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春无关的日子

从6岁上小学到18岁高考之前，我最远的一次旅行，是8岁时从黄泛区农场搬家到漯河，距离大概50公里。此后的10年中，没有出过省，没有坐过飞机，没有见过沙漠，没有见过森林，没有见过大海，没有吃过海鲜，没有喝过酒，没有抽过烟，没有打过台球，没有看过录像，没有留超过一厘米的头发，没有一首拿手的流行歌曲，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没有看过一部武侠小说。除了教科书，10年里能读到的是一套《三国演义》，一套《水浒全传》，一套浙美版的《世界文学名着连环画》。

简单地说，我所有的生活阅历和青春体验，在18岁之前几乎空白。

然而即便如此全身心投入学习，高考分数出来那天，失望还是随之而来。我考了697分，那年没有扩招，也没有一本、二本之说，当时叫重点线、本科线。我记得重点线是672分。

虽然超过了重点线20多分，但我面临着即将无学可上的窘迫。

原因是志愿没有报好。

那几天家里很闷。老旧的空调被三角铁固定在窗台，一半在屋里，一半在窗外，两个部分都拼命地制造噪音。四十多岁的父亲，穿着一件白背心，蒲扇好半天没动，看得见汗珠顺着他的下巴到前心，最后浸湿成斑斑点点。我意识到我从未如此专注地、长时间地看着他。

那么，北京这些学校都报不了了，是吧？父亲抬头看看我。我清楚再不能骗下去了。

父亲把蒲扇放在一边，把厚厚的一摞学校资料翻过去，又不忍心地翻回来几页，又对我说：那么武汉大学呢？重点线应该能过吧？

我说：重点线应该能过，武大分数线多少，不清楚。

父亲和母亲开始给各种熟人打电话问询，一开始还有寒暄和客套，后来就直奔主题了。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像等着宣判。大概到了晚上，父亲有了结论，他商量似地说：武汉大学吧？

这是他能接受的底线了。严重误导父亲判断的，是我之前历次模拟考试的成绩。

我只能说：好。

大约半个月后分数公布，我为这个回答付出了代价。武大分数线比重点线高出三十多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要么上大专，要么复读。

好多同学准备复读，老师也会去动员有潜质的落榜生，我的分数虽然不低，却不见有老师来动员。这更加重了我的挫败感。

仅存的一线机会，是我的第二志愿郑大中文系，在第一志愿考生中没有招满名额。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通知书下来之前，每一天都有消息，或好或坏，从各种渠道传来。每一个消息都会让全家人幸福或沮丧，或万念俱灰。这种炸裂般的拔苗助长，迅速地让我在一片空白的人生中长大。以往岁月里有意无意不去触及的东西，像人情冷暖，像世态炎凉，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情势就这么塞进了我的身心。

苦等的日子很难熬。一个晚上，我陪父亲散步，他讲起了他的高考。

那是1978年。父亲在黄泛区农场九分场收麦子，来了一份通知书，让他两天后到位于北京市朱辛庄的北京电影学院参加考试。那时候父亲26岁，借了一条的确良的裤子，在家附近的鸡爪沟里洗了把脸，就搭上送粮车到漯河，坐火车去北京，他随身带的专业课资料，是一捆《大众电影》。

6月9日，父亲到了朱辛庄初试。初试题目有一个小品，父亲现场表演一个老工人在得知粉碎“四人帮”后的状态。几天之后是复试。复试要考政治，影片分析，专业和语文。父亲对我说：影片分析是《英雄儿女》，语文题目是《我站在金水桥上》。父亲顿了顿，又说：我的考号是10853。

20年后，父亲依然记得他的考号，但他最终没有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因为政审无法通过。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高考故事。我也第一次明白，我周围的世界为何只有书和电影。而我身上，究竟承载了多少20年前的青春往事，承载了多少父亲的希冀。

好像是一个下午。学校打来电话，说我的通知书到了，郑州大学。

何其幸运！1998年最热的专业是商学、法学和金融，中文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冷门。不经意间，我给自己留了最大的一个后手。

两个月后，我到郑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报到，宿舍在9号楼508，楼下就是金水河。又过了两个月，11月底，我去学苑餐厅一侧的照相馆照了张黑白照片，纪念我的18岁生日。

那时，我的青春好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