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老屋

作者: 王晓亮 2016年01月08日美文推荐

谁曾预料到,年少时一度想要逃离老屋的我,如今想回到老屋却也成了一桩难事。而且,我忧虑的不仅于此,在时间与空间交合嬗变的经纬里,老屋又会以何种方式存在?

身处异乡快而立之年的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老屋。

无色的黑夜,老屋时常亲吻着我的记忆,悄然溶化于脑海,筋脉骚动,企图将我从孤寂无聊的暗夜中剥离出来。文字,我想到了文字,在文字的世界里复制重构那些远去的我与老屋的往事;在纸上,在夜里,某些断裂的记忆碎片,或会产生些许美妙的回音;在血液里汇集成一条真实美丽的长河。

“回老屋去看看吧!”这个声音一直在我心里嚷嚷着,是呀!我都离开那座生养我的老屋十多年了。每当夜幕独处一室,那些模糊的童年记忆结痂在老屋上,有时连它的样子也难以清晰勾勒出来,对老屋的怀想就愈加强烈和痛苦。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自己的一座老屋——一生都无法逃遁的老屋。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也好,还是现实中客观存在也罢,无可否认,老屋便是家。那是烙印于心的地理标识,抑是情感诉求和精神皈依的原地,是一个无法从意念中根除的名词,一个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生命空间,早已内在于心,毫不夸张地讲:老屋——我们与之血脉相连的胎衣。只是,当我们有意或无意间被世俗淫染、被现实引诱绑架,或淫逸于充盈魅惑的浮华生活时,遗忘、抛弃、鄙夷甚至出卖老屋不可避免,我不得不说这是极为残忍和悲情的。长时身处异域,我浅显地意识到:天地之大,人可以随遇而安,再奢华的厅堂不过是暂时的栖身之所。于我而言,家只有一个——栖于滇西群山且生养过我的老屋。我深信,唯有老屋能承受得起那沉甸甸的“家”的含义,能捋清那些逝去又无法抹去的生命记忆。我常常诘问自己,我从何处来?或许,再见老屋,一切困扰才能消融,一切才能真实起来。

老屋,家的方向。回到老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吧!

前些日子,我回到了阔别许久的老屋。老屋,在夕阳映照下尽显憔悴和疲态,像秋叶衰草,自由与颓败在有情与无情中转换,深深地眷顾和蚕食着老屋。斑驳的土墙罅隙再也挤不出往日喧嚣,残阳沿着土墙壁缓缓滑落,沉郁的昏黄笼罩着老屋,清晰的轮廓渐变模糊。那一刻,我强烈地渴盼能摘下夕阳,化作老屋永恒的金黄。

老屋,带着岁月的硬伤孤独地凝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寨,一个远离都市隐匿于滇西群山的村寨,一个曾经以红土垒砌于红土之上的村寨。

老屋大概是立在寨子中央。从外部看去,那些高大的混凝土房子吞噬了老屋的模样,也吞噬了我记忆中村寨的样子。城市气息狠狠地植入了眼前的寨子。我踏着残阳沿路朝老屋的方向循去,一路上,不必再担心鞋子沾染红泥土,坚实的水泥路面眷顾了我锃亮的皮鞋(这样的鞋子大概就不曾喜欢上泥土,鞋子也有鞋子的时代),鞋子和泥土再也交织不出婀娜诙谐的舞步。曾经土路旁堆置如山包的粪草也消失了,嗅不到星点牲畜粪便恶臭,怪不得远处的农田和庄稼看着很不自然(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作物以一副病态的面孔存在和生长)。一路上撞见了很多熟悉陌生的面孔,神色匆匆,全无记忆中悠闲自然的样子,曾经那些闲散摆谱的妇人翁媪又躲去了哪里?又见距老屋百十米的那口大水井,一股恶臭袭来,没了水桶碰撞交织的人影婆娑,死一般冷寂。不时有载人驮物的摩托疾驰而过,骡马千年的使命和梦想戛然止步,如今它们的命运岂敢料想!篱笆墙变成了高大坚固的白色砖墙,即便是狂妄的烈焰估计也只能望洋兴叹,宛若一座座巨大的冰窖矗立我面前,散着凌人寒光。墙上写满了各色广告标语,还有那些挂在电线杆上划破眼球也无法理清的线路,凌乱杂碎毫无美感。来到寨子中央,那座熟悉的老屋出现眼前,矮矮的孤寂的矗立在平房林立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

