深刻的，而且越到年老，越深不可测，岁月在故园面前，永远只是灰尘，你寂寞的时候只要轻轻一吹，它的面容就会像昨天刚见过一样浮现在你的眼前……

苇席凉意似乡愁

文/彭庆东

天气渐热，晚饭后，看着床上舒适松软的席梦思棕垫，在这方小小的时空里，眼前演绎起了它的前身——一张极为普通的手编苇席，丝丝乡愁的凉意涌上了心头。

苇席是用芦苇秆编织成片的席子，村里晒粮食、晒枣、苫垛遮雨都离不了它，麦收时节的苇席立成直径几米长的圆筒可囤粮。但我印象中最深的它是伏天农家大炕上用来纳凉的最佳炕席。

儿时的乡村童趣远大于城里，所以暑期能投奔乡村的亲戚家里居住玩耍的孩子们很是自豪。由于祖父母在乡下，我自然也属于"自豪"里的一员。每次暑假回到故乡的那个小山村里，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四肢舒展地躺在铺了苇席的大炕上，感受篾片上那凉爽的惬意。我家的苇席是奶奶的陪嫁品，请的是镇里有名的篾匠编织的。由于年代已久，苇席中央的表皮早已磨出了绛红色，泛发着紫铜色的光泽，摸上去溜光顺滑。晚饭后，我和弟弟把苇席卷起来，铺到院里的石板路上，爷爷则拎一桶井水，把苇席冲了个遍，地面上的虫蚁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我俩就迫不及待地躺在了苇席上，一阵阵清凉从后背直蔓全身，暑热顿消。

乡村的夜晚静谧安详。星空下，大人们摇着蒲扇拉呱着谁家的婆姨手巧针线活好，谁家的闺女快过门了，谁家的儿子相亲花了多少钱。我们自然没兴趣参与这些家长里短，静静地躺在苇席上面，遥望着深邃而神奇的夜空，幻想着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经常会有上了年岁的婶子大妈来串门。好客的奶奶连忙叫我们让出苇席，摆上炕桌。而来客则两脚交替着蹬掉鞋子，盘腿坐在了苇席上，嗑着我家炒的南瓜子，喝着井里冰镇了的绿豆汤，诉说着梦中的乡愁，苇席又俨然成了洋式的"榻榻米".

如今，泛着旧色的苇席消逝在了岁月的痕迹里。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拓展，那些躺在夜空下看星斗阵列、听蛙鸣蛐唧的时光也渐行渐远。

故乡的水

文/徐满元

我祖祖辈辈居住的那个小山村有一个被词典和地图拒之门外的土得掉渣的名字——黄泥巴塘。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爷爷辈老人讲过其来由：我曾祖父的父母为盖我们小伙伴曾在里面尽情游戏、打闹、捉迷藏而不用惧怕刮风下雨的有着高大大门、前厅、东西厢房、天井、厅堂的老屋而取土和泥来印砖——老屋除地基及底部为石头或窑火烧制过的青砖外，其余均是土砖砌的墙。因用砖量大，硬是在老屋北面不远处挖了个好几亩田大的深坑，正好将其用作灌溉当时已出钱买下的周边水田的蓄水池塘，可谓是一举两得。因挖出来的底层泥土为黄色，故称其为黄泥巴塘，村庄也就顺其自然地与其同名了。

塘水

我这里所说的塘水，不是上述那口黄泥巴塘的水，而是位于村西头、地势相对较高的名叫沙塘（因其底部为沙质）里的水。这口塘曾是我们生产队（现叫居民组）四口池塘中责任最重大的一个——她除了同样担任灌溉田地的任务外，还是全生产队人畜用水、清洗衣被等唯一的一口池塘，因为其它三口要么离村子太远、要么取水不方便，要么水源来源复杂，都仅能用于灌溉。我印象最深的是，夏日清晨，用棒槌、搓衣板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常常围满高大的塘坝内侧，而到塘里取水的男人们则在她们前来清洗之前就已将水担回家里缸中。夏日，因为夜短，一些较懒的鸭子往往就夜宿塘中，与在塘坝上纳凉的人们相互陪伴。个别起得早的人，绕塘一圈，常常还能幸运地捡到或多或少的鸭蛋——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生鸭蛋，现在怕是花钱也很难买得到的了。

说来也怪，当时全生产队的好几十口人饮用的都是从这口池塘里挑回后放到水缸里的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可塘水除夏季因雨水充沛而溢出出水口外，其余时节均为"死水",而多年来，村里却从未发生过饮水安全方面的事故。尤其是一生都饮用此塘中水的三奶奶（与我奶奶为妯娌关系）竟活了99周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怪1991年第一次随我回故乡过春节的新婚妻子听说后都不敢喝茶、饮水了。好在那时我在县林业部门工作的堂叔家已打了全山村的第一口水井，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若认真探究一番，也就不难理解了。首先，由于该塘的地理位置相对较高，且三面被松林包围，只有地势较低的北面为大片田野，因而水源全为雨水，加之植被好而水土流失少。其次，当时村民清洗衣被主要用的是皂角等非化学品，使用的肥料也基本上是农家肥，即使使用少量农药，也不会对高出田野几米甚至十几米的沙塘水造成污染。再者，沙质塘底在阳光照射下更易对水质进行自然净化作用。另外，村民们取水回家先放水缸沉淀后再用，也提高了饮水质量。

井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少数走南闯北的年轻人也逐渐意识到常年饮用塘水的潜在危险性，于是，他们不惜花上数千元，请专业打井人员在自家庭院或房前屋后打下深达十几米乃至几十米的水井，装上水泵、安上水管，将水直接送到水缸里。看着"水泵一响，清水流淌",羡慕的村民们便纷纷效仿，到我上世纪末回老家过年时，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较塘水清洁得多的井水。而用井水泡出的茶色、香、味俱全，深得村民们的喜爱。

可后来听村民们说，也许是打的井太多了，也许是房屋、道路建设破坏了地下水源，井水慢慢变少了，且每用两年就得抽干清理，费时又费钱。否则，水就会变得浑浊。若遇上雨水少的年份，井水就很难供上家用，水质也难以得到保证。

自来水

车到山前必有路。正当乡亲们为饮水问题发愁时，已实现公路"村村通"的故乡又赶上了各级政府为解决村民用水问题而实施的"自来水家家通"惠民工程，这一及时雨恰好解决了村民们的燃眉之急。

如今，再次回家乡过春节时，只见村民们家家都接通了自来水。"龙头一扭，清水自流。"乡亲们和城里人一样用上了水质有充分保证的自来水。只是他们仍然保留了祖祖辈辈使用水缸的习惯。他们说，只要放满一缸备用水，就不用担心突发停水之意外，恰似"仓里有粮，心里不慌"一样。

