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的小姑娘

“六一”儿童节的黄昏，我坐在颐和园的长廊里写生。我在画停泊在排云殿前的画舫，忽然听到身边有个脆生生的声音：爷爷，你画的这个龙船还真像！我转过头来，看见一个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的身边，大概一直等我把这艘她说的龙船画完，忍不住夸奖了我。

我觉得她的口气像老师在鼓励学生，故意问她：你真的觉得像吗？她拧着脖子，很认真地说：真的，就跟我们课本里印的画一样！

这话说得更像老师在鼓励学生了。我注意打量了她，一身连衣裙，一双塑料凉鞋，都有些脏兮兮的，脚上的丝袜明显有些大，像是母亲穿过的。因为她有点儿外地口音，我问她是哪里人，她告诉我是河南泌阳的。泌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问她泌字怎么写，她很得意地在我的画本上写上了“泌”字，又补充告诉我，是属于驻马店地区。

我以为她是随父母旅游的，便问她是跟谁来颐和园玩的。她又一拧脖子说：我和我弟弟。我有些奇怪，叮问她：就你们两个孩子？从河南？你上小学几年级呀？她说：我上四年级，可我就住在北京。离颐和园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到了。我和弟弟常到这里来玩。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放假吗？上午我们都玩半天了，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又来了。我问她中午谁做饭？她一扬下巴：我呀！我问她：你会做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煮面条，我都会。

我猜出来了，父母打工，她是和父母一起从河南来北京的，而且来的时间不短，河南话里已经有明显的北京味儿。并不是我有意问她，是我在画长廊和排云殿相接处的一角飞檐的时候，随便问了句：长廊附近有卖冰棍的吗？她看着我的画头也没抬说：有也别买，这里卖的都贵，要买就到外面买去。我妈就是卖冰棍的。然后，她指着我画的松针问：这画的什么？我说是松针，不像吧？她说，你还没画完，画完就像了。她挺会安慰人，是个小大人。

我不知道如今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有多少，他们的子女到北京来上学的又有多少？我们都管这个小姑娘的父母叫作农民工，这是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名词。这个偏正词组，让他们一脚踩着两条河流，却又哪一头都靠不上。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早就脱离了土地而进入了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按理说，他们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城市有机的一分子。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政策，使得他们又不是城市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处于一种尴尬和焦虑的位置上。作为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终归宿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农村去的。但是，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于农村的印象和归属感，没有父母那样强，城市生活的影响和诱惑，又会使得他们不可能如父母一样只是把城市当成打工的漂泊之地。他们更愿意成为城里人，这从他们的打扮、饮食和爱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越发显示出趋光性一般向城市靠拢的天性。但是，城市并没有完全地接纳他们，首当其冲的，没有城市户口，便如一道石门，令他们无法打开真正通往城市的道路。读小学借读还可以，高考就被打回老家。他们变成中国城市中第一代边缘人，他们是无根的一代。

我想起曾经来过北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说过的话：如果向贵国领导人提建议，我会建议他关注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望着身边的这个小姑娘，我想，颐和园可以让她这样的农民工的孩子与北京的孩子共有，学校也应该让她和北京的孩子一样共有，这应该是起码的公平，是解决农民工下一代教育问题的前提。

爷爷，你怎么不画了呀？我有些走神，停下了画笔，她在催促我。我对她说：太阳快落山了，你弟弟呢？你怎么不找找你弟弟，得回家了。她一拧脖子，说：我才不找他呢。我们净打架，我得等他来找我！我问她：你弟弟几岁了？你不怕他找不到你？我弟弟比我小一岁，我们常在这里玩，这里，他可熟了，不会找不到我的。

弟弟不知还在哪里疯跑？姐姐还在长廊里等着我把飞檐画完。他们的母亲不知在哪里卖冰棍？晚饭，还是要她来做吗？

暮色四垂，昆明湖的色彩暗了下来，那艘龙船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