望着眼前一切,让人踧踖不安,这个与我生命相连之地,一切来得如此突兀和陌生,惊诧之余瞬间失语。好在,在这个看似不属于老屋的时间和空间里,老屋的存在,把我拽回了远去的童年记忆中。去老屋的路上(必然要深入乡村的内部),总有种切肤之痛,突然想起了祝勇在《佛光》里的一句文字:“时间会把一切篡改得面目全非。”

毋庸置疑,乡村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革命,它要从内到外来一次彻底地革新、彻底地改头换面,它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城镇那样,甚至企图超越。记忆中的乡村被眼前的一切一点点剥离,消隐与传承、衰亡与新生、缄默与呐喊、生疏与熟谙,这些词汇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人透过不气。老屋的命运难以预知。乡村,或许正按人的意志而变异,它无法选择。

老屋,由正面、南厢房(当地俗称耳房)、院场、土墙、木制大门、照壁(一面翘脚的土墙)组合而成。过去漫长的年月,此种风格的建筑在滇西高原较为普遍。只是,在高大宽敞的平房面前,老屋终究抵不过被新潮淘汰的命运。

门槛,木制大门,曾经最辛劳的要数它们了。裂隙里夹杂和沉积的泥土沙石,承载过多少轻重缓急的步履,如今,无言地诉说着这座老屋当年的喧嚣。大门上的门神斑驳脱落,完全看不出门神的样子来,凑近细闻,粘贴门神用过的面泥似乎还散着一股酸涩味扑来,年年新桃换旧符,谁会记得门上贴过多少门神,曾护卫过我们一家人,如今,老屋已人去楼空,门神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大门上布满了蛛网。我轻轻推开嘎吱作响的大门,生怕惊扰了这些蛛儿原本的生活,门打开那一刻,它们还是四散开来,说不清是厌弃抑或恭迎,我姑且把它们的行为当成是专门为我而准备的盛情接待吧,这样心里自然要舒服些。记忆中,蜘蛛就一直生活在老屋,或许是恋旧,也或许只有老屋能让它们活得更好。

我回来了——老屋。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种久违的亲近感喷涌而来。或许,唯有伫立老屋面前,记忆是真实且亲近的,至少,老屋能还原这个乡野真实的样子,触摸到它的心跳,邂逅年少的我以及那些遥远又真实发生过的事。

走进南厢房右屋——父母亲的婚房,我出生的屋子,母亲坐月子的屋子。我努力搜寻着四岁之前留下的痕迹。我和父母亲睡过的那张木床不知所踪,很多记忆中的东西荡然无存,门窗后来被爷爷拆了,屋子成了火塘。如今,只剩下被烟火熏黑的残破的板壁和土墙存在着,完全看不出当年作为父母婚房的喜色。幸好,我还是在墙上找到了许多童年时留下的涂鸦。在滇西农村,九十年代初期依然缺少纸笔,火炭成了我最好的玩物,我常常拿着炭条在这面石灰粉刷过的墙上乱涂乱画,就如今天我的女儿会拿着笔在纸上乱画一般,因此经常会把自己弄得像个非洲人似的。好在,母亲很少责骂,对书写绘画的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萌发的。土墙的右上角已破了很大一个洞,用些木头顶着椽梁和墙壁,只是,没人气的屋子,谁知道这些木头的力量能维系多久。站立屋门,伸手便能触到横梁,不再是记忆中高不可攀的形象,和曾经健硕的奶奶一样如今却佝偻着身躯,在时光的消磨中一天天老去。

厢房的中屋,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也是最神圣的一间屋子,灶台就在中屋外的廊台上。中屋(当地人俗称堂屋)正中,贴着“天地君亲师位”,小孩一般都不敢在这张红纸上乱涂乱画。每逢“开财门”(当地风俗,一种拜祭天地财神和祖先的仪式,有祈愿家人平安财源滚滚之意),是我们小孩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能吃上好饭好菜,比过农历新年要丰盛得多,宰羊杀鸡是必须的。这天的主角是一个风水先生,当地人俗称“和尚”,他主持的一番颇为神秘庄重的仪式过后,正面墙壁上就会出现一张大红纸,纸上多为繁体字和一些看不懂的神秘图案。这一风俗曾在当地颇为盛行。那张红纸下的位子是整个家族中最年长的人才有资格入座,在我们家非爷爷莫属,偶尔调皮入座,难免会招来父辈们的责骂,多次训诫后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窥视。后来,随着读书识字多了,伴之父亲的说教,也就渐渐地明白了那张红纸的内涵,并在心里无形地根植扩张开来。它既是人们心灵的寄托也平衡了某种关系。