因为有了自来水，乡亲们家里也安装上了抽水马桶、配置了洗澡间、热水器，房顶上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回家过春节的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用为洗澡不方便而发愁了。眼看着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的心里就像拧开的自来水一样乐开了花。

一纸平安

文/耿艳菊

从前是慢的，简单的，久不相见的亲朋故旧惟有凭一纸书信互致问候，互寄平安。以前读书时学校里已有磁卡电话，手机寥寥，不过那时还是喜欢写信，等信，收信。信的首段总是千篇一律——"你近来好吗？""你最近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写信时，哪怕是再亲近的人，一铺开信纸，也是照信的方式，中规中矩地写下："某某，你好！"这"好"是问候，也是期待一切安好，一切平安。

董桥先生说台北张作梅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给他父亲写信时，用的信笺上印的是"安且吉兮"双钩隶书，水红色，娇得像落在池塘水面的桃花花片。真美啊！过去的人讲究有风致，在信笺上印上"平安",叫"平安字"、"平安信"、"平安纸".天各一方，鸿雁传书，盼的是一纸平安。你平顺安吉，我这厢才心安。

"还是安分好，安分了才安吉。"这也是董桥先生说的。记不清从哪里看得，说董桥先生的文字"妖",现在想来该是褒奖，"妖"是有魅力。我是最近才看董桥先生的，只看这一句便觉得万分好。

我看董桥先生的第一本书就是《一纸平安》。这是他晚年七十之后写的《从心篇》专栏的结集。他的老姐姐云姑在他七十岁时叮嘱此去桑榆晚景，不可多生葵倾之心，今后不妨多写散淡之文，写者平缓，读者平安，多舒心。因此七十之后所写的都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心篇",故命名为《一纸平安》。读来果是如此，淡淡的，缓缓的，像喝着一杯下午茶，闲闲地聊着故人旧事，处处一纸平安。

这让我想起老家的风俗，纵然地域有别，天涯相隔，而祈求平安的心都是虔诚一致的。过年过节，初一十五，家家户户必焚香敬神。过年时最隆重，小孩子也要跪下给神灵磕头，请神灵保佑健康平安。多年习俗一成不变，每家的厨房里，挨着锅灶的一面墙上总要贴上一副这样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两字平安三尺井，万家心愿一炉烟".董桥先生的老师亦梅先生《三保洞怀古》的诗句。他说三保洞是郑和下西洋遗迹，古井最著名，人人要拜，要喝井水祈求平安。

一炉青烟袅袅，万家心愿不过是平安。

这是太平盛世普通老百姓的凡俗小日子里的平安。乱世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要的更是一纸平安。

乱世也罢，太平年月也好，一纸平安都足以抵万两黄金。世事如天气，有风有云，有晴有阴，每一段岁月都请珍重安吉。

捉泥鳅

文/成新平

少年的生活的确充满情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见到小伙伴祥云每天捉来不少鳅鱼，不但改善了全家生活，还解决了一期学费，娘便要我跟他当学徒。

中午，晒破脑壳的日头当顶，刚刚插下的晚稻禾苗正在返青。我戴着草帽，打着赤脚，腰系小竹篓，跟在祥云身后。没有一丝风，大地像个闷热的蒸笼，股股水蒸汽带着浓烈的泥腥味薰到身上，汗水不断地从我头上、身上冒出来。天气越热，水温越高，泥鳅在田里越受不了，只要那个地方有浑水，就证明那个地方有泥鳅在活动。泥鳅最怕痒，不像捉鳝鱼用两个手指头夹住七尺，基本上是手到擒来，万无一失。捉鳅鱼要有耐心，双手悄悄探至泥中，从两边慢慢包抄过去，连同稀泥一起捧上岸。泥鳅很滑，在田埂上弹跳几下后，被我轻轻捧进鱼篓子。

按照祥云传授的方法，我在田埂上一边行走，一边搜寻，双眼死死盯住田边有浑水的地方。走过几丘田，终于发现了浑水区，有两块巴掌大。听到脚步声，小泥鳅向外露出长着两根胡须的小脑袋，眨眼间就钻进了稀泥。我用双手悄悄包抄过去，手指上感觉到有泥鳅在滑动，滑到了禾蔸的根部。要将这泥鳅捉住，必须将禾蔸和稀泥一起捧上来。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捉到泥鳅，一蔸禾苗算什么？我横下一条心，将"禾蔸"捧上岸来，挤开稀泥，两条大拇指般的泥鳅被逮住，"叽叽叽"地叫了起来。想到"一粒粮食一粒汗",我重新将那蔸禾插入泥土 ,并将周边被我踩得七歪八倒的禾苗扶正才离开。

时，头上冒出的汗越来越多，汗水越过眉心流进眼睛，酸涩难受，仿佛有无数条虫子在爬，痒痒的，用手去挠，越挠越痒。稍顷，头上、鼻尖、脸颊到处是泥巴，只见眼睛动，像个"三花脸".

整整一个中午，我捉到了四五十条鳅鱼，差不多有一公斤。当然也有意外收获。我猛然看到田埂边积聚着一堆小泡沫，判断是一条大鳅鱼——肯定是天气太热，泥鳅受不了，在不停地鼓气泡。顺着泡沫的源头，我用右手食指探了进去，感觉里面有一个溜滑的圆孔，用力从这边掏一下，两米外的地方有了响动，冒出了水泡，顺着圆孔不断深挖，翻开泥土，猛然，一条蛇一般弯曲的黄鳝箭一般钻了出来，有大拇指粗，在田里拼命逃走，呈"s"状，我跑步追过去，用两个手指头夹紧它的七尺，在空中晃荡一圈后，准确地投进鱼篓。

到了秋天，随着季节的变换，小泥鳅长得有大拇指般粗壮了，勾头的稻穗随风舞动，涌出层层金色的稻浪。为保证禾苗顺利灌浆，水田要开沟排水，田里的积水渐渐干涸，一些泥鳅随水钻到了水圳里，水圳浮泥深，水多，我们无可奈何。一日，我塞住水圳两头30余米，手提铁桶疯狂地将圳里的水舀干，顺着田埂一把把地盘开浮泥，只见一条条粗壮的泥鳅们躲在泥巴中懒得动弹，似乎伸着懒腰，正准备过冬哩。翻开草蔸、污泥、小石头，一路盘下去，捉到泥鳅、鳝鱼有七八斤，真是大获全胜。看到我战绩辉煌，伙伴们纷纷效仿，大家舀的舀水，捉的捉鱼，喊的喊，闹的闹，有的还为捉泥鳅争"地盘",抓起泥巴就打，打得对方脑门心都是泥巴，孩子们的打闹声惊飞了躲在水田觅食的野鸭和白鹭，引来了村里一阵此起彼伏的犬吠声。

