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柳笛

作者: 肖江 2015年04月22日生活随笔

位于淮河北岸不远的张店小镇是淮北平原上典型的农村集镇。1970年代初,我家刚搬来小镇时住在小镇南头的小学。正处于懵懵懂懂年龄的我对于小镇的一切都感觉非常新鲜,尽管小镇的街道完全是土质的,也不宽,甚至有些脏乱。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因此,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197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调并没有什么变化,有线广播和收音机里每天都在播放着措词激烈的文章,“批林批孔”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阶段,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五类分子”仍然是群众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

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也同样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恰逢小镇逢大集。小镇一般十天有四个集,逢五和十是大集。我正跟着父母去买菜,刚走到街道的中段,突然听到一阵喧闹声,站住一看,从街道的北头涌过来一支队伍。队伍主要由民兵组成,他们身背长枪,袖筒上戴着红袖箍。他们一字排开往前走着,在他们的前面低头弯腰走着的几个人被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纸板做的牌子。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已经认识一些字。这些人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的上方写着他们的罪名,名字都被打上红×。其中一个人年龄大约有五十多岁,不高的身材。可能是牌子太大和太重,他几乎整个头部都低了下来,以至于牌子不断碰到他的膝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但是,站在他后面的民兵则不断抓住他散乱的头发,把他的头一次次强拉起来。我看到了他被打了红叉的名字:张新恒。但是,他的牌子上写的“罪名”却让当时的我大惑不解,上面写的是:狗腿子。我不知道“狗腿子”是什么意思,就小声问母亲,母亲用眼神告诉我不要做声。回家以后,我暗自想了很久仍然想不明白。那个时候,我家里也养了一只狗,它是一只普通的土狗,不像今天许多人家养的宠物狗,不需要专门的狗粮,也不需要宠养。这只狗是我的好朋友,几乎每天都和我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是无论好何不能把它和坏人坏事联系在一起的。直到有一天看一部电影,电影里的一个坏人也被人称为“狗腿子”,母亲才告诉我,所谓“狗腿子”就是协助坏人做坏事的人,也就是“坏人的跟班”。听了这个解释,我似懂非懂地记住了这个名词。

一个春天的周末,我在路上遇见了那个曾经被挂着“狗腿子”牌子游街的“坏人”张新恒。他见到我,微笑着给我打着招呼,还要把他刚做好的柳笛送给我。我迟疑地不敢伸手去接,他看到我迟疑的样子就硬把柳笛塞进我的口袋。我忽然想起了电影中“狗腿子”的所作所为,赶紧把柳笛从口袋里掏出来扔在地上,一溜烟地跑了。我跑出去很远之后才停住脚步回头望去,张新恒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弯腰拾起地上的柳笛蹒跚而去。

后来,我又多次在路上和集市上遇见过张新恒,他仍然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有时候还会和与我同行的父母聊上几句。时间久了,在我的脑海中,他和蔼的样子和电影中以及文学作品里的“狗腿子”形象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一次,我去朋友周玉喜家玩,恰好遇见张新恒在他的家里。周玉喜的母亲“老陈”是小镇上有名的裁缝,张新恒就是来做衣服。张新恒离开后,我小心地问“老陈”:他是坏人吗?“老陈”看着我迟疑地回答:他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好人!听了“老陈”的话,我不禁更加疑惑,在我的追问下,“老陈”讲述了关于张新恒的往事。

张新恒少年时代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由叔叔养大。张新恒读过两年私熟,认识一些字,本人也机灵和聪明,从小就跟在小镇上做“行佑”(经纪人)的叔叔做生意。十六、七岁就已经能够独挡一面,在十里八乡享有极高的名声。

日本人来的时候,需要在当地成立“维持会”,地方上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推荐张新恒去当差,张新恒推辞不掉只好应下这个差使。年少轻狂的张新恒在当上“维持会”的保长之后,身上挎着盒子枪,走乡串镇,负责催粮、派工、收税等,但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坏事。相反,由于张新恒能说会道,头脑机灵,在日本人面前巧妙周旋,也免去了小镇百姓的诸多麻烦。正因为如此,张新恒在小镇百姓的眼中是一个口碑不错的人。

