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大姐不是我的亲姐，是我大舅家的女儿，因为她在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中总是勤奋上进、办事得体、乐于助人，所以一大家子十二、三个弟妹没有一个不尊重她的，也没有不佩服她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大姐”早已成为一个尊称。过去，亲戚之间走的近，聚的多，串亲戚总要带上孩子，于是给我们提供了在一起玩耍的机会。大姐很公平，谁闯了祸，是要受责罚的，谁受了委屈，大姐也要出面“伸张正义”、讨回公道。随着我们一个个长大，我们这些弟妹们谁有什么疑难和困惑的事，都愿意找大姐讨主意，只要大姐参与的事情，就觉的踏实。不幸的是，去年入冬，大姐和她丈夫在家里打玉茭，累了一天，晚上又冷，就在家里地板上用一只铁桶放入木炭点火取暖，双双煤烟至死，享年65岁。噩耗传来，我们兄弟姐妹悲从心来，痛苦难耐，很长一段时间心里都空落落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左手抱着小妹、右手牵着我步行去姥姥家，姥姥家距我们村9华里，每次去姥姥家必须经过郊区马厂村，马厂村有一户人家养着一条狗，狗个子不大，却很厉害，如果它家的柴门没关，只要街上行人通过，它总要扑出来，扑到行人腿旁狠命狂叫，仿佛就要下口一般，这使我和母亲每次走到这家的附近心里都很害怕，可也没别的路可走，想要绕过去，还须走好远的庄稼地。那时物质匮乏，老百姓出门走亲串友、购买东西都是步行。这件事被大姐知道后，她便想办法，听说这狗不咬小孩子，便专门带着她的和我同岁的小弟弟，去马厂村有狗这家做试验，果不其然，便高高兴兴到我家告诉母亲，以后路过有狗的那家，如果柴门没关，就让我先跑到姥姥家告诉大姐，然后她借上邻居家的自行车，把母亲和小妹带过去，尽管大姐在我四、五岁时也只有十七、八岁，但还是能骑自行车快速通过狗咬的区域。母亲对这个侄女也是疼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总要给她勻出一分，记得，我婶子作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到外地学习，回来时给母亲捎来一块做衣服的布料，母亲舍不得用，攒着给了大姐，大姐拿上后左看看右看看，心花怒放，喜出望外，高兴的合不拢嘴，像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大姐在他们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小学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十四、五岁就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大人们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以减轻家庭的负担，经过几年的历练，成为了一把做农活的好手，在周围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十八、九岁就经常有媒婆到她们家提亲，二十岁时经人介绍嫁给了在煤矿当工人的小伙子，当时的农村，谁家有个在外当工人的，那是很自豪的。记得大姐结婚典礼时，婆家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和农村修房子用的一块砖的大小形状一样，放在桌子上，大姐打开后，里面就有人说话，还说的是洋话（那时我们叫普通话是洋话），我们几个围在桌子周围似懂非懂地听着、说笑着，谁也不敢动那块“砖”，怕弄坏大姐训斥，那时结婚不兴八音会，更没有秧歌、喇叭什么的，只是媳妇娶回来时燃放几挂鞭炮，家里有块“砖”会说话，一下子给喜庆的婚礼增添了许多热闹，我们蹦呀跳呀，好不高兴。

这年春节，按老家规矩，大姐和大姐夫要到双方亲戚家走亲戚，新娘子还要挣压岁钱，因为大姐与母亲一向走的近，就像娘俩一样，于是去到我家就随便的很，我家土坯垒的炕上有一块黑胶皮布，我们地方叫油布，家里有婴幼儿拉在上面、尿在上面好收拾，母亲抱着小妹出去借东西，大姐就在油布上数她的压岁钱，我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就是觉得好玩，绝没有任何奢望。五毛、一块、两块，数下来共有27元，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我小时候还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大姐一贯偏爱我，这时她看到我静静地坐在炕沿专注的神情，顿时生出几分怜爱，大姐拿出五毛钱递给我：“老四（我在我家排行第四），你不是上学前班了，给你这个钱买本小花书（即小人书），买俩本，再买两支铅笔，好好念书，听见没有。”口气越来越不容质疑，我连忙说：“听见了，听见了，”随后我按大姐说的买了小人书《小黑鳗游大海》、《渡江侦察记》花了二角九分钱，两个32开粉连纸本一角二分钱，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六分钱，最后剩三分钱上交母亲，一下子我成了我们班的大富豪了，尽管只有五个人，可一至五年级的学生也和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谁想看我的小人书，必须换着看，否则不行，谁想用我的橡皮，须让我看他的小人书，我还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大姐给我买的。”就用交换看小人书这个办法，在随后的几年时间我还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海岛女民兵》、《地雷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许多小人书。

我没有辜负大姐的期望，在之后的小学阶段，学习上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上了初中，全班40多人，我也保持在前五名。

后来，我到潞城上了高中，听母亲说大姐在村里别人承包的砖窑厂背砖，我就追问母亲大姐背砖原委，母亲说：“你大姐三个孩子，公公婆婆也身体不好，尤其她的婆婆常年看病吃药，开支很大，光靠你姐夫的工资远远不够，你大姐一时没有合适的事，就去了砖窑背砖，多挣些钱贴补家用，我也劝你大姐干些轻活，可她倔强脾气，非要多挣点。”之后我还听说大姐专门种过大葱，种过扫帚，弄过蔬菜大棚，经营过小石粉厂，但都碍于她的正直个性、不会用钱通融和铺路，均没成了气候，倒是捞了一个吃苦耐劳、扶贫济困的好名声。和她一起共过事的人都称她是乐于助人、爱憎分明的大好人。

大姐在随后的几年中，分别送走了公公、婆婆。三个孩子读书不错都参加了工作，并先后结婚生子。看孩子便成了她的重要任务。此时，她丈夫也从煤矿退休在家，和她共同挑起看外甥和孙子的责任。但她助人为乐的热情从未减退，干练朴实的作风从未丢掉，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左邻右舍，谁家大事小事只要通知到她，她就想办法实打实地去帮忙；隔三差五，除了去看望她的母亲（她的父亲早已辞世），还要看望我的母亲以及她丈夫的长辈们，看望期间，遇上种地就种地，遇上收割就收割，从不惜力，扫院拖地、洗衣做饭已成理所当然。尤其是她们村一年一度举办庙会时，之前总要骑上自行车挨家挨户请亲戚长辈们去看戏，红火红火。只要家里能买得起的，总是挑最好的给长辈们吃喝，然后陪他们看戏，人手不够就让女儿和儿媳妇请假回来帮忙。

去年她的不幸去世，让所有认识她的人倍感惋惜，让所有她的亲戚朋友无限悲痛，让我们这些做弟妹的痛断肝肠。举行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云低的像要掉下来似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早还下起了小雪，大地挽起了白纱，一片肃穆。村里寂静的很，从她家到大街的两旁，摆满了老百姓自发送来的花圈。12点钟，两口棺材缓缓行进在街的中央，棺材前后撕心裂肺的哭声顿时划破天空，小雪改为了中雪，凄厉的唢呐声紧紧揪着人们的心，分明是发泄对人生的绝望与无奈，又仿佛是用高亢明亮的唢呐声将死者完完全全包裹，在西去的路上无挂无碍。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已挂满送行人的脸颊，人群中不时有抽泣的声音传出。一位村干部脸上挂着泪花对我说：“老百姓都这样，谁做了好事、谁通情达理，心里明镜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