多年过去，久居都市，路过幼儿园，经常听见小朋友唱起侯德健的《捉泥鳅》："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我们去捉泥鳅，小牛的哥哥带着她捉泥鳅……"问问小朋友泥鳅是什么，孩子们睁大眼睛，一脸茫然。

端午节的颜色

文/李梅

总觉得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颜色。红红的对联、爆竹，跳动的烛光，映着一张张喜悦的脸——红色，是春节的颜色。万物萌发，山坡、湖畔、田野新绿铺陈，人们纷纷走到户外踏青——绿色，是清明的颜色。那端午节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

记忆里的端午节不仅散发着粽子的清香，还散发着成熟的麦香。所以，每当麦子变黄时，我就知道端午节到了。

你看那大片的麦田，一望无际，前几天还都绿着，几阵南风吹过，麦子就变黄了，速度几乎肉眼可见。这种黄不像油菜花的黄，油菜花的黄鲜亮耀眼，有一种少女的活泼与明艳；麦子的黄比油菜花的黄更敦厚更宽广，它们用这种黄包围了村庄，连空气都被染成了温暖的黄色。

中秋节吃石榴，端午节离不开杏。每年阴历五月初，杏子变黄了，它们躲在那密密匝匝的树叶间，黄黄的圆脸泛着微微的红。熟透了的杏子会自动离开母体，坐在树下吃饭，有时会感到头被一个东西轻柔地敲了一下，伸手准能摸到一颗黄澄澄的杏子。自然成熟的杏子糯甜可口，自是掉光了牙的太奶的专属。小时候总是问太奶，牙齿怎么都掉光了，她也总是慈祥地笑着回答："吃没熟的酸杏酸掉的呀。"怕和太奶一样掉光了牙齿，从不敢吃未熟的杏子，也正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它们成熟。果树是自家的，鸡鸭鹅也是家养的，端午节这天，我们有邻里互换禽蛋品尝的风俗。你家端来一碗鸡蛋，他家回赠一瓢鸭蛋，礼尚往来中，母亲总会多赠还一碗黄澄澄的杏。

汪曾祺在《端午节的鸭蛋》中这样写家乡高邮的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就冒了出来。"我家的鸭蛋也有如此的特性，剥开一层淡青的壳，再剥去一层青白色的蛋白，一颗圆圆的像杏一样的蛋黄就出来了，像早上刚爬上树梢的太阳，又像十五高悬在空中的月亮，掰开来，一股黄油渗出，散发着让人不可抗拒的香。

端午还有一种黄让我难忘，那就是雄黄。进入五月就进入了夏天，各种毒虫的活动日渐猖獗起来。怕孩子受到它们的侵害，母亲总是提前买回一包雄黄，在端午节这天用水调成黄色的液体，一一涂抹在我们的耳后、肚脐、手腕、脚脖处，据说抹了雄黄后，蚊蝇绕着飞，蜈蚣、蛇蝎、蟾蜍绕着走。端午节一大早，在村里总能遇到一个个身上黄成一片一片的孩子，拿着鸭蛋到处闲逛。

"杏儿黄，艾叶香，麦子黄遍南山岗。"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采来艾草，挂在房檐，既辟邪，又可驱蚊虫。雄黄总有被洗掉的时候，爱子心切的母亲就用艾叶缝制香囊挂在孩子脖子和手腕上。缝制香囊的布，母亲偏爱黄色的绸缎，将布剪成圆形碎片，做成合围的小兜，将艾叶填进去再缝合，下坠流苏，一只精巧的艾叶香囊就做好了。缀在手脖上，像挂着一个个行走的黄杏。

一想到端午节，就觉得那麦田，那黄杏，那裹着黄油的青皮鸭蛋，那晃来晃去的香囊，幻化成一片柔柔的黄，氤氲在我身旁，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温暖和前进的希望。

永恒的老屋

文/王晓亮

谁曾预料到，年少时一度想要逃离老屋的我，如今想回到老屋却也成了一桩难事。而且，我忧虑的不仅于此，在时间与空间交合嬗变的经纬里，老屋又会以何种方式存在？

一

身处异乡快而立之年的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老屋。

无色的黑夜，老屋时常亲吻着我的记忆，悄然溶化于脑海，筋脉骚动，企图将我从孤寂无聊的暗夜中剥离出来。文字，我想到了文字，在文字的世界里复制重构那些远去的我与老屋的往事；在纸上，在夜里，某些断裂的记忆碎片，或会产生些许美妙的回音；在血液里汇集成一条真实美丽的长河。

"回老屋去看看吧！"这个声音一直在我心里嚷嚷着，是呀！我都离开那座生养我的老屋十多年了。每当夜幕独处一室，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结痂在老屋上，有时连它的样子也难以清晰勾勒出来，对老屋的怀想就愈加强烈和痛苦。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自己的一座老屋——一生都无法逃遁的老屋。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也好，还是现实中客观存在也罢，无可否认，老屋便是家。那是烙印于心的地理标识，抑是情感诉求和精神皈依的原地，是一个无法从意念中根除的名词，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生命空间，早已内在于心，毫不夸张地讲：老屋——我们与之血脉相连的胎衣。只是，当我们有意或无意间被世俗淫染、被现实引诱绑架，或淫逸于充盈魅惑的浮华生活时，遗忘、抛弃、鄙夷甚至出卖老屋不可避免，我不得不说这是极为残忍和悲情的。长时身处异域，我浅显地意识到：天地之大，人可以随遇而安，再奢华的厅堂不过是暂时的栖身之所。于我而言，家只有一个——栖于滇西群山且生养过我的老屋。我深信，唯有老屋能承受得起那沉甸甸的"家"的含义，能捋清那些逝去又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我常常诘问自己，我从何处来？或许，再见老屋，一切困扰才能消融，一切才能真实起来。

老屋，家的方向。回到老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吧！

二

前些日子，我回到了阔别许久的老屋。老屋，在夕阳映照下尽显憔悴和疲态，像秋叶衰草，自由与颓败在有情与无情中转换，深深地眷顾和蚕食着老屋。斑驳的土墙罅隙再也挤不出往日喧嚣，残阳沿着土墙壁缓缓滑落，沉郁的昏黄笼罩着老屋，清晰的轮廓渐变模糊。那一刻，我强烈地渴盼能摘下夕阳，化作老屋永恒的金黄。

