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缘

作者: 李动2019年09月29日心情文章

随作协文友坐车来到烟雨迷蒙的西湖边,来到国画大师潘天寿的故居。

聆听纪念馆解说员小李介绍潘老的作品,认真欣赏其画,从心底感佩其画磅礴大气。待解说员介绍毕,我问她:“你认识高培明吗?”她笑着说:“怎么不认识,还相当熟悉呢。高书记刚去世,他是个好人。”小李说罢,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认识高书记的?”我告诉她:““我们是老乡,抗战时期,鬼子追赶他,他闯进我祖母家,多亏我祖母带他进屋,让他躺在床上,并盖上被子,使他躲过了一劫。”李女士惊讶地说:“是吗?”然后,她告诉我:“不久前,高书记的儿子刚卖了一幅潘老的画,1800万。”

我听后并不惊讶,心里还有点想入非非,倘若当年我到他家做客时,向他索要潘老的画,他一定会慷慨赠送。因为那是个计划经济年代,都不知这些大师的画会卖到天价。上世纪80年代初,高书记离休前捐出了一批国画,其中不少是潘天寿的作品。

新世纪初,父亲曾为泰安老家筹建小学,将此事告诉了高培明,他问父亲:“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可以拍卖一幅潘天寿的画来资助建校。”父亲告诉他:“堂弟其泰已捐了100万,足够了。”他高兴地说:辛苦你了,一定要为家乡建所“学校,使晚辈们接受教育。”

父亲曾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末,高培明调任浙江美院任党委书记,斯时,潘天寿任美院院长。那时运动频繁,潘院长不断地接受改造,好在高书记性格善良、脾气温和,颇为关照潘院长。为了感激其保护,潘院长先后画了不少国画相赠。

1975年夏,我与中学同学张浩一起去杭州游玩,我带着他冒昧地住到了高大伯家,在他家吃住了三天,他非常热情。没想到第三天晚上,张浩感冒发起高烧,高大伯撑着雨伞冒着大雨,特意到学校卫生院配了退烧药,这事给高大伯添了许多麻烦。

临别那天,我对高大伯说:“我喜欢绘画,已学了多年,但没有老师指点。大伯能否介绍一位美术老师教我学画。”高大伯点头应允。正巧下午画家萧峰来到高大伯家,他就拜托萧峰回上海后指导我绘画,萧峰一口允诺。

回上海后,我拿着高大伯的介绍信,找到了萧老师的家,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留苏画家,其油画代表作《拂晓》,画的是解放军攻入上海后睡在马路边的场景。若干年后,萧峰成为浙江美院院长,这是后话。萧峰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的素描

进行了指点,并约好每周日去他家学画。

有了名师指导,我学画兴趣大增,每周日上午8点,我都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这时是他最忙的时候,我却懵懂不知。因萧老师有两个女儿,有时他忙不过来,就让师母宋韧教我,学了半年多,萧峰仔细看了我临摹的水墨画后,建议说:“你的素描合格了,可以深入练习国画了,你的水墨画颇有灵气。”说罢,他取出了纸和笔,给王个簃、唐云、应野平等画家写推荐信。这些人物都是上海滩上的大家,我非常激动地放好推荐信,准备好好向大师求教。

尚未来得及上门拜师,一个月后,即1976年初,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匆匆离开上海,一晃六年才回到久别的黄浦江畔。可惜时过境迁,绘画的兴趣早已被文学的爱好所替代,结果与这些大师失之交臂。

后来,我曾多次假设,倘若我当初没去当兵,在上海跟着这些大师学画,不知能否成为一名好画家?可惜人生没有返程车。不过,我感到文学的世界更为丰富多彩,文学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乐趣,文学无悔。

等退休后,我还想重拾旧好,涂鸦水墨画,练练毛笔字,虽不一定能成为画家,但一定能圆少年丹青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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