小小的一张红纸,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和道德升华,无不是儒家文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彰显。可惜的是,这一切似乎已被另一种文明取代。这些古老的乡村习俗,对眼下的小孩青年人甚至是中年人早已没了吸引力。在这个乡间,大多人觉得红纸与他们现在的屋舍(多为混凝土建筑)很不协调。乡村的许多事物正在衰亡,同老屋一起衰亡,这自然包括其中所隐喻的一切古老乡村文明的衰亡。乡村和城市难以界定。

厢房的左屋,其实,不是屋子,是供养牲畜的圈,已记不清有多少猪、牛、骡子、羊等牲畜曾住在这里,维系着农田需求和一家人的生活。这间腥臭阴暗的圈舍,曾一度提供着最重要的劳力,在那个没有普及机器的年代,牛和骡子是农耕主力军。每至年前,“年猪饭”更是必不可少,宰杀辛苦饲养了一年的肥猪,腌制成腊肉或卤肉,供我们一家人一年之需,眼下,吃“年猪饭”也只能到那些较为偏远的亲朋好友家去蹭了。没了这样的场合,亲人相聚便成了奢望,陌生感也与日俱增,加之在外的时日久了,很多亲人的辈分我已无法理清,偶尔见面无从称呼(我常常把称呼张冠李戴闹出过不少尴尬,和父亲理过几次,时日长了又忘了,倍感惭愧)。每逢大小春播种时节,各家各户都要“出粪”,一年两次,大小春各一次,“出粪”就是把圈里牲畜粪便用粪箕挑到田地里,有时,也会请人帮忙出粪,招呼一顿好饭好菜,不用付工钱,劳力交换在当地较为普遍,眼下,不付点工钱怕是没人会干如此又脏又累的苦活,再说也没出粪的需要了。那时,在村寨,人畜同居较普遍,吃饭、睡觉都能闻到粪草熏臭,人们的身体依然壮实,现在人畜分居了,可身体的毛病似乎并未减少。

和老屋相关的一切生活形式不复存在,乡村也就变得难以定义。“农村人”这一定义也悄然发生变化。许多农村土屋的消失,除了它本身,必然牵连和它有关的一切具有乡村气息事物的沦陷或消失。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的那种闲适慵懒的生活状态,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中所形成的平和、憨厚、从容、遁世的心态。

出厢房,向正面走去。作为主楼,看起来要比厢房高大坚实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二叔家在此长期生活和多次修缮。大前年,我堂兄弟结婚,二叔一家对正面房子重新粉饰加固了一番,一楼门窗换成了铝合金式样的(时下当地建房颇为流行),好在整座房屋的主体结构依然保持原样。去年,二叔一家搬到了几百米外的空地上另建新房,父亲把病重的爷爷接到了我们家照顾,随后也把奶奶接了过来,如今的老屋,算是彻底清净了。

正面短暂光鲜的外表永远替代不了它内部的虚空与苍凉。老屋不曾料想到它今日的结局,甚至为了老屋争得你死我活的父辈们也未曾预料。至亲搬离,了无牵挂,老屋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物欲恣肆的世界,估计没人会惦念和在乎老屋,正如那些荒草丛生的坟冢,颓败、陷落、直至消失。

没有人气的老屋,只能任由时光和风雨摆布。

喧嚣散尽,清冷的晚霞映得西方通红,夜幕悄然逼近,老屋愈发暗淡,一声猫叫让人不寒而栗,它那双能洞穿黑夜的眼睛似乎是一种预示,我无法想象的关于老屋的预示。石阶的青苔三番五次地捉弄我的皮鞋,椽梁上燕子窝里的燕子正准备拂尘就寝,我努力保持着安静,正如我曾在一首诗里看到过这样的句子“只有沉默才能探听到另一个沉默里的呐喊”。

老屋,一座和三代人有关的老屋。如今,更多地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存在。作为一部乡村历史缩影的存在。