日本人投降以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率先来到小镇,新四军的领导在了解清楚张新恒的个人情况后,又任命其做小镇的保长。张新恒也是尽心尽力为新四军筹款、筹粮和派工,曾经一度要被新四军发展成为党员。恰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占领了小镇,新四军奉命撤离。国民党军来了之后,仍然任命张新恒为小镇的保长,张新恒也同样为国民党军做了一些事情。在他当国民党保长的同时,也暗暗为彭雪峰的新四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张新恒可谓是“八面玲珑”,红极一时。淮海战役的时候,张新恒还为解放军筹措了不少的粮草。在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的时候,曾有解放军的领导要让他参军负责部队后勤供应工作。但是,故土难离的张新恒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也为他日后的坎坷命运埋下了赴笔。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新恒开始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到牲畜交易市场做“行佑”,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抗美援朝开始后,特别是“镇反”运动的开始,张新恒的命运开始逆转。他曾经为日本人做事的经历被人揭发出来,尽管没有做“汉奸”头子,但是,毕竟为日本人和国民党做过事情,虽然也为新四军以及后来的解放军做过一些好事,但是,却没有具体的人证和文字证明。因此,“狗腿子”的帽子就结结实实地戴在了他的头上。戴着“狗腿子”的帽子的张新恒每逢运动必被拉出批斗,游街示众成了家常便饭。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离开他远走他乡。他没有后代,叔叔也和他划清了界线,将他从家里赶出来,他只好住进了生产队场院的仓库旁边的杂房里。听了有关张新恒过去的事情,我大吃一惊,不禁对他的境遇报以深深的同情。

我家搬到小镇的时候,张新恒仍旧住在生产队场院的仓库旁边的杂房里。房子在小镇的东面,和小镇隔着一个河塘。每到逢集的日子,张新恒仍会到牲畜交易市场去,尽管由于“狗腿子”的身份不能继续当“行佑”,但是,当地的百姓仍然十分信任他,一般都请他在买卖牲畜时“掌眼”,生意成交之后,会给他一点小钱,他则靠着这点收入维持生计。

张新恒没事的时候喜欢拉二胡。每到夏季的夜晚,就会有二胡的声音从河塘边场院的柳树下传来。他拉的最多的曲子是“二泉映月”,偶尔也会有不知名的曲调传来,哀怨而低沉,如泣如诉。

和张新恒熟悉了之后,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去他住的地方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古代的侠义故事。他讲故事的时候十分投入,似乎他本人成为了故事中的一员。他在讲这些故事时身心是放松的,也是快乐的。他和故事中的人物一起悲喜,一起行走天下,一起扶危济困,一起除暴安良。有时候,我们想让他说说他自己的故事,他总是闭口不谈。或许,这会勾起他伤心的往事,是他流血的伤口。每到此时,看到沉默不语的他,我的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又是一年的春天,我家将要搬离小镇去往遥远的地方。一天的早晨,我跑到张新恒住的地方,敲开他的房门,告诉他我家要搬走了。他微笑着说着祝福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话语。我请他再给我做一个新的柳笛,他高兴地答应了。柳笛很快做好了,他比划着教我如何吹,我按照他的示范,终于吹出了声音。多么美妙的笛声,这是春天发出的声音!

离开小镇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张新恒。如果他现在仍然健在的话,年龄差不多九十多岁了吧。我家搬离小镇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张新恒也应该能够安享晚年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想起小镇上的许多人,包括“狗腿子”张新恒。在我的眼中,他们都是好人,一直都是好人。我从心底里祝愿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那个柳笛我一直收藏着,尽管它早已经变了颜色,也早已发不出声音,但是,我知道,它的身体里永远蕴藏着春天的音符,它永远能够带给善良的人们欢乐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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