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抚慰

近年研究陶渊明，发现魏晋时期的许多名士，几乎都与大自然离得很近。他们寄情山水，从中寻找心灵的寄托，有的还写下了大量文字。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突出现象，是在残酷社会现实中的一次转向观望。

其实不是魏晋文人发现了大自然。先秦文学对于大自然的那种深刻关怀和认识，个人心灵与之共鸣，在《诗经》中就很丰沛；这种元素在中国古代诗歌脉流里从来都不缺少。而从先秦到现在，却是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在网络数字时代的今天，大自然已经以虚拟化的方式消失了。特别令人称奇的是，作为生命最大背景的自然界，在许多人眼里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人造空间里：这是个数字与光纤交缠一体的、没有重量与质感的迷宫。

魏晋时期不是发现了自然，而是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和大自然强化交流、脉搏共振的传统。当然魏晋艺术有自己的特质，如东晋有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但他们两个的自然观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二人都是陶醉于大自然，享受大自然，都是在此中汲取快乐、力量和希望。

回望《诗经》和先秦诸子，那些关于大自然的篇章是何等动人，这其中甚至包括了诸子的政论；如极其入世的孔子，他从人的角度去揣测大自然，阐发社会哲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他将人在大自然里得到的启示、获得的快乐，表达得十分生动和充分。老子和庄子直接从大自然的角度切入问题并求得答案：效法自然，依存自然，所谓“上善若水”；将自然化的人生视为生活的最高境界、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魏晋进一步靠近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自然传统。这也是魏晋的文人士大夫们在极其恐怖惨烈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佛教和老庄思想的结果。释道汇流是东晋知识分子主要的价值取向。

陶渊明貌似走了一条简易的道路，实际上却是一次艰难的践行。这不仅要求他在短时间内有一种决绝之力，需要冲破思想牢笼的勇气，接下来还必须有漫长的坚持。陶渊明从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在人生判断上较为清晰的人——没有陷入很大的迷途，一旦做出了决定，就再也没有改变。

陶渊明自己很谦虚，自鉴为“性刚才拙”。“性刚”是他对自己的观察和鉴定，也是一种自我省察，但是从外部看来，他的性格缓慢松弛，甚至已经过分地超然和达观了，并没有什么“刚”和“烈”。因为从世俗意义上看，他并没有采取莽撞冲撞的行为，也没有惊人的语言冒犯。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能走多远、怎样做才切实可行。

如果把他放到一个与权势集团正面对决的位置上，不知道他会采取怎样的方式。一切都不能假设。真那样的话，我们更多地想象他会是一个明哲保身主义者；因为实际上他在规避危险方面，起码在已有的记载中是做得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许多事情他做不来也不能做；有些是他不屑于做，有些则是他极为藐视的。正如他在所有诗中都小心翼翼地触及时事，他在描写时局的时候也不会得罪某一具体的强势人物或集团，只用“八表同昏”或“鸟尽废良弓”之类的言辞。这说明他做人是极其小心谨慎的，是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人。

这样一个人，大自然对他的抚慰之力就至关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