正面房子耗尽了父亲青年时代的心血。在我的记忆里,正面房子二叔家长期住着,父母未曾住过,我儿时与奶奶住过几年。1984年,父亲在部队因公致残带着一笔抚恤金退伍回到老家,在他的带动下,决定在原来茅草房的基础上重建土坯房。记忆中,父亲时常说起,他和一家人顶着烈日在田里挥锄坨土基(我亲眼见过家乡人坨土基,找一块土质粘性好的田地,翻出泥土,灌水,辅以草料,人和牛在上面来回蹉踏,把泥土灌入四方木质框子自然晾干即可),独自一人披星戴月走几十里山路扛回松木,请木匠师傅制成椽梁木柱,花钱雇人用拖拉机从窑场拉回青瓦,挑着粪箕到寨子对面的山上挖沙石,为了建房忙前忙后,还要承担巨额费用,直到冬月上梁立木。如蚁筑巢,费尽周折,总算建起了在当时滇西农村算华丽的窝。父亲说,建房花去了他所有的抚恤金和每月国家给予的生活补助,房子建好,二叔结婚,他和母亲一天也没住过,那时我还没出生,二叔小他两岁。父亲常说,作为长子是要牺牲的。如今,每每说起正面房子,父亲都有一肚子苦水,有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逢人聊天,他不免又会在人前显摆他那时的能耐。确实,在三十年前能建间土坯房已是相当了不起的事。老屋,成了父亲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难以愈合的伤疤。

每座老屋,便是一部写满了爱恨情仇的家族叙事,记述了无数纷繁迷离的家庭琐事。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毫不夸张地讲,妇女俨然成了生育机器,有些家庭少则生三五个,多则十来个,对于那样热闹的生育场面我没亲身经历,但在我们家,父辈兄妹就有四人,为后来的“分家”(对房子和土地的分配,一般出现在子女婚后)和父辈兄弟微妙的感情关系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和二叔相继娶妻生子(老叔远到保山坝子李家入赘,娘娘嫁到本乡七八里外的村子),随着我和弟妹的出生,老屋住着一家三代人,让本来就逼仄的老屋不堪拥挤。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人一多,这“经”就更难念了。母亲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后来听父母说起过,他们结婚后,过了两年我才出生,奶奶那时对母亲产生了极大地怨恨(奶奶认为母亲无法生育,作为女人,不能生育,随时可能面临被赶出家门的危险),时常发难母亲,随后二叔结婚,为了分房问题,全家人时常大动干戈,与母亲处在了对立面,好在父亲一直维护着母亲。为此,父亲对爷爷奶奶颇有抱怨,与二叔一家也结下了至今未解的梁子。我四岁那年,父亲决定搬离弥漫着火药味的老屋,到距离老屋一里多外的荒野另立新家,背负了几千元外债包袱,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和母亲外出务工。老屋里发生的一切,我并未亲身亲历,全来自长辈们的言说,也似乎与我的世界毫无关系,但又无法回避,或许,因那些家族纠葛我得以回到老屋,又和奶奶一起生活了几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理解,为何父母会把我留在老屋,让奶奶照顾,在当时,父母与奶奶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但自我记事起,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又亲如母女,从未见她们婆媳之间发生过口水战,我想,这其中自然与我的出生有关,也与时光这把修复刀有关系吧,或者,堂屋正中的那张红纸起了作用。记忆中,父母会常常讲过去在老屋的种种辛酸,语言里充斥着对爷爷奶奶的爱与恨,好在,他们从未把那些复杂情感嫁接到我身上。自打我记事起,父母对爷爷奶奶的一切行为无不是孝道的彰显。

如今,一提及老屋(特指正面房子),父亲都难以释怀,对爷爷奶奶和二叔一家过去的所作所为始终梗阻于心,但另一方面对老人的照顾又无微不至,他常说道,作老大就是我这样子的吧,有时也会风趣的说道,你看,我就没给你这个大儿子任何负担,是吧!你工作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道。说得我欣慰与酸楚相生。

老屋于父母而言,爱恨纠结始终相伴,于我而言,并未那么深刻复杂,有时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即便如此,也唯有看清白纸,才能将自己看得更透彻吧。

我四岁那年,父母另建新房,带着我搬离了老屋,只剩二叔一家和爷爷奶奶还住在老屋。但随后,父母迫于生计远去芒市务工,我又回到老屋和爷爷奶奶生活,一直住到我小学毕业前夕,因此,准确地说,我在老屋生活了十多年。

