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里的程老师

早上，当听到程老师去世的消息，赶到医院，在太平间见了老师最后一面之后，心里更是难受。一个多月的抢救，人已经成皮包骨了。

程老师的全名叫程虎歗，有时文章署名程歗，而教研室的老人，干脆叫他小虎。

老师生得黑瘦，学问做得也苦。当年的三大理论系教师，混日子很容易。给报纸杂志投稿，从现成的报刊上剪裁，一段一段的，中间自己加几个字。这样的货色，居然也能发出来。然而，程老师不这样，他要坐档案馆，资料都得自己找不说，冬天冻死，夏天热晕。他的第一本专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里面义和团的揭帖，乩语、坛谕，都是他一点一点，从浩若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拼出来的。

我认识程老师，其实有点偶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来人大读研，原本就是跟原单位的人斗气的结果。稀里糊涂入学之后，看了一些内部材料，又对照一些老师照本宣科的讲授，令我大失所望，失望到骨头里了。于是，我成天下围棋看武侠，逃掉了绝大部分的课。因为一睁眼，就上午11点了，就是想上，也没机会了。有一天，我鬼使神差地就起来了，进了教室，发现进来一个矮小黑瘦的老师，一坐下就开讲，当场就把我给震了，居然党史系还有讲课讲得这么好的老师？！

从此以后，我记住了这个老师。第一次登老师的门，发现老师住的地方，真真名符其实的是一个寒舍。一个小三居，住了三代人。老师的卧室里放了一个桌子，看书写作，都在这个桌子上。有客人来，哪怕是外国学者，都会被让到那只他平时坐的破椅子上，自己坐在床上。屋子所有的空间，包括床边，都放着书和塞着资料。也怪了，只要需要，程老师就能准确地把他要的书和资料找出来。就这样，我和程老师，一个在椅子上一个在床上这么聊。聊得兴起，他会从不知哪儿摸出一碟泡菜，一瓶啤酒，两人对酌，接着聊。更让我感到神奇的是，就这样的塞满了书的斗室，居然还有好些古董和字画，有些简直就是稀世珍品。当然，只有他看得上眼的人，才有这个福分可以欣赏得到。程老师说，这些都是他当年单身的时候淘换来的，不值什么。

程老师出身徽商世家，当年的徽州，程姓是大姓。徽商都是儒商，所以，读书，玩古董，鉴赏字画，都是看家本事。只是，1949年之后，所受的教育就有点变了。尽管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但出身不好的他，一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没有资格做党史研究，只好去做边缘的政治思想史。这反倒成全了程老师，当年的党史系，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一篇又一篇发文章的，只有他一个。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才评上副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而那些靠剪刀糨糊混出来的教授，却可以大大咧咧地对程老师指手画脚。

认识程老师之后，我结束了我的围棋生涯，开始做学问了。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直到闭馆，中午靠带个面包充饥。如是一年半，我写出了后来成为我第一本书《武夫治国梦》基础的论文。没想到，答辩的时候，有些老师却宣称因为我写的不是党史，想不给我通过。我当时很愤怒，我的同学，两个星期凑出来的论文，可以顺利过关，而我苦熬出来的论文，却要被枪毙。后来，枪毙的事儿，没有发生。再后来，程老师告诉我，他出面协调了，说这个论文是他们教研室想做的课题，交给张鸣做了。

临毕业，我跟程老师合作，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了古代的乡土中国。当年，程老师的《晚清乡土意识》一出版，真的是洛阳纸贵，相当的轰动。再后来，我成了他的博士生。

程老师早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镇，但是，在人民大学，无论是党史系还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都没有他应得的地位。这又累及我们这些程门弟子，经常遭遇其他大腕儿弟子的白眼。每到这种时候，程老师都会笑笑，说一声，别跟他们计较，出水才看两腿泥，早着呢。程老师从上大学起，就习惯了夹着尾巴做人，早就习惯了，不争，不气，逆来顺受。

记得刚做他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他一次突然对我说，今后，你就是另一个我。可惜，现今的我，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学界，单打独斗了。在学界折腾了若干年，最终，我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程虎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