老屋，带着岁月的硬伤孤独地凝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寨，一个远离都市隐匿于滇西群山的村寨，一个曾经以红土垒砌于红土之上的村寨。

老屋大概是立在寨子中央。从外部看去，那些高大的混凝土房子吞噬了老屋的模样，也吞噬了我记忆中村寨的样子。城市气息狠狠地植入了眼前的寨子。我踏着残阳沿路朝老屋的方向循去，一路上，不必再担心鞋子沾染红泥土，坚实的水泥路面眷顾了我锃亮的皮鞋（这样的鞋子大概就不曾喜欢上泥土，鞋子也有鞋子的时代），鞋子和泥土再也交织不出婀娜诙谐的舞步。曾经土路旁堆置如山包的粪草也消失了，嗅不到星点牲畜粪便恶臭，怪不得远处的农田和庄稼看着很不自然（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作物以一副病态的面孔存在和生长）。一路上撞见了很多熟悉陌生的面孔，神色匆匆，全无记忆中悠闲自然的样子，曾经那些闲散摆谱的妇人翁媪又躲去了哪里？又见距老屋百十米的那口大水井，一股恶臭袭来，没了水桶碰撞交织的人影婆娑，死一般冷寂。不时有载人驮物的摩托疾驰而过，骡马千年的使命和梦想戛然止步，如今它们的命运岂敢料想！篱笆墙变成了高大坚固的白色砖墙，即便是狂妄的烈焰估计也只能望洋兴叹，宛若一座座巨大的冰窖矗立我面前，散着凌人寒光。墙上写满了各色广告标语，还有那些挂在电线杆上划破眼球也无法理清的线路，凌乱杂碎毫无美感。来到寨子中央，那座熟悉的老屋出现眼前，矮矮的孤寂的矗立在平房林立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

望着眼前一切，让人踧踖不安，这个与我生命相连之地，一切来得如此突兀和陌生，惊诧之余瞬间失语。好在，在这个看似不属于老屋的时间和空间里，老屋的存在，把我拽回了远去的童年记忆中。去老屋的路上（必然要深入乡村的内部），总有种切肤之痛，突然想起了祝勇在《佛光》里的一句文字："时间会把一切篡改得面目全非。"

毋庸置疑，乡村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革命，它要从内到外来一次彻底地革新、彻底地改头换面，它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城镇那样，甚至企图超越。记忆中的乡村被眼前的一切一点点剥离，消隐与传承、衰亡与新生、缄默与呐喊、生疏与熟谙，这些词汇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人透过不气。老屋的命运难以预知。乡村，或许正按人的意志而变异，它无法选择。

老屋，由正面、南厢房（当地俗称耳房）、院场、土墙、木制大门、照壁（一面翘脚的土墙）组合而成。过去漫长的年月，此种风格的建筑在滇西高原较为普遍。只是，在高大宽敞的平房面前，老屋终究抵不过被新潮淘汰的命运。

门槛，木制大门，曾经最辛劳的要数它们了。裂隙里夹杂和沉积的泥土沙石，承载过多少轻重缓急的步履，如今，无言地诉说着这座老屋当年的喧嚣。大门上的门神斑驳脱落，完全看不出门神的样子来，凑近细闻，粘贴门神用过的面泥似乎还散着一股酸涩味扑来，年年新桃换旧符，谁会记得门上贴过多少门神，曾护卫过我们一家人，如今，老屋已人去楼空，门神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大门上布满了蛛网。我轻轻推开嘎吱作响的大门，生怕惊扰了这些蛛儿原本的生活，门打开那一刻，它们还是四散开来，说不清是厌弃抑或恭迎，我姑且把它们的行为当成是专门为我而准备的盛情接待吧，这样心里自然要舒服些。记忆中，蜘蛛就一直生活在老屋，或许是恋旧，也或许只有老屋能让它们活得更好。

我回来了——老屋。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种久违的亲近感喷涌而来。或许，唯有伫立老屋面前，记忆是真实且亲近的，至少，老屋能还原这个乡野真实的样子，触摸到它的心跳，邂逅年少的我以及那些遥远又真实发生过的事。

走进南厢房右屋——父母亲的婚房，我出生的屋子，母亲坐月子的屋子。我努力搜寻着四岁之前留下的痕迹。我和父母亲睡过的那张木床不知所踪，很多记忆中的东西荡然无存，门窗后来被爷爷拆了，屋子成了火塘。如今，只剩下被烟火熏黑的残破的板壁和土墙存在着，完全看不出当年作为父母婚房的喜色。幸好，我还是在墙上找到了许多童年时留下的涂鸦。在滇西农村，九十年代初期依然缺少纸笔，火炭成了我最好的玩物，我常常拿着炭条在这面石灰粉刷过的墙上乱涂乱画，就如今天我的女儿会拿着笔在纸上乱画一般，因此经常会把自己弄得像个非洲人似的。好在，母亲很少责骂，对书写绘画的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萌发的。土墙的右上角已破了很大一个洞，用些木头顶着椽梁和墙壁，只是，没人气的屋子，谁知道这些木头的力量能维系多久。站立屋门，伸手便能触到横梁，不再是记忆中高不可攀的形象，和曾经健硕的奶奶一样如今却佝偻着身躯，在时光的消磨中一天天老去。

厢房的中屋，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一间屋子，灶台就在中屋外的廊台上。中屋（当地人俗称堂屋）正中，贴着"天地君亲师位",小孩一般都不敢在这张红纸上乱涂乱画。每逢"开财门"（当地风俗，一种拜祭天地财神和祖先的仪式，有祈愿家人平安财源滚滚之意），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能吃上好饭好菜，比过农历新年要丰盛得多，宰羊杀鸡是必须的。这天的主角是一个风水先生，当地人俗称"和尚",他主持的一番颇为神秘庄重的仪式过后，正面墙壁上就会出现一张大红纸，纸上多为繁体字和一些看不懂的神秘图案。这一风俗曾在当地颇为盛行。那张红纸下的位子是整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人才有资格入座，在我们家非爷爷莫属，偶尔调皮入座，难免会招来父辈们的责骂，多次训诫后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窥视。后来，随着读书识字多了，伴之父亲的说教，也就渐渐地明白了那张红纸的内涵，并在心里无形地根植扩张开来。它既是人们心灵的寄托也平衡了某种关系。

小小的一张红纸，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和道德升华，无不是儒家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彰显。可惜的是，这一切似乎已被另一种文明取代。这些古老的乡村习俗，对眼下的小孩青年人甚至是中年人早已没了吸引力。在这个乡间，大多人觉得红纸与他们现在的屋舍（多为混凝土建筑）很不协调。乡村的许多事物正在衰亡，同老屋一起衰亡，这自然包括其中所隐喻的一切古老乡村文明的衰亡。乡村和城市难以界定。