正面一楼右屋——奶奶的卧室,我和奶奶在这里住过几年。我推开房门,一股霉腐之气扑面袭来,这里俨然成了各种霉菌理想的寄居所。走进去,凭着记忆找到门后的拉线开关,借助昏暗的灯火环视了一遍屋子,老屋的内部还是儿时的样子,整个格局和陈设其间的家什没有太大变化,两张木床,一只老式衣柜和一张储粮木柜,木柜上还放着奶奶做针线活用的小簸箕,连接楼上楼下的楼梯就在屋子里,让原本就狭仄的空间更为狭仄,楼梯和房门之间横摆着一张老式抽屉桌。望着熟悉的一切,一种久违的童真时光弥散开来,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奶奶从不介意我们小孩把房间弄得一片狼藉。翻箱倒柜是孩子的天性。那时我和弟妹最感兴趣的是抽屉桌和储粮柜,总被我们翻得稀巴烂,糖果对小孩有极强的诱惑力。储粮柜里总有吃不完的糖果,像是柜子生出来的,我和弟妹们常常背着奶奶偷食,每次都能得逞。其实,后来知道了,是奶奶故意为之。和弟妹们不同,稍长一些的我对抽屉桌的兴趣尤甚,皆因那些不常见的老物件,诸如:铜钱、铜烟壶和父亲在部队时的领章帽徽等等,我总喜欢翻出来把玩一番,还常常拿着追问奶奶。对于我的这一行为,奶奶并未责骂,只是每次我玩过之后他总要提醒,这些东西是不能弄丢的,玩过要放回原位。记得那时奶奶常常把我单独叫到房里,给我些新衣服裤子鞋子或其它东西(有吃的玩的),但每次都不忘嘱咐,可别向你二叔和兄弟们说是我买的,就说是你父母买的,现在想来,那时的奶奶待我这个大孙儿是偏心的。

前些年,我又想起了奶奶的那些老物件,在我一再央求和鼓动下,奶奶把她的老物件全部交到了我手上,她还是担心因这些老物件引发父辈或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小声嘱咐我说,小心收好便是,别对外声张。其实我很清楚,这些老物件也值不了几个钱,未曾想用来发家致富,只觉得这些老物件对我这个学绘画出身的兴许有用,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着一个家族的记忆和历史,对于捋清盘根错节的家族纹理兴许有用,到了别人手里,说不好真就给卖了,卖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卖出去的是一个家族珍贵的历史缩影。在所有的老物件中,一张黑白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儿时不曾见过,奶奶说,这就是你的曾祖母,80年代初照的,1984年去世的,就是你父亲退役那年,在我手上保管了三十多年,你一定要保管好。后来,我把曾祖母的相片拿去照相馆放大并挂在了堂屋醒目的位置,奶奶欣喜不已。我知道这张小小的照片是曾祖母留在世间唯一的影像,其间更是浓缩了奶奶对曾祖母至真至善的爱与孝,还有那深深的眷恋。

傍晚,老屋静如庙宇。倦怠的鸟儿息了歌喉,燕子早已入梦,浓酽的霉腐之气氤氲满屋,偶有窸窣声响,大概是猫和老鼠正在上演生死游戏。也是在这样的傍晚,老屋里常常传来奶奶急促的催我回家的叫唤,当然还有很多的老屋里传出过同样的呼唤,小孩们带着未尽的兴意悻悻归家,还有那些牲畜们和远处田地上的农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归去。裹挟着秸秆气息的炊烟笼罩着老屋,宣告着农人忙碌一天的农事的结束,奶奶打好洗脚水,我和她在那只铁盆上除去一天的尘渍,然后便吩咐我上床睡觉。睡觉前,奶奶常常会给我讲些神话历史故事,兴起时,也会唱几首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白鸟儿齐飞翔……”,后来音乐课上知道了这首广为传唱的经典《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静静地来到床边坐下,她那老套的故事和动听的歌声仿佛还在,盈满了空落落的房间,又沁入我的心底。冬天的夜晚特别寒冷,奶奶总会把收集的玻璃输液瓶子注满热水(相当于时下的热水袋),在我睡前放在被窝里。那时我睡觉特别调皮,常常把被子踢到一边或半夜滚下床,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朦胧惺忪的睡梦中,奶奶为我盖被子把我抱上床,她也因此有那么几次感染上风寒。

上小学时,我最怕冬天月圆的早晨,奶奶常常为了送我上学而睡不好觉。不是因为我赖床,而是起得特早,有时甚至是半夜。月光从窗户射进屋子,睁眼一看,感觉天亮了,急匆匆唤醒睡梦中的奶奶,为此没少折磨过她,有时稍微起迟了些,还抱怨和责怪奶奶,即便是农忙时节疲惫不堪的奶奶也总会按时送我上学,如今想来那时的我真不懂事。从家到学校大概有两里路,要穿过寨子和集镇,我最怕狗和疯人(精神异常的流浪人),没有圆月的滇西冬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奶奶手持一盏手灯和一根木棍,在上学的路上守护我左右。在滇西农村,鸡是拂晓的信使,无论阴晴圆缺,它总能准确无误的报时,农人们大多根据鸡啼来判断时间,奶奶也不例外,她正是靠着鸡啼来判断我上学的时间。月光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奶奶总会轻声地说:“鸡还没叫呢,再睡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在奶奶的言传和无数个清晨鸡的啼鸣里,我也渐渐听懂了这种奇妙的声音,作为农村人,这是必须掌握和熟悉的物语。鸡啼召唤着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朴实辛劳的奶奶,红土地在一声声鸡啼后迎来希望和新生。老屋人声鼎沸。而我,也伴着鸡啼不断汲取着知识的力量。

