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作者: 左成生2020年07月10日亲情文章

母亲去世,转眼已经十年了。

母亲田先珍,又名小银子。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父亲组建家庭,先后生下我们兄妹四人,上辈还有外婆及太祖母。在那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岁月,母亲上有老下有小,八口之家,吃饭饔飧不继,穿衣捉襟见肘,居住风雨飘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家人住的是最简陋的由土坯墙搭建的茅草屋。每逢雨季,便是灾期。屋漏雨、墙倒塌是常有的事。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修房补屋,母亲每年都要到二里外的高田上垡土、担水,制土坯,待晒干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回家,一批土坯的制成需累计往返百余公里,负重数十吨。墙倒了母亲自己垒,屋漏了母亲上房补。汗水与雨水交织,艰难与困苦同伴。可母亲一声不吭,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奇缺,饥荒肆虐,红薯成为人们充饥的主食。可我们家连红薯也不够吃,看到孩子们饥饿的眼神,母亲费尽了心机。那年秋天的清晨,母亲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弟,去一江之隔的亲戚家买红薯,说是买其实就是用劳力换,那边是丘陵,盛产红薯。母亲帮忙翻一天红薯,收工时能带回多少随便挑,算是犒劳。那时也只有亲戚才能给予这样的恩惠和帮衬。傍晚母亲带着两担红薯一个孩子往回赶。途中母亲先把一担红薯送到前面,再去挑另一担送到再前面。小弟走不动了,母亲放下担子或背或抱送一程,在视线所及的位置放下转身再去挪红薯。如此往返,一程又一程,母亲到家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小弟也在她的怀中睡着。翌日,当我们吃着热气腾腾、又香又甜的红薯时,哪知母亲为此流了多少汗水。

每年从春节后到夏收前,陈粮已经吃完新粮还没上市,俗称青黄不接。政府安排的一点救济粮如杯水车薪,吃了上顿愁下顿,缺粮矛盾在多口之家尤为突出。 母亲想方设法,东拼西凑,竭尽全力。用整米兑换双倍的碎米,用麸皮替代粮食。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供我们上学、长身体,自己喝几口汤糊糊充饥。

母亲天资聪颖,心灵手巧,无论家里家外、粗活细活,母亲都驾轻就熟,样样在行。在大跃进年代和学大寨期间,母亲一直站在甲等劳力的行列,蹬水车、挖墒沟、罱河泥、送公粮,母亲从不示弱,与同等男劳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种双季稻那年,酷暑难当,母亲在地里插秧,四十多米的秧行,几趟下来已经腰酸背痛,筋疲力尽,可母亲仍然不肯休息,硬是跪在水田里,坚持到天黑插完才收工。母亲常说:“力气如潮来水,晚上睡一觉,明天浑身又是劲”。就这样,母亲不辞劳苦,日复一日奔波忙碌。每年农村分配方案公布时,母亲的工分累计数总是名列榜首。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喂过猪、养过羊。能薅树、会养蚕。至于纳鞋底、织毛衣,更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母亲的勤劳能干赢得了乡亲们的口碑,提起“南七圩的小银子”方圆几里地的人都夸她是女能人、女强人。村里的文化人也不唤其名,而称田先珍为“田先生”。这何尝不是对母亲的褒奖与首肯呢?

母亲虽不识几个字,却深明事理。对儿女们的管教甚为严苛。当我们淘气、犯错时,少不了挨打受罚,母亲决不姑息纵容,为的是让我们从中识好歹、辨真伪、明是非。她常常叮嘱我们: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穿衣要节俭,做人要诚实。改革开放后,儿女们相继成家,家家盖起了小洋楼,生活一步步走向小康,母亲喜上眉梢,夸党的政策好,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嘱咐我们要爱国、爱家、敬业。

母亲一生纯朴,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即便在她青春韶华的岁月,也向来素面朝天,留一头齐耳短发,待人落落大方,处事风风火火。干练中显得飒爽英姿,清秀里透出几份灵气。一生中母亲唯对栀子花情有独钟。自家的河塘边、院子旁,到处都有母亲亲手扦插的栀子树。每年初夏,朵朵白花在绿叶中绽放,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芳香。村里的女人和上学路过的女生,禁不住争相摘上几朵。母亲也是头上戴着、兜里装着、枕头旁放着。

2003年,晚年的母亲饭量骤减,身体日渐消瘦,经医生诊断为贲门癌晚期,儿女们顿觉晴天霹雳,而母亲却若无其事。在为母亲求医问药期间,母亲总是劝慰我们不要耽误工作,不要花冤枉钱。手术后的母亲强忍病痛的折磨,从未发出过一声呻吟,从未有过一句埋怨责怪的言语。看到母亲每况愈下的体力,儿女们无不忧心忡忡,可母亲仍一副坦然。

2006年7月,母亲离开了人世。面对死神的召唤,母亲宽慰我们说:“我该走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遗憾,看到你们一个个都很好,我开心,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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