厢房的左屋，其实，不是屋子，是供养牲畜的圈，已记不清有多少猪、牛、骡子、羊等牲畜曾住在这里，维系着农田需求和一家人的生活。这间腥臭阴暗的圈舍，曾一度提供着最重要的劳力，在那个没有普及机器的年代，牛和骡子是农耕主力军。每至年前，"年猪饭"更是必不可少，宰杀辛苦饲养了一年的肥猪，腌制成腊肉或卤肉，供我们一家人一年之需，眼下，吃"年猪饭"也只能到那些较为偏远的亲朋好友家去蹭了。没了这样的场合，亲人相聚便成了奢望，陌生感也与日俱增，加之在外的时日久了，很多亲人的辈分我已无法理清，偶尔见面无从称呼（我常常把称呼张冠李戴闹出过不少尴尬，和父亲理过几次，时日长了又忘了，倍感惭愧）。每逢大小春播种时节，各家各户都要"出粪",一年两次，大小春各一次，"出粪"就是把圈里牲畜粪便用粪箕挑到田地里，有时，也会请人帮忙出粪，招呼一顿好饭好菜，不用付工钱，劳力交换在当地较为普遍，眼下，不付点工钱怕是没人会干如此又脏又累的苦活，再说也没出粪的需要了。那时，在村寨，人畜同居较普遍，吃饭、睡觉都能闻到粪草熏臭，人们的身体依然壮实，现在人畜分居了，可身体的毛病似乎并未减少。

和老屋相关的一切生活形式不复存在，乡村也就变得难以定义。"农村人"这一定义也悄然发生变化。许多农村土屋的消失，除了它本身，必然牵连和它有关的一切具有乡村气息事物的沦陷或消失。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的那种闲适慵懒的生活状态，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中所形成的平和、憨厚、从容、遁世的心态。

三

出厢房，向正面走去。作为主楼，看起来要比厢房高大坚实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二叔家在此长期生活和多次修缮。大前年，我堂兄弟结婚，二叔一家对正面房子重新粉饰加固了一番，一楼门窗换成了铝合金式样的（时下当地建房颇为流行），好在整座房屋的主体结构依然保持原样。去年，二叔一家搬到了几百米外的空地上另建新房，父亲把病重的爷爷接到了我们家照顾，随后也把奶奶接了过来，如今的老屋，算是彻底清净了。

正面短暂光鲜的外表永远替代不了它内部的虚空与苍凉。老屋不曾料想到它今日的结局，甚至为了老屋争得你死我活的父辈们也未曾预料。至亲搬离，了无牵挂，老屋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物欲恣肆的世界，估计没人会惦念和在乎老屋，正如那些荒草丛生的坟冢，颓败、陷落、直至消失。

没有人气的老屋，只能任由时光和风雨摆布。

喧嚣散尽，清冷的晚霞映得西方通红，夜幕悄然逼近，老屋愈发暗淡，一声猫叫让人不寒而栗，它那双能洞穿黑夜的眼睛似乎是一种预示，我无法想象的关于老屋的预示。石阶的青苔三番五次地捉弄我的皮鞋，椽梁上燕子窝里的燕子正准备拂尘就寝，我努力保持着安静，正如我曾在一首诗里看到过这样的句子"只有沉默才能探听到另一个沉默里的呐喊".

老屋，一座和三代人有关的老屋。如今，更多地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存在。作为一部乡村历史缩影的存在。

正面房子耗尽了父亲青年时代的心血。在我的记忆里，正面房子二叔家长期住着，父母未曾住过，我儿时与奶奶住过几年。1984年，父亲在部队因公致残带着一笔抚恤金退伍回到老家，在他的带动下，决定在原来茅草房的基础上重建土坯房。记忆中，父亲时常说起，他和一家人顶着烈日在田里挥锄坨土基（我亲眼见过家乡人坨土基，找一块土质粘性好的田地，翻出泥土，灌水，辅以草料，人和牛在上面来回蹉踏，把泥土灌入四方木质框子自然晾干即可），独自一人披星戴月走几十里山路扛回松木，请木匠师傅制成椽梁木柱，花钱雇人用拖拉机从窑场拉回青瓦，挑着粪箕到寨子对面的山上挖沙石，为了建房忙前忙后，还要承担巨额费用，直到冬月上梁立木。如蚁筑巢，费尽周折，总算建起了在当时滇西农村算华丽的窝。父亲说，建房花去了他所有的抚恤金和每月国家给予的生活补助，房子建好，二叔结婚，他和母亲一天也没住过，那时我还没出生，二叔小他两岁。父亲常说，作为长子是要牺牲的。如今，每每说起正面房子，父亲都有一肚子苦水，有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逢人聊天，他不免又会在人前显摆他那时的能耐。确实，在三十年前能建间土坯房已是相当了不起的事。老屋，成了父亲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难以愈合的伤疤。

每座老屋，便是一部写满了爱恨情仇的家族叙事，记述了无数纷繁迷离的家庭琐事。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讲，妇女俨然成了生育机器，有些家庭少则生三五个，多则十来个，对于那样热闹的生育场面我没亲身经历，但在我们家，父辈兄妹就有四人，为后来的"分家"（对房子和土地的分配，一般出现在子女婚后）和父辈兄弟微妙的感情关系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和二叔相继娶妻生子（老叔远到保山坝子李家入赘，娘娘嫁到本乡七八里外的村子），随着我和弟妹的出生，老屋住着一家三代人，让本来就逼仄的老屋不堪拥挤。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人一多，这"经"就更难念了。母亲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后来听父母说起过，他们结婚后，过了两年我才出生，奶奶那时对母亲产生了极大地怨恨（奶奶认为母亲无法生育，作为女人，不能生育，随时可能面临被赶出家门的危险），时常发难母亲，随后二叔结婚，为了分房问题，全家人时常大动干戈，与母亲处在了对立面，好在父亲一直维护着母亲。为此，父亲对爷爷奶奶颇有抱怨，与二叔一家也结下了至今未解的梁子。我四岁那年，父亲决定搬离弥漫着火药味的老屋，到距离老屋一里多外的荒野另立新家，背负了几千元外债包袱，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和母亲外出务工。老屋里发生的一切，我并未亲身亲历，全来自长辈们的言说，也似乎与我的世界毫无关系，但又无法回避，或许，因那些家族纠葛我得以回到老屋，又和奶奶一起生活了几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理解，为何父母会把我留在老屋，让奶奶照顾，在当时，父母与奶奶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但自我记事起，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又亲如母女，从未见她们婆媳之间发生过口水战，我想，这其中自然与我的出生有关，也与时光这把修复刀有关系吧，或者，堂屋正中的那张红纸起了作用。记忆中，父母会常常讲过去在老屋的种种辛酸，语言里充斥着对爷爷奶奶的爱与恨，好在，他们从未把那些复杂情感嫁接到我身上。自打我记事起，父母对爷爷奶奶的一切行为无不是孝道的彰显。