如今,奶奶总喜欢微笑着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你读小学可没少折磨人呀,天不亮就让我送你,但你小子如今也总算是有出息了。”是呀,那时太调皮了,要是有个闹钟就好了,奶奶就可以好好睡觉了。这也成为奶奶常在外人面前显摆的往事,她一直认为,调皮捣蛋的我,注定了会出人头地,能走出大山,将来能吃上国家粮。我也总算没辜负奶奶一番心意,只是,如今想来,走出大山不易,但走回大山也不易呀!

这次,若不是责任和使命的驱使,我恐怕也不会再回到老屋,正如儿时长辈们领着我去劳作过的那些隐匿在山里的土地,如今我早已辨不清方向。

每逢新年,是我最高兴也是最难熬的日子。年前,父母从外地赶回来,见面倍感陌生,奶奶逗我叫“粑粑”(当地小孩称呼父亲一般为:“老倌儿或阿爹”,叫“爸爸”的很少),我总是缠着奶奶不肯叫,小孩大概都这样。父母把我接回家,开头的那几天我总要跑回老屋和奶奶睡,但最终敌不过父母给买的小玩意儿和好吃的,没过几天也和他们处熟了,好景不长,没过元宵,我只能眼含泪水目送父母离家。如今,每当看到新闻报道或类似的节目,难免会想到这段往事,不禁潸然泪下。换作当下,我大概也算是留守儿童,当时,我毕竟是少数,农村人的生活是离不开土地的,可眼下,老屋外那些高大的平房里又隐藏了多少孤寂的心灵,当庄稼人不再相信和坚守土地,和我一样的小孩也就多了,空巢老人也就多了。父母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终于在我小学毕业前两年回了家,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如今这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写满了儿时的我和奶奶的故事。那些年里,在奶奶温润的襁褓里,在她那双斑驳的布满老茧的手的抚摸下,在她俗套的故事和并不完整悠扬的歌声里,潜移默化的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爱的种子。与仇恨、孤寂和悲伤无关。

我和奶奶住过的这间屋子对上去的阁楼是爷爷的卧室。一直以来,爷爷和奶奶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分居住。曾祖母生前在此住过。左侧和南厢房相连,实际上简易的搭了几根木条而已。

那时没有玩具,很多游戏是我们自创的,老屋是游戏的理想之地。南厢房的楼上堆置了一些稻草、松毛和柴垛,正面楼上放置了栏柜(储粮柜)、囤箩(竹篾编织盛谷糠的农具)、木柜、木箱等,我常常和弟妹们利用这些家什农具展开迷藏、枪战等游戏,弄得楼板嘎吱作响,被长辈呵斥成了家常便饭,可小孩子又咋会长记性,依旧我行我素。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囤箩里的谷物洒得遍地都是,给二叔逮个正着,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那以后虽有所收敛,但也和长辈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长辈们在家我们就格外安分,他们外出下地干活,楼上楼下又成了我们小孩游戏的王国。南厢房的楼上也成了鸡们的乐园,稻草堆、松毛堆是鸡们孵蛋和孕育下一代的伊甸园,游戏中我们时常会发现鸡窝和鸡蛋,嚷嚷着让奶奶给我们煮鸡蛋吃,当然也有没被我们发现的,过一久,只见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上蹿下跳,冲我们得意的样子,我们又岂容鸡们嚣张嘚瑟,经常拿着木棍乱戳正在下蛋的鸡,弄得鸡们又急又气无能为力,想必那时的鸡们恨透了我们这群破坏分子。

可惜地是,楼上放置的栏柜、囤箩已不知去向,这些当初农村人吃饭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农具、父辈们分家必争的宝贝注定了要被时代抛弃,如今,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想象出它们的样子来了。不变地是,奶奶煎煮的鸡蛋依然弥漫着熏香诱人的气息。每次回家,奶奶都要煎煮几个给我,她知道我打小就爱吃鸡蛋,她常说起,还记得那只给你煮鸡蛋烧坏的小铜罗锅吗,是呀,我也记不清,在老屋的那几年,我吃了多少鸡蛋,吃了多少奶奶从不舍得卖的鸡蛋。眼下,在外吃了那么多鸡蛋,总觉得还是奶奶给煎煮的鸡蛋吃起来最香。

