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带哪儿去了

最近，我所在的城市举办关于翻译理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要我参加。说实话，我一般不参加此类会议。这是因为，我所了解的翻译理论加起来也肯定多不过当年我实验过的高产玉米种植法。再说玉米即使不高产也总能结出棒棒，而翻译理论什么也结不出来。但说归说，参加还是要参加的。毕竟要我上主席台就座，别不识抬举。

台我是上过的，校内讲课也好校外讲学也好，总要上台讲。但讲台不同于主席台。主席台？我在脑海里排出各种会议的主席台：一行人西装革履，举止庄重，神情肃然，还有迎宾曲……于是我也决定西装革履。意大利品牌藏青色西装，若干年前为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特意购置的，浅蓝色纯棉免烫衬衫，落叶飘零图案的书卷气领带，就差左侧小口袋露出白手帕的尖尖角了。出门前再次对着镜子确认一遍：风流倜傥，无可挑剔，全然看不出是年过花甲之人……

然而，人世间果然充满不确定性。步入会务大厅就觉得不对头：前来报到的各路精英们，西装革履者一个也没有！准确说来，穿西装者倒是有，但都没打领带。所有领带都从脖子上不翼而飞。尴尬之余，我问负责筹备会议的一位同事，你这西装怎么没打领带啊？“昨天开预备会本来打领带来着，结果发现只我一个人打领带，所以今天就……”同事盯视我的领带，笑笑。我也盯视我的领带，没笑。不知是索性解下来好，还是姑且系着好。最后决定系着不动，在人数绝不为少的大厅里忽然解领带反而不自然。

很快进入相当堂皇的会场。四下打量，近一百位来宾中没人打领带，一个也没有。合谋孤立我不成？女士玉颈的装饰性围巾倒是有的颇像领带，问题是再像也不是领带而是围巾。

刚想找个角落潜伏不动，却被不由分说地拉上主席台。台上算我一排坐了六位，一半是京沪高级别人物。不过我关心的不是级别而是着装。三位穿单件头西装而没打领带，两位穿夹克款式休闲装。总之一身西装且打领带者只我一个。不过奇怪的是，这回我倒没觉得怎么尴尬，俨然级别更高的首长顾盼自雄。集体照相时身旁一位相识的本地女教授颇为认真地看了一眼我的“落叶飘零”领带，善解人意地夸奖说领带跟季节很搭配，身上树上都落叶飘零！还说正规场合还是穿西装打领带好，也是对场合的尊重嘛！

女性到底对着装敏感。我不由得想起去上海一所大学开会时一位女同行的一番话来：“你看那位男士，水平倒是足够，可一身鲜红鲜红的羽绒服也好意思上台发言？再看人家日本人，西装革履！也不知怎么搞的，你们男人钱包越来越鼓，可穿得越来越像瘪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穷的时候还有不少人西装革履来着……当老师多少总有个着装要求……”

是啊，当老师总有个着装要求。为什么着装越来越随意了呢？我想了想。噢，都怪PPT！以前没PPT，老师上课或上台发言都居于正中讲台的正中，众目睽睽之下，自然注意仪表，注意着装。如今呢？讲台靠边，老师跟着靠边，正中让给PPT一道道闪烁不定的青白色投影。老师几乎躲在角落里一味低头对着电脑界面，不迎面对着学生。而学生也不对着老师，只顾对着PPT。如此这般，老师自然无需注重仪表，无需西装领带了。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还有老师个性表达一面。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得北大曹文轩回忆谢冕先生的文章：“做人作文，若无个性，多少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谢冕先生做人是有个性的：当人们普遍滑入平庸的现实主义情景时，他却一如既往地徜徉在浪漫主义的情调中。而当人们普遍接受无边的自由主义，一身随意打扮踏入一个庄重会议的会场时，我们却一眼看到他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坐在那儿。”

不过，作为我可不敢和谢冕先生比。索性实话实说好了，我所以时不时西装革履，根本原因是我的人生也已进入落叶飘零时节——难道要我退休后西装革履去农贸市场买菜或歪在小区石凳上打瞌睡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