如今，一提及老屋（特指正面房子），父亲都难以释怀，对爷爷奶奶和二叔一家过去的所作所为始终梗阻于心，但另一方面对老人的照顾又无微不至，他常说道，作老大就是我这样子的吧，有时也会风趣的说道，你看，我就没给你这个大儿子任何负担，是吧！你工作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道。说得我欣慰与酸楚相生。

老屋于父母而言，爱恨纠结始终相伴，于我而言，并未那么深刻复杂，有时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即便如此，也唯有看清白纸，才能将自己看得更透彻吧。

四

我四岁那年，父母另建新房，带着我搬离了老屋，只剩二叔一家和爷爷奶奶还住在老屋。但随后，父母迫于生计远去芒市务工，我又回到老屋和爷爷奶奶生活，一直住到我小学毕业前夕，因此，准确地说，我在老屋生活了十多年。

正面一楼右屋——奶奶的卧室，我和奶奶在这里住过几年。我推开房门，一股霉腐之气扑面袭来，这里俨然成了各种霉菌理想的寄居所。走进去，凭着记忆找到门后的拉线开关，借助昏暗的灯火环视了一遍屋子，老屋的内部还是儿时的样子，整个格局和陈设其间的家什没有太大变化，两张木床，一只老式衣柜和一张储粮木柜，木柜上还放着奶奶做针线活用的小簸箕，连接楼上楼下的楼梯就在屋子里，让原本就狭仄的空间更为狭仄，楼梯和房门之间横摆着一张老式抽屉桌。望着熟悉的一切，一种久违的童真时光弥散开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奶奶从不介意我们小孩把房间弄得一片狼藉。翻箱倒柜是孩子的天性。那时我和弟妹最感兴趣的是抽屉桌和储粮柜，总被我们翻得稀巴烂，糖果对小孩有极强的诱惑力。储粮柜里总有吃不完的糖果，像是柜子生出来的，我和弟妹们常常背着奶奶偷食，每次都能得逞。其实，后来知道了，是奶奶故意为之。和弟妹们不同，稍长一些的我对抽屉桌的兴趣尤甚，皆因那些不常见的老物件，诸如：铜钱、铜烟壶和父亲在部队时的领章帽徽等等，我总喜欢翻出来把玩一番，还常常拿着追问奶奶。对于我的这一行为，奶奶并未责骂，只是每次我玩过之后他总要提醒，这些东西是不能弄丢的，玩过要放回原位。记得那时奶奶常常把我单独叫到房里，给我些新衣服裤子鞋子或其它东西（有吃的玩的），但每次都不忘嘱咐，可别向你二叔和兄弟们说是我买的，就说是你父母买的，现在想来，那时的奶奶待我这个大孙儿是偏心的。

前些年，我又想起了奶奶的那些老物件，在我一再央求和鼓动下，奶奶把她的老物件全部交到了我手上，她还是担心因这些老物件引发父辈或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小声嘱咐我说，小心收好便是，别对外声张。其实我很清楚，这些老物件也值不了几个钱，未曾想用来发家致富，只觉得这些老物件对我这个学绘画出身的兴许有用，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和历史，对于捋清盘根错节的家族纹理兴许有用，到了别人手里，说不好真就给卖了，卖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卖出去的是一个家族珍贵的历史缩影。在所有的老物件中，一张黑白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儿时不曾见过，奶奶说，这就是你的曾祖母，80年代初照的，1984年去世的，就是你父亲退役那年，在我手上保管了三十多年，你一定要保管好。后来，我把曾祖母的相片拿去照相馆放大并挂在了堂屋醒目的位置，奶奶欣喜不已。我知道这张小小的照片是曾祖母留在世间唯一的影像，其间更是浓缩了奶奶对曾祖母至真至善的爱与孝，还有那深深的眷恋。

傍晚，老屋静如庙宇。倦怠的鸟儿息了歌喉，燕子早已入梦，浓酽的霉腐之气氤氲满屋，偶有窸窣声响，大概是猫和老鼠正在上演生死游戏。也是在这样的傍晚，老屋里常常传来奶奶急促的催我回家的叫唤，当然还有很多的老屋里传出过同样的呼唤，小孩们带着未尽的兴意悻悻归家，还有那些牲畜们和远处田地上的农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归去。裹挟着秸秆气息的炊烟笼罩着老屋，宣告着农人忙碌一天的农事的结束，奶奶打好洗脚水，我和她在那只铁盆上除去一天的尘渍，然后便吩咐我上床睡觉。睡觉前，奶奶常常会给我讲些神话历史故事，兴起时，也会唱几首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白鸟儿齐飞翔……",后来音乐课上知道了这首广为传唱的经典《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静静地来到床边坐下，她那老套的故事和动听的歌声仿佛还在，盈满了空落落的房间，又沁入我的心底。冬天的夜晚特别寒冷，奶奶总会把收集的玻璃输液瓶子注满热水（相当于时下的热水袋），在我睡前放在被窝里。那时我睡觉特别调皮，常常把被子踢到一边或半夜滚下床，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朦胧惺忪的睡梦中，奶奶为我盖被子把我抱上床，她也因此有那么几次感染上风寒。

上小学时，我最怕冬天月圆的早晨，奶奶常常为了送我上学而睡不好觉。不是因为我赖床，而是起得特早，有时甚至是半夜。月光从窗户射进屋子，睁眼一看，感觉天亮了，急匆匆唤醒睡梦中的奶奶，为此没少折磨过她，有时稍微起迟了些，还抱怨和责怪奶奶，即便是农忙时节疲惫不堪的奶奶也总会按时送我上学，如今想来那时的我真不懂事。从家到学校大概有两里路，要穿过寨子和集镇，我最怕狗和疯人（精神异常的流浪人），没有圆月的滇西冬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奶奶手持一盏手灯和一根木棍，在上学的路上守护我左右。在滇西农村，鸡是拂晓的信使，无论阴晴圆缺，它总能准确无误的报时，农人们大多根据鸡啼来判断时间，奶奶也不例外，她正是靠着鸡啼来判断我上学的时间。月光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奶奶总会轻声地说："鸡还没叫呢，再睡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在奶奶的言传和无数个清晨鸡的啼鸣里，我也渐渐听懂了这种奇妙的声音，作为农村人，这是必须掌握和熟悉的物语。鸡啼召唤着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朴实辛劳的奶奶，红土地在一声声鸡啼后迎来希望和新生。老屋人声鼎沸。而我，也伴着鸡啼不断汲取着知识的力量。

