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叔父宁基

6月中旬，随市民营经济考察团飞抵首站福州。一踏上福州的大地，我就被亲情牵引着，迫不及待地来到文林山革命陵园，祭拜30年前长眠于此的叔父。当一眼看见叔父骨灰存放处那帧遗像的一刻，我不能自已，长跪嚎啕大哭……

叔父是父亲唯一的弟弟。叔父生于1930年，步入中学时，革命的烽火正如火如荼地蔓延在中华大地，革命根据地的灯塔吸引着无数追求理想的有志青年。学校里一位地下工作者老师常常召集进步青年讲述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1948年的一天，在老师的带领下，18岁的叔父在党旗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未告别亲人的情况下，毅然去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年仅20岁的叔父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为保卫和平，保卫新中国而战。

1988年，我去福州看望病中的叔父，他对战争的讲述并不多，叔母说他是身为作战参谋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曾经发生过惊人的一幕：指挥所刚刚转移到另一处，敌人的炮弹就落到了原地。　　

叔父回国后，部队南下，守卫着日夜被国民党炮火骚扰的厦门前沿阵地。1968年，越南战争爆发，叔父又投入到这场抗美援越战争中。

叔父对家人保守着军事秘密，临行前他给叔母留下了几百元的积蓄，拍了全家照，照片上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他是准备随时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叔父音信全无，叔母焦急万分，后来从一个同志那里得知叔父已经上了前线。据叔父描述，空军高炮战斗是非常残酷的，一场仗打下来只有几分钟，甚至更短，他亲眼目睹了战士们的英勇顽强：两条腿炸断了还在喊“开炮！开炮！”肠子流出来了，自己塞进去，继续战斗；他的耳朵曾被高炮和机关枪震聋了好几天；一个指挥员高喊“冲锋”时，喉头被钢盔带子卡住，他快速上前为他拉好……一年后，叔父带着被战火烧伤的大腿回国养伤。

几场战争在叔父的生命里留下了太多深刻的印记，以至于在他病重昏迷时口中不停地喊“开炮！开炮！”叔父忘不了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生命的战友们。

战争结束后，叔父所属的高炮部队驻扎在了厦门。军队中许多年轻军官因为国奋战而顾及不上个人婚恋，那时解放军非常受民众的仰慕和爱戴，从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到解放后“军民一家亲”，是真真切切。

在这里，叔父认识了叔母，建立了家庭。据叔母叙述，当年她是小学教员，一次军队组织与地方联欢，一群年轻的军官来到小学校园，与师生共同起舞。之后的一天，叔母收到了一封字迹清秀的信，信中向她问好并约她再见面。叔母读了那封颇有文学水平、字体优美的信，心被打动了。他们恋爱，结婚。按理说结婚生儿育女是幸福的事，但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叔父为此承载了二十年的政治压力，因为叔母的父兄都是海外华侨。

在家庭与组织之间，叔父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虽然精神压力很大，常常感到无奈，但始终严格遵守着组织纪律，从不向叔母透露半点军队的秘密。

1968年，我5岁，叔父带着全家回到了他阔别20年的家乡——巍东乡堡安村。那时的长江大桥还未建成，火车厢用轮船一节节运过江，从厦门到韩城一路走走停停，加上沿途在营部寄宿，走了几天几夜，到了韩城，又坐上毛驴车才回到村里。当时的农村条件很差，虱子跳蚤不少，但家人们竭尽全力布置房间，还特地为叔父一家准备了白面。由于生于厦门的叔母受不了没大米吃，不习惯北方生活，只住了五天就回了厦门。这也是叔父唯一一次回家乡。

叔父为革命离乡近40年，始终念念不忘家乡亲人，乡音从未改过，对亲人的关爱与资助从未间断。我们家七个孩子，生活不易，叔父每年都会汇来400元钱，以支持我们的生活及教育开支。我们几个孩子与叔父感情很深，常以通信方式交流思想，得到叔父的教诲。

1970年，叔父的部队调至北京，将我的父亲接到北京住了3个月。随后三哥考上清华大学，叔父照顾了4年。后来，部队移防内蒙古沙漠地带，大风扬沙，条件艰苦，炮筒一天擦好几次，叔父毫无怨言地守卫着祖国边防。

1976年，全军精简部队人员，叔父转业福建，担任国防系统要职。在军转民之前，全国军工企业遍布于大小山脉里，设备极其先进，而工人们的生活却十分枯燥，人们向往着大城市的繁华热闹。在长达十余年的军工工作中，叔父很辛苦，常常赶夜路，下厂处理事务。因长期劳累，未能很好地休息，叔父得了癌症。在与死神作斗争的日子里，他表现的无比顽强，从不吭一声，病重期间仍坚持学习工作，最后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病榻上。

叔父在他五十九岁那年走了，他来到这个世界时轰轰烈烈，走时两袖清风，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社会主义建设几大阶段，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刚正不阿，学识渊博，勤奋向上，无私无畏，信仰坚定，意志坚强，赤胆忠心，廉洁奉公，平易近人，是韩原骄子，是为革命理想奋斗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