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事儿

作者: 朴实2019年11月01日心灵感悟

我心目中的故乡,是耀州区石柱乡石柱村,因为那里有我的梦。

三年的知青生活,无数个美好的月夜,无尽的遐想,编织成了一生的梦。无论脚步迈向何方,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永远也忘不了那艰辛而欢乐的岁月,遥远而有趣的故事。

1974年3月8日,八名知青五男三女,大家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座城市。最大的19岁,最小的17岁,在爱做梦的年龄被一辆卡车拉到了陌生的石柱塬上。

在村口迎接我们的是村党支部书记马富春和第一生产队队长石兴禄、会计石中于。支书和队长都不识字,传阅了一下知青名单,交给了会计石中于,石中于念了一遍名单,算是点名、认人。名单上有组长和副组长的名字,我是组长,这是县知青办事先安排好的。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大有作为”首先要做的就是“认人、认门、认阶级”,在满脸皱纹、表情呆滞的贫协主席带领下,我们知道了哪家是地主富农,哪家是贫下中农;哪些人不能接触,哪些人要打成一片。

初来乍到的新鲜过后,就是日复一日的劳动和收工后强度极大的挑水。石柱是旱塬,年降雨量500毫米左右,吃水要到一公里外的东沟去挑,挑一次水要一个多小时,流的汗能舀一马勺。农民们惜水如油,早上的洗脸水,先抹桌子后喂猪,绝对不会轻易倒掉。村民常年不洗澡,几十天换一次衣服,由妇女们结伴背到沟里的泉水池去洗,洗毕衣服搭在草地上晾晒,从上往下看,沟底挂满了花花绿绿的万国旗。在这样的穷地方,虱子自然不会少,我几个月回一次家,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烫虱子:脱掉衬衣,放入盆中用滚开的水烫,约半小时后,提起衣服将水缓缓倒掉,最后盆底就会沉淀一堆黑压压的虱子。每看到这些沉淀物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当一抹淡淡的红云从西山坠落,夜幕初上,星斗伴着一轮明月,把所有的光辉洒在麦场上。劳作一天,看守麦场的知青疲惫不堪,索然寡味,故事讲没了,笑话说完了,大家就横七竖八地躺在麦垛上数着星星,对月凝思,想着心事——此刻,多数人是在想家。我们曾面对知青组门前新栽的8棵杨树发过誓:要炼一颗红心,磨一手老茧,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才来了几天呀!

插队的第一个八月十五是在村里过的。收工后,大家去供销社买回了糕点“天鹅蛋”、桔子罐头和二斤散白酒。晚上在厨房摆了张桌子,二斤白酒平分八份于黑瓷碗中,每人一份,边吃边喝。酒喝完了,人也高了。女知青里有的在哭泣,有的在唱歌。哭泣的被扶进了宿舍;唱歌的在男生杀鸡般的二胡声中边歌边舞。夜半歌声终于惊动了老支书。身板佝偻、披着夹袄的老支书严厉地批评了知青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然后将大家撵回宿舍。看着月光下老支书蹒跚离去的身影,我突然想起了年迈的父亲,不由得泪眼婆娑。

老支书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村上的大喇叭是他学习的唯一工具。那年广播反复播放毛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听了几遍就记了个大半。他来到知青组,要求我们认真学习这首词,并按照他的理解给我们进行辅导。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要一句一句理解。比如头一句,“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意思是,水调了方向,割了头,还要重上井冈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话音未落,全组哄堂大笑,一个男生笑得岔了气,但看着老支书茫然继而严肃的面容,大家又很快止住了笑声。

那个年代,我们做过无数个梦,许多梦竟然在这里能开始付诸实施。

我曾想过当个农业科学家,于是和大家共同研制了“5406”菌肥,试验结果小麦单产可提高百分之二十;利用远缘杂交方法,培育出了玉米新品种;把粉碎机拆开,夹上刀片就成了铡草机,一天可铡麦草一万多斤,顶两个农民干一年,农民祖祖辈辈用的铡刀从此成了摆设。

我还想当个文艺工作者,拿着二胡、笛子、竹板加入了公社文艺宣传队,走遍了石柱的沟沟峁峁,给贫瘠的山村带去了欢乐和笑声,同时我也学会了吹拉弹唱。

我还想过当一名医生,买来了人体模型和银针,下雨或农闲时就找赤脚医生学扎针,先在自己身上扎,然后就给农民扎,反正扎针不花钱也出不了事。

年底分红,我领到105元,平均一天3毛钱。我用这钱办的第一件事是给父亲买了一条“恒大”牌香烟。数着一年的辛苦钱,我明白中国还很穷,中国农村更穷,中国农民穷到了家。

劳动中,男女知青在一起,力量是男生的骄傲,他们抢着干力气活;女生则把笑脸和温情送给男生。有时候通过一杯水、一件洗好的衣服,把故事装在男生心里,大家通过劳动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收获了真诚的友谊。无私的人格个性,无隙的人际关系,那的确是至情、至纯、至真、至爱的生活。八名知青,工作后有四名结成了伴侣,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插队三年,我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会计石忠于算是接触较多的一个。在那个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文化荒芜的年代,我从石忠于那里偷偷地读了高尔基、普希金,别林斯基的书,读了没有封底封面的《二刻拍案惊奇》《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我好奇,在那个年代,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他怎么能够收藏这么多书?他家五口人盖一床被子,冬天的雪花被狂风席卷呼啸着从纸糊的窗户缝隙吹到炕上,一群孩子钻到被窝里吸溜着鼻涕,这样的贫困家庭怎么能是地主呢?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爷爷和父亲解放前一直给邻村的一个富裕人家拉长工。临解放时,这家主人吸起了大烟,不久日子就败落了。他的爷爷和父亲用多年积攒的辛苦钱在西沟畔打了两孔窑洞,开了几亩荒地,又雇了一名长工,好日子还没有开始,土改就开始了,划定成分时,就自然被定为地主;而那个富裕人家却被定为贫农成分,吸大烟的儿子还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他高中毕业回村里当会计后,为了积极要求进步,一连写了八份入党申请书,可党组织的大门给他连个缝隙都没有开。他以前的名字叫石丹,为了表示忠于党,他把名字改成了石忠于。

我忘不了像父亲般慈祥、淳朴而憨厚的老支书,忘不了手到病除的老中医,忘不了年年给我们写春联的姚老师、石老师,忘不了经常给我洗衣服的小艾姐,当然也忘不了同甘共苦,团结一心,在一个锅里吃了三年饭的知青组的全体成员们……我们这个知青组先后得到省市县的表彰奖励,我代表知青组参加了陕西省第一次知青先代会,并和延安知青孙立哲(着名赤脚医生)在主席台同排就坐。

工作后,我当过工人、警察,在多个党政部门工作过。村上的农民朋友时常来看我,我也常常回村里看看。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失意而嫌弃过我,也没有因为我的得意而讨好过我,他们永远用石柱方言称呼我的名字。

那段艰苦岁月,包容了所有现代青年无法理解的苦涩,那段历史早已被现实生活淹没了,唯独最珍贵的精神,依然历历在目,那里有自由、纯真、善良、平和的心;有理想,追求,火热的生活;有质朴、单纯、和善的人们。四十几年了,社会发展了,人也变了,知青生活那久藏不变的回忆,可能引不起现在人的兴致,但对那一代人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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