楼上的木箱点燃了我读书的兴趣。那只笨重的木箱是老叔留下的,木箱里放置的大多是老叔读书时留下的书本,其间也夹杂着部分父亲和二叔读过的。后来听父亲说,老叔是最小的儿子,那时父亲已退伍,家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老叔身上,希望他能走出农村,可他读了六年的初中愣是没能考上中专、师范或是高中,在学校背着他们搞些什么帮派,读成个书油子,到头混了个“农大”文聘。在木箱里,我找到了很多小人书,可比今天鱼龙混杂的书籍精彩有意思的多了,至少于我来说,寻得那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如获至宝,对《水浒》、《三国》、《西游记》、《聊斋》、《铁道游击队》等名著和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我问过奶奶也去翻找过几次,但全都消失不见了,可惜当时没有爱书和收藏的意识,小孩子嘛,读过也就随手扔了。箱子里还有许多教科书,只是那时很奇怪,不知每本书的封面为何会印着毛主席语录,和我上学所用课本大不一样,后来上了中学,才从历史课本中获悉一二。如今想来,正是老叔留下的那只木箱培养了我读书的浓厚兴趣,受益至今。

那只存放衣物的木柜依然存在,静静地躺在爷爷住过的阁楼。听奶奶说,这只木柜是曾祖母生前的衣柜,若要按此算,大概是民国年间之物了,算得上“老古董”了。至少我印象中翻出来的那些祖母穿过的衣物,说老古董一点不过。记得有一回,我将绣花鞋和长长的裹脚带穿在脚上,吓得奶奶一惊一乍,让我赶忙脱下放回柜子。我疑惑不解,这鞋子怎么和大人们穿的不一样,这么秀气谁穿的呀?奶奶也会解释说:“你祖母是小脚,那些鞋子是你祖母活着的时候穿的,你们小孩可碰不得呀!”我调皮问道:“那奶奶你的脚咋那么大呢,和老祖的不一样呀?”奶奶一通解释,说得我云里雾里。随着读书识字多了,后来弄明白了,祖母一出生就坐上了封建时代的末班车,也难怪了打小裹小脚,在那个审美畸形变态和封建高压的社会体制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极其卑贱的。男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脚越小越漂亮,父母们也认为,脚小的女儿好找婆家,做父母的不得不忍心在孩子哇哇的哭声里把女儿的脚越裹越紧、越裹越小。幸好,随着那一声“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声势浩大的辛亥大革命,妇女们终获解放,奶奶算是赶上了好日子,可曾祖母就没那运气了。小脚祖母的一生我至今无法想象和体会。后来,我向奶奶问起过绣花鞋和裹脚带,奶奶说,前几年,祖母托梦给她,说在阴间没穿的了,让奶奶给她带些去,奶奶想起了柜子里祖母留下的衣物,就一并烧了给祖母。“可惜了,”我说,但转念一想,有些东西注定了属于那个时代,既然是祖母的,就当还她好了。

正如老屋一样,注定了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属于滇西的红色土地,依土地而立起来的老屋,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或许,它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一个混凝土垒砌和恣肆的时代,于老屋而言,本就从无抛弃之说,它也希望回归土地,从土地里得到慰藉。

从老屋出来,天完全黑了。老屋彻底融入苍茫漆黑的夜色。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再回老屋去看看,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留个念想,天知道往后还能不能看到老屋。

朝曦初露,山峦苍翠,白鸟啁啾,鸡啼狗吠,踏着清露再回老屋。从外部看去,老屋一改昨暮萧瑟,土墙被阳光铺满了熟悉的金黄。晨曦总能给人造成错觉,温暖舒服美丽的错觉。当然,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是难以持久的,阳光终究射不进老屋虚空的内部,再说了,乡村正张望着山外的世界,蠢蠢欲动,躁动不安,一如我当年离开乡村时那般渴盼与急切。

长久以来,老屋习惯了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村人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无偿接纳了许多微小事物的存在,和乡野相关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曾经老屋里的石板、粪草、农具、篾具、石磨依旧散着熟悉的味道,在记忆的深处说着逝去的往事,无不是对上几代人爱恨纠葛、勤劳朴实、积弱贫瘠、偏僻闭塞、自然随和的真实写照,滇西乡村的真实写照,它们在土地上完成千年农耕演绎之后,不得不伴着老屋退居历史的舞台。作为老屋的一部分,唯有厮守任凭风雨侵蚀,不离不弃,默默的迎接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似乎与之无关的时代。