如今，奶奶总喜欢微笑着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你读小学可没少折磨人呀，天不亮就让我送你，但你小子如今也总算是有出息了。"是呀，那时太调皮了，要是有个闹钟就好了，奶奶就可以好好睡觉了。这也成为奶奶常在外人面前显摆的往事，她一直认为，调皮捣蛋的我，注定了会出人头地，能走出大山，将来能吃上国家粮。我也总算没辜负奶奶一番心意，只是，如今想来，走出大山不易，但走回大山也不易呀！

这次，若不是责任和使命的驱使，我恐怕也不会再回到老屋，正如儿时长辈们领着我去劳作过的那些隐匿在山里的土地，如今我早已辨不清方向。

每逢新年，是我最高兴也是最难熬的日子。年前，父母从外地赶回来，见面倍感陌生，奶奶逗我叫"粑粑"（当地小孩称呼父亲一般为："老倌儿或阿爹",叫"爸爸"的很少），我总是缠着奶奶不肯叫，小孩大概都这样。父母把我接回家，开头的那几天我总要跑回老屋和奶奶睡，但最终敌不过父母给买的小玩意儿和好吃的，没过几天也和他们处熟了，好景不长，没过元宵，我只能眼含泪水目送父母离家。如今，每当看到新闻报道或类似的节目，难免会想到这段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换作当下，我大概也算是留守儿童，当时，我毕竟是少数，农村人的生活是离不开土地的，可眼下，老屋外那些高大的平房里又隐藏了多少孤寂的心灵，当庄稼人不再相信和坚守土地，和我一样的小孩也就多了，空巢老人也就多了。父母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终于在我小学毕业前两年回了家，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如今这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写满了儿时的我和奶奶的故事。那些年里，在奶奶温润的襁褓里，在她那双斑驳的布满老茧的手的抚摸下，在她俗套的故事和并不完整悠扬的歌声里，潜移默化的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爱的种子。与仇恨、孤寂和悲伤无关。

五

我和奶奶住过的这间屋子对上去的阁楼是爷爷的卧室。一直以来，爷爷和奶奶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分居住。曾祖母生前在此住过。左侧和南厢房相连，实际上简易的搭了几根木条而已。

那时没有玩具，很多游戏是我们自创的，老屋是游戏的理想之地。南厢房的楼上堆置了一些稻草、松毛和柴垛，正面楼上放置了栏柜（储粮柜）、囤箩（竹篾编织盛谷糠的农具）、木柜、木箱等，我常常和弟妹们利用这些家什农具展开迷藏、枪战等游戏，弄得楼板嘎吱作响，被长辈呵斥成了家常便饭，可小孩子又咋会长记性，依旧我行我素。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囤箩里的谷物洒得遍地都是，给二叔逮个正着，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虽有所收敛，但也和长辈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长辈们在家我们就格外安分，他们外出下地干活，楼上楼下又成了我们小孩游戏的王国。南厢房的楼上也成了鸡们的乐园，稻草堆、松毛堆是鸡们孵蛋和孕育下一代的伊甸园，游戏中我们时常会发现鸡窝和鸡蛋，嚷嚷着让奶奶给我们煮鸡蛋吃，当然也有没被我们发现的，过一久，只见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上蹿下跳，冲我们得意的样子，我们又岂容鸡们嚣张嘚瑟，经常拿着木棍乱戳正在下蛋的鸡，弄得鸡们又急又气无能为力，想必那时的鸡们恨透了我们这群破坏分子。

可惜地是，楼上放置的栏柜、囤箩已不知去向，这些当初农村人吃饭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农具、父辈们分家必争的宝贝注定了要被时代抛弃，如今，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想象出它们的样子来了。不变地是，奶奶煎煮的鸡蛋依然弥漫着熏香诱人的气息。每次回家，奶奶都要煎煮几个给我，她知道我打小就爱吃鸡蛋，她常说起，还记得那只给你煮鸡蛋烧坏的小铜罗锅吗，是呀，我也记不清，在老屋的那几年，我吃了多少鸡蛋，吃了多少奶奶从不舍得卖的鸡蛋。眼下，在外吃了那么多鸡蛋，总觉得还是奶奶给煎煮的鸡蛋吃起来最香。

楼上的木箱点燃了我读书的兴趣。那只笨重的木箱是老叔留下的，木箱里放置的大多是老叔读书时留下的书本，其间也夹杂着部分父亲和二叔读过的。后来听父亲说，老叔是最小的儿子，那时父亲已退伍，家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老叔身上，希望他能走出农村，可他读了六年的初中愣是没能考上中专、师范或是高中，在学校背着他们搞些什么帮派，读成个书油子，到头混了个"农大"文聘。在木箱里，我找到了很多小人书，可比今天鱼龙混杂的书籍精彩有意思的多了，至少于我来说，寻得那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如获至宝，对《水浒》、《三国》、《西游记》、《聊斋》、《铁道游击队》等名著和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问过奶奶也去翻找过几次，但全都消失不见了，可惜当时没有爱书和收藏的意识，小孩子嘛，读过也就随手扔了。箱子里还有许多教科书，只是那时很奇怪，不知每本书的封面为何会印着毛主席语录，和我上学所用课本大不一样，后来上了中学，才从历史课本中获悉一二。如今想来，正是老叔留下的那只木箱培养了我读书的浓厚兴趣，受益至今。

