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的老鞋匠

每天清晨步出大楼，总见马路对面电线杆旁有个老鞋匠坐在那里默默地纳鞋。

那天下雨，隐隐感到鞋底有点渗水，抬脚查看，却见刚买不久的皮鞋底磨出个洞。心里纳闷这几百元一双的名牌皮鞋质量也如此差，后来又发现皮鞋的右脚尖处也磨破了。因鞋面甚好，皮质又松软，弃之可惜，我想到了马路对面那个老鞋匠，便找他去修补。

老鞋匠接过鞋子，剥拉一下鞋底，用浓重的河南话说：“需要加层鞋底。”我点点头，他便放下手中的活计，随手找了车轮外胎皮，将鞋底压在其上，用刀三下五除二地切了半个鞋底，又用锉刀打磨几下，然后将轮胎和鞋底弄干净，均匀地涂上了万能胶。

虽说老鞋匠在这里摆了好几年的摊头，可我从未仔细打量过他。只见他身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卡其中山装，腰上系着粗布围裙，酒糟鼻梁上架着一副过了时的黄色玳帽老花镜。

我坐在小板凳上与老头闲聊起来：“老家哪里呀？”他低头操着浓重的乡音说：“河南兰考。”我笑着说：“我去过兰考，也去过焦裕禄的家，那里还很穷哇。”老人抬起头，眼睛越过镜片，用浑浊的眼珠打量我一番，由衷地说：“焦书记是个好人呐！你什么时候去的兰考？”我告诉他：“那是1992年，我去采访焦裕禄的小儿子，他在兰考县公安局当刑警队副队长，同时也上门采访了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老鞋匠摇头说：“我知道焦裕禄夫人是副县长，他儿子当刑警队长，我不知道。”

闲聊了一会儿，胶水快干了，老头把车胎皮贴上皮鞋底，又用小锤子在车胎皮上“咚咚咚”地砸了一阵，接着拿了几枚半寸长的鞋钉往嘴里一吞，然后取出一枚欲往鞋里钉，我赶忙嚷道：“这么长的钉子往里鞋里钉，会钩破脚吗？”老鞋匠努努嘴，又从唇间吐出一枚湿湿的鞋钉，边钉边自信地说：“放心好啦，保证不伤你一根毫毛。”我似信非信地接过鞋，手指像探雷器一般小心翼翼地伸进鞋底摸索，果然没有一点异样的触觉。

这才放心地问道：“多少钱？”老鞋匠无声地伸出五个手指。50元？我心想这价钱虽然贵了点儿，但另买一双皮鞋至少得花500多元，所以并不打算与之讨价还价。未料，老鞋匠只取了我手中一张10元票，还抠索口袋要找我钱。我问他：“到底多少钱？”他又习惯地伸出我个指头，并从牙缝中吐出三个字：“5块钱。”这下，我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一大块车胎皮，这么多万能胶，还有这鞋钉和娴熟的手艺功夫，竟然只收5元钱？我讷讷地说：“这太便宜了吧。”老鞋匠听罢，依然一本正经地说道：“已经有赚头了，赚得

太多，良心上过不去。”

我穿上修好的皮鞋，心想社会变化如此之快，这老鞋匠还是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真有点落伍啦。

此后，每每经过那电线杆，我总会留心老鞋匠，感到了他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其形象变得日渐高大起来。每次见他，我都向会向他投去敬意的目光，而他总是低弓背，默默劳作。看见老鞋匠，我就会怀念那些逝去的东西，感到有些东西还是旧的好，还是不变为好，譬如修电器、手表和修鞋、修伞，以及补衣熨衣等等便民服务。现在虽然富裕了，手里的钱也多了些，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买18元一双青年式的皮鞋，要省吃俭用几个月。但有些常用的东西，某个部件坏了，其实修补一下可以继续使用，扔了实在可惜。

此后，我不管大事小事，总愿在工余假日里往老鞋匠的摊头跑。比如喜爱的旧书散线了，就找他用细麻绳一针一针穿好；旅行包上的拉链坏了，就请他去摆弄几下；妻子用的雨伞折断了，也成了我去老鞋匠那儿的理由，而轮到付钱给他时，他总说：“举手之劳，随你。”

我知道，我找老鞋匠的本意已不仅仅在于找他修补什么，而是想从他身上重新感觉或找到一种正在现实生活中悄然失去的东西。我能找回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