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故乡谁的愁

春节返乡，已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上海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磊光长篇累牍的，春节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在微信中甫一出现，便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关注。而我，就是那个相当地与他“心有戚戚焉”者。

文字很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与王磊光先生一样，我一直有很深的故土情结。因此即便在上海已经学习、生活了整整21个年头，虽然衣食住行各方面从模式上都已经被动地印上了“上海”的烙印，即使在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已经是代表了这一方人民，但骨子深处，这个寄居的城市在意识里依然是他乡。灵魂深处，四方院、青砖房、麦田青青、溪水环绕、牛羊成群，才代表了故乡的风姿，也是皈依的精神之乡。

每年的春节返乡，有亲情滋润的需求，有探望父母的义务，更像是一种思想与魂灵的回归，连儿子也似乎慢慢被我浸染。春节前的返乡有个反复，因为对某人的歉意，在定下归期后短暂犹豫着是否留下过年。和儿子说起，他很愕然：为什么不回啊？不是说回去看姥姥姥爷吗？

和儿子对我的短暂犹豫很不解一样，我对儿子向往回我的家乡，也大大吃了一惊。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代移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自认他是“上海人”，当然这个称呼，不论是从户籍的注册还是身份证的编码上，都是名至实归的。因此在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祖籍和故乡的观念时，我曾经很不确定他是否理解这些复杂称谓背后蕴含的情愫。记得儿子幼儿园的时候，大姐接他回家，路上遇到乞讨的小孩，天真烂漫的他竟很不屑地呼那个乞丐“外地人”。大姐回家与我说起的时候，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生气的是，纯净可爱的孩子竟然这么缺乏对弱小的同情，好笑的是，他究竟是从何处沾染了一部分阿拉的通病：自认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呢？或许就是那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向他灌输了祖籍与故乡的概念，教他尊重与同情弱小，让他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让我欣慰的是，如今的儿子绝对是一个善良敦厚的好孩子，甚至是善良的过了头。有次乘地铁，遇到一位带孩子乞讨的女人，他把口袋里一张五十元钱给了人家，那可是我给他一周吃早饭的钱。回家告诉我时，还连连叹息，乞讨的女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盘缠也没。

在我委婉地表示，他可能遇到的是一个骗子时，他甚至有些些激动，觉得不可能。而且认为即使人家是骗子，或许她真的很需要那50元，她不是需要回家做盘缠么。

好吧，我只好很欣喜地想我对他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成功的。这次春节回去，看到这半大不大的小子，和外甥、侄子到处疯跑，去人家小店里买一只一只的小鞭炮、燃放时如麦穗般的小烟花，在院子里燃放，到野外的麦田里放许愿灯，甚至如几岁孩童般手持手电筒躲在黑漆漆的院子外，一次又一次往小水池里仍炮仗，如脱缰的小马般自由快乐。我一下明白了，他为何执意想回到原本认为与他无关的我的故乡，对一个可能是骗子的乞丐慷慨解囊，或许只是因为在潜移默化中，故乡这个词在他心里的分量与日俱增，故乡给予的欢乐早已经超出了所有与它有关的负面：水土不服带来的皮肤过敏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快乐，50元钱可能助那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回到故乡也远超过被骗的遗憾。

故乡，对于如我一样的游子有着无以伦比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如王博士所言，那儿是我的根。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儿享受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享受了田野山川赐予的乐趣。故乡的一草一木，风物人情，早已经深深地在我的心底打上了烙印。即便是二十年后，面对它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接受它早已经不是我幼时的模样，深深地失望过，但我依然爱它。那份爱，随沧海桑田的世相无关，只因血液灵魂已紧紧与它绑缚在了一起。

但是对于儿子的吸引力，从何而起的呢。我只有从春节期间那些零星的鞭炮、琐屑的欢乐里找寻到答案了。这种纯粹的快乐，注定是繁华陆离的大城市，很难给予他的。

每年春节回乡，我都会去旧宅看老屋。难得的一个温暖午后，在孩子们的陪伴下，穿过仍住着稀稀落落几家人家的村庄，走过那条无数次延伸到梦中的熟悉小路，打开那扇熟悉的院门，我才真切地有了回家的感觉。 那个用了几十年的压水井，曾经光滑的铁质的把柄上已经锈迹斑斑，儿时宽敞平坦的方形院落，长满了枯黄的杂草与无数的小树苗。那些小树苗，与所有故乡的树一样，到了冬天只剩了光秃秃的枝条， 但我依稀能认出那些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小树苗，哪些是枣子树，哪些是春树，哪些是杨柳。那几株如古董一般，从我记忆时起就生在那儿的几株高大的枣树，依旧在暖冬温煦的阳光下静默着，枝条遒劲。透过那些斑驳光影，我依然记得它们年轻时的模样，它们开在春风中的如米粒般淡黄色的枣树花、初夏时青色的果子一串串垂在枝头，深秋时红色的枣子骄傲地在高高的枝头诱惑着我，在青色的天空下我贪婪地目光，越过那些婆娑的稠密的树叶，凝视着它们，我持一根长长的竹竿在那稠密的枝叶间打枣。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所有那些片段，所有的影像一般的过去，如电影的特写，定格在我记忆深处。

当然，每次回去，也都免不了伤感：风雨的侵蚀下，主屋的一面墙壁已经倒塌倾覆，裸露的墙壁上还依稀能看到当年张贴的年画。我一直担心，曾经留下我们无数欢笑与足迹的老屋，寄托了深厚情感的旧宅还能坚持多久。那些断壁残垣、蛛网纱窗，那些红花柳绿的年画，那些长长短短的年画间那些已经破烂的小奖状，深藏着我和妹妹的功与名。那一组红楼十二钗的美人图虽然已经残缺破败，但当年的风光我依然记得。它们也是经历了万水千山，由远在辽宁的二叔委托邮差，辗转而来。二叔十八岁参军，升至团级军官后转业到了他乡，三奶活着时他几乎每年春节还乡，不能还乡时必寄了各种年货回来，那些印制了明星美人的抢手挂历便是二十年前他寄回的年货之一。写来的家书结尾必有以下这句“大哥、大嫂，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二叔是部队学的文化，但字也的端正有力，每次的家书由我去为三奶宣读，回信也是由我执笔。现在想来，那些千里辗转而来的包裹里，那些平实真切的字里行间，曾经寄托了他多少的乡愁。如今，三奶去世也二十多年有余，他自己也成了耄耋老人。去年春节回去时，我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与父亲通话。父亲严重耳背，知道是与二叔通话后，他激动得流了泪，虽然听不到电话那端的通话，一点没有影响他自顾自的热烈对答。电话免提，听到他们兄弟鸡同鸭讲的通话，我几乎想笑。但是，听到二叔在那端的抽泣：大哥，我好想你呀。又忍不住心酸落泪。故乡，对我来说，仍是可望可及的地方，一日千里，我便可以消解那份若有若无的乡愁。但是对于已经八十岁的二叔，那份乡愁或许只能止步于千里之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