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母亲走在去年的那个冬日，这一天成为我永远刻在心上的日子。这些天，母亲生前的一幕幕时常浮现在脑海。

母亲1940年生于海阳一个叫东北涝泊的小山村里。姥爷是一个老地下党员，常年不回家，姥姥在母亲刚八九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和一个妹妹孤苦伶仃地靠着爷爷奶奶过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母亲考上莱阳师范学校，可上了二年多，就患上了关节炎，双腿肿胀得伸不直，经历了两次休学治疗，母亲依然不能独立行走。学校劝母亲退学，母亲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了。

婚后，当母亲跟着父亲第一次走进这个名叫八夼的一间半小黑屋子时，母亲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家徒四壁，只在墙角旮旯堆积着一堆堆被老鼠咬过的杂物，不小心一步就能撞进蜘蛛网里——这是家吗？

草草收拾了一下，盘上一铺炕，垒上一个泥台子坐上一口锅，家算是安下了。父亲上班，母亲就一个人顶起门头过日子了。那时，母亲无法上山挣工分，父亲工资又低，家里的日子紧巴巴的。不久，家里又添上了我和妹妹，加上还有爷爷的一半口粮钱，这日子就更捉襟见肘了。

这时，大队上的小学缺了一个民办老师，听说母亲曾在学校里代过几天课，大队干部就上门找到母亲，母亲一听是好事，就同意了。

这下子母亲就更累了。凌晨四点，就得去学校，五点学校准时做早操。七点回家，七点五十又要上学校。在这不到五十分钟的时间内，母亲要喂猪放鸡，插空热上饭，这期间还要给孩子们穿衣服，洗脸，然后喂上几口饭，而母亲却顾不上吃早饭，就那么饿着肚子去教学。时间长了，即使一个健康身体也难以坚持下来，更何况体弱多病的母亲。那天，母亲终于晕倒在课堂上。

小孩子没见过这事儿，就急慌慌地去找别的老师，老师们一下来了好几个，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抬到了办公室，这一折腾，母亲醒过来了，老师们就问，咋的了？要不喊医生来？

母亲赶紧说，我没事，就是饿的，给我口水吧。母亲就怕这事一张扬，村里不让她担任这份工作。一个人能拿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每月还有五块钱的补助，在那个年月，已经很了不起了。自母亲担任教师后，家里再也不用往队上交口粮钱了。有一年年底，竟还补回来七八块钱。母亲喝了口水，就急着回课堂，这节课还没讲完呢。可这一站，就感到天旋地转，母亲就扶着墙，咬紧牙，一摇一摇地回了教室。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弟弟，母亲实在是没法干了，在当了十多年民办教师后回了家。

刚分地那几年，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孩子，日夜滚爬在山上，种的庄稼一点不比那些老庄稼人差，收获的粮食吃都吃不了。

孩子们渐渐大了，都走了，母亲也跟着我到了淄博。母亲一年老似一年了，年轻时就有的病根不但没好，而且变本加厉了。近几年，连门都出不了，就在几间房子里转转。稍粘一点盐味儿，就一个劲地咳嗽，每年都要住一次院，每次大夫都要下一次病危通知，可是母亲每次都能够死里逃生。

可这一次，母亲再也没能创造出奇迹。

10月26日傍晚，母亲又犯病了，我们赶紧把母亲送进了石化中心医院，在大夫拿来一张张纸要我签字时，我还在天真地认为，这又是大夫在走过场，母亲咋就会像大夫说得那么严重？

可五六天过去了，母亲的病并没见好转，就在大夫调整了治疗方案的这天中午，监护仪上的血压一个劲地往下掉，我就赶紧跑去喊大夫，大夫来了，就喊来护士又是扎针，又是吸痰，可监护仪的数字还是一点点往下掉，最终拉成了一道直线。大夫扒了扒母亲的眼皮，说没意义了，瞳孔都散了。

那时我就站在母亲的病床前，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就那么眼睁睁地瞅着母亲走了……

我感到冷，彻骨地冷，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那天中午，太阳明朗地照着，但从我眼里望去，似乎没有了光彩；天空也是灰蒙蒙的。回家后，看着熟悉的景物，我才醒过来，我再也没有母亲了，再也没人嫌我煮得鸡蛋老了，再也没人跟我抢电视了，我出门再也没人问我什么时间回来了。

这时，我才知道，炎炎烈日下，再没人为我遮一片阴了；风雨交加时，也没人再递给我一把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