那只存放衣物的木柜依然存在，静静地躺在爷爷住过的阁楼。听奶奶说，这只木柜是曾祖母生前的衣柜，若要按此算，大概是民国年间之物了，算得上"老古董"了。至少我印象中翻出来的那些祖母穿过的衣物，说老古董一点不过。记得有一回，我将绣花鞋和长长的裹脚带穿在脚上，吓得奶奶一惊一乍，让我赶忙脱下放回柜子。我疑惑不解，这鞋子怎么和大人们穿的不一样，这么秀气谁穿的呀？奶奶也会解释说："你祖母是小脚，那些鞋子是你祖母活着的时候穿的，你们小孩可碰不得呀！"我调皮问道："那奶奶你的脚咋那么大呢，和老祖的不一样呀？"奶奶一通解释，说得我云里雾里。随着读书识字多了，后来弄明白了，祖母一出生就坐上了封建时代的末班车，也难怪了打小裹小脚，在那个审美畸形变态和封建高压的社会体制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极其卑贱的。男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漂亮，父母们也认为，脚小的女儿好找婆家，做父母的不得不忍心在孩子哇哇的哭声里把女儿的脚越裹越紧、越裹越小。幸好，随着那一声"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声势浩大的辛亥大革命，妇女们终获解放，奶奶算是赶上了好日子，可曾祖母就没那运气了。小脚祖母的一生我至今无法想象和体会。后来，我向奶奶问起过绣花鞋和裹脚带，奶奶说，前几年，祖母托梦给她，说在阴间没穿的了，让奶奶给她带些去，奶奶想起了柜子里祖母留下的衣物，就一并烧了给祖母。"可惜了，"我说，但转念一想，有些东西注定了属于那个时代，既然是祖母的，就当还她好了。

正如老屋一样，注定了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属于滇西的红色土地，依土地而立起来的老屋，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或许，它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一个混凝土垒砌和恣肆的时代，于老屋而言，本就从无抛弃之说，它也希望回归土地，从土地里得到慰藉。

从老屋出来，天完全黑了。老屋彻底融入苍茫漆黑的夜色。

六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再回老屋去看看，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留个念想，天知道往后还能不能看到老屋。

朝曦初露，山峦苍翠，白鸟啁啾，鸡啼狗吠，踏着清露再回老屋。从外部看去，老屋一改昨暮萧瑟，土墙被阳光铺满了熟悉的金黄。晨曦总能给人造成错觉，温暖舒服美丽的错觉。当然，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是难以持久的，阳光终究射不进老屋虚空的内部，再说了，乡村正张望着山外的世界，蠢蠢欲动，躁动不安，一如我当年离开乡村时那般渴盼与急切。

长久以来，老屋习惯了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村人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无偿接纳了许多微小事物的存在，和乡野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曾经老屋里的石板、粪草、农具、篾具、石磨依旧散着熟悉的味道，在记忆的深处说着逝去的往事，无不是对上几代人爱恨纠葛、勤劳朴实、积弱贫瘠、偏僻闭塞、自然随和的真实写照，滇西乡村的真实写照，它们在土地上完成千年农耕演绎之后，不得不伴着老屋退居历史的舞台。作为老屋的一部分，唯有厮守任凭风雨侵蚀，不离不弃，默默的迎接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似乎与之无关的时代。

当新的生活模式植入乡村，人们不再以惯有的思维方式和轨迹铺展生活，乡村本身以及以乡村来定义的许多事物必将被新事物取代或吞噬，而以老屋建构的故乡坐标，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和无奈的情感回溯。

老屋，不当是属于人的世界，也同样属于小动物们的世界，属于神灵的世界。从我记事起，老屋里就生活着蟑螂、蜘蛛、山雀、燕子、草蜂、蚂蚁、老鼠，甚至是蛇，它们与人在各自的经纬上过活，相安无事，与冲突和猎杀无关。即便是不讨好的老鼠，大多时候它的命运也是猫来决定的。记得儿时奶奶常说起，燕子是吉祥之物，不能随意伤害，要不会生癞痢，凡进家的蛇都是祖先的化身，要恭恭敬敬的请出去。老屋的椽梁上到处都是燕子窝，每天都要清除地板上的燕子粪便，但我们从未打死过一只燕子，记得奶奶最怕蛇，但她绝不允许我们打死进家的蛇，都会让父辈们给请出去。如今，人去空空的老屋，俨然成了这些小动物们的王国，或许也是最好的避难所，想想那些水泥房子，是绝不容许它们的身影出现的。老屋也住着各路大神，诸如：财神、门神、灶神、圈神、天神、地神、寿仙、菩萨，逢年过节，都必须要事前烧钱焚香祭拜各路神仙，还得根据不同神仙的喜好供奉不同的祭品，焚烧不同地纸钱，不能出半点差池，否则就是对诸神不敬。如今恍然明白：老屋原来如此庞大，居然是一个能装下人与万物相生共存的大世界。

可悲的是，老屋所构建的大世界似乎正在不断缩小，我们不再对大世界的一切事物笃信不疑，甚至学会用所谓的科学依据来审视和判断，但也无可避免的植入自私、俗欲、蛮横与残暴，人们不以为然的残忍处置了同样寄居于这个世界的小动物们，伴着永无休止的咒骂和杀戮，还天真的以为这就是文明，但以牺牲他物换来的还是文明吗？大世界所浇筑的爱与兼容被亵渎，难道不是我们所遭遇的更大地不幸？老屋立在我面前，有时也就有了一种被蹂躏和摧残的感觉。哦！还有我生活过的这个大世界以外的乡村世界。

好在，在老屋的那几年，我们小孩从未干扰过小动物们的生活，这种习惯也沿袭至今。后来，我在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花园》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他在童年时为一只鸟哭过一次，因自己的疏忽，那只鸟被他大伯的玳瑁猫吃了，哇的一声，他哭了，这一情节足见汪老的爱心。我虽未曾为任何一种动物哭过，好在也未有过戕害之心，全仗奶奶教益。记得她常说："别小看了它们，它们有的通人性，有的通神性，你做的一切，老天看着呢，神看着呢，做了坏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遭报应的。"

那些年，老屋，坚守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平衡，其中的真理并非来自书本呆板的教条，而是长存于以老屋为核心所延伸的乡村世界，长存于农村人的言谈举止间。

时下，最在乎老屋的人唯有奶奶。去年，她搬来我们家住，同时也方便照顾病重的爷爷，但几乎每天都要回老屋去看看。她过来时就和父亲说："等你父亲走了，我还要回老房子住，你父亲一辈子没给过我好嘴脸，但我生是王家的媳妇，死也是王家的媳妇，就让我陪着王家的老房子去见祖宗吧，也算是对得起王家了，对王家的祖宗也有个交代了。"是呀！奶奶自打十几岁嫁入王家，就在老房子生活了六十多年了，服侍了三代人，对老屋的情感可见一斑，这种落叶归根的情感大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

太阳越来越高了，热辣辣的，老屋的内部依旧黑暗阴湿。我拿出相机，按下快门，老屋定格在了清晰的照片上，同时，也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了，定格在了它伴着我走过的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横跨两个世纪高速运转的三十年里。

美好生活是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只是，当我们在这个迷乱的时代举步维艰时，总习惯性的追忆那些陈年往事，循着记忆的轨迹获得心灵上短暂而无奈的慰藉。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恋旧情结吧。何况，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是我的家，是无法逃遁和从内心里移除的归宿，老屋——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