当新的生活模式植入乡村,人们不再以惯有的思维方式和轨迹铺展生活,乡村本身以及以乡村来定义的许多事物必将被新事物取代或吞噬,而以老屋建构的故乡坐标,只能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和无奈的情感回溯。

老屋,不当是属于人的世界,也同样属于小动物们的世界,属于神灵的世界。从我记事起,老屋里就生活着蟑螂、蜘蛛、山雀、燕子、草蜂、蚂蚁、老鼠,甚至是蛇,它们与人在各自的经纬上过活,相安无事,与冲突和猎杀无关。即便是不讨好的老鼠,大多时候它的命运也是猫来决定的。记得儿时奶奶常说起,燕子是吉祥之物,不能随意伤害,要不会生癞痢,凡进家的蛇都是祖先的化身,要恭恭敬敬的请出去。老屋的椽梁上到处都是燕子窝,每天都要清除地板上的燕子粪便,但我们从未打死过一只燕子,记得奶奶最怕蛇,但她绝不允许我们打死进家的蛇,都会让父辈们给请出去。如今,人去空空的老屋,俨然成了这些小动物们的王国,或许也是最好的避难所,想想那些水泥房子,是绝不容许它们的身影出现的。老屋也住着各路大神,诸如:财神、门神、灶神、圈神、天神、地神、寿仙、菩萨,逢年过节,都必须要事前烧钱焚香祭拜各路神仙,还得根据不同神仙的喜好供奉不同的祭品,焚烧不同地纸钱,不能出半点差池,否则就是对诸神不敬。如今恍然明白:老屋原来如此庞大,居然是一个能装下人与万物相生共存的大世界。

可悲的是,老屋所构建的大世界似乎正在不断缩小,我们不再对大世界的一切事物笃信不疑,甚至学会用所谓的科学依据来审视和判断,但也无可避免的植入自私、俗欲、蛮横与残暴,人们不以为然的残忍处置了同样寄居于这个世界的小动物们,伴着永无休止的咒骂和杀戮,还天真的以为这就是文明,但以牺牲他物换来的还是文明吗?大世界所浇筑的爱与兼容被亵渎,难道不是我们所遭遇的更大地不幸?老屋立在我面前,有时也就有了一种被蹂躏和摧残的感觉。哦!还有我生活过的这个大世界以外的乡村世界。

好在,在老屋的那几年,我们小孩从未干扰过小动物们的生活,这种习惯也沿袭至今。后来,我在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花园》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他在童年时为一只鸟哭过一次,因自己的疏忽,那只鸟被他大伯的玳瑁猫吃了,哇的一声,他哭了,这一情节足见汪老的爱心。我虽未曾为任何一种动物哭过,好在也未有过戕害之心,全仗奶奶教益。记得她常说:“别小看了它们,它们有的通人性,有的通神性,你做的一切,老天看着呢,神看着呢,做了坏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遭报应的。”

那些年,老屋,坚守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平衡,其中的真理并非来自书本呆板的教条,而是长存于以老屋为核心所延伸的乡村世界,长存于农村人的言谈举止间。

时下,最在乎老屋的人唯有奶奶。去年,她搬来我们家住,同时也方便照顾病重的爷爷,但几乎每天都要回老屋去看看。她过来时就和父亲说:“等你父亲走了,我还要回老房子住,你父亲一辈子没给过我好嘴脸,但我生是王家的媳妇,死也是王家的媳妇,就让我陪着王家的老房子去见祖宗吧,也算是对得起王家了,对王家的祖宗也有个交代了。”是呀!奶奶自打十几岁嫁入王家,就在老房子生活了六十多年了,服侍了三代人,对老屋的情感可见一斑,这种落叶归根的情感大概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

太阳越来越高了,热辣辣的,老屋的内部依旧黑暗阴湿。我拿出相机,按下快门,老屋定格在了清晰的照片上,同时,也定格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了,定格在了它伴着我走过的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横跨两个世纪高速运转的三十年里。

美好生活是我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只是,当我们在这个迷乱的时代举步维艰时,总习惯性的追忆那些陈年往事,循着记忆的轨迹获得心灵上短暂而无奈的慰藉。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恋旧情结吧。何况,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是我的家,是无法逃遁和从内心里移除的归宿,老屋——永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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