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农村改革那一幕

40年前，我有幸参与了武都县的农村改革。如今武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忆往事，心情依然很激动，感慨很深。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的中华民族，都在冷静地思考着。当时，我是武都县新闻战线上的一员，职业习惯告诉我：新闻报道也应该换个写法了，我想去农村做点调查。每天在农村奔波，应该说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农民在想些什么呢？

我选择了武都县三河公社。三河，顾名思义，三水环绕，四山竞驰，耕地挂在半坡上，农民生活很苦，但是，他们有一颗不甘忍受贫穷的强烈愿望。我曾采写过通讯《三战三捷》，盛赞了三河人民在悬崖绝壁，劈山开渠，引水浇地，在乱石窝里炸石造田的生动事迹。《甘肃日报》以显着位置刊登。我随身携带收音机，随时收听中央新闻，在三河公社一待就是一年。

我从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入手，了解农民的思想状态。重点调查了小石、半山、马河三个大队。这三个大队农民的生活状况让我震惊。强壮劳力干一天活，记10分工，每个工只值一角钱。一年出满勤，也只能挣得36元。全公社只有十分之二的农民能够吃饱肚子，干稀搭配；十分之五的农民，每天喝稀的，勉强度日；还有十分之三的农民，晚饭出现断炊现象。国家每年给三河公社调拨大批供应粮。粮食分配实行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多数农民都要交口粮款。我调查过脱产干部家属的生活情况，他们每年要交二三百元的口粮款，还要用工资收入从集市买回近千斤粮食才能糊口，喂猪养鸡几乎成了多数人的奢侈品。我和刘佐才去半山大队下乡，村支书招待我们吃饭，一把麦草，一锅洋芋，一碗酸菜。我手拿洋芋，思绪万千：解放近三十年了，我们愧对养育我们的农民呀！一种良知撞击着我的心。我们的农民是最苦，这种苦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让我震惊，也让我陷入深深地沉思。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它写得太深刻，也太明白不过了。什么是实践？实践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我们的认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先有实践，而后才会有认识，哪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来源于实践呢！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实践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农村极度贫穷，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可是，实事求是太难做到了。是应该检验一下农村实践的时候了。当时的武都县委书记刘兴奎去洛塘下乡，在三河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会文章，我就以三河公社的实例谈了我的想法。据说，刘书记在学习会上发言时，只谈事实，不敢涉及观点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还没有人敢捅破它。

198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虽然对会议精神还理解甚浅，但我意识到，三中全会之后，一定会有大的社会变革。

三河公社要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我提议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前来参加。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中有许多人具备一定的文艺专长，有拉二胡的、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有唱歌的、唱戏的、朗诵诗歌的、说快板的、说对口词的，还请了学校里的师生登台演出。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会，一边演出，一边宣讲文件精神。台上有说有唱，声情并茂，台下群情激昂，聚精会神。太阳已经落山，而农民群众的兴致并未消减。

演出结束后，他们踏着苍茫的暮色，缓缓地向山上走去，沉思的背影是那么清晰，似乎有一种力量积蓄在心中。有个中年农民悄悄问我：三中全会提出要实事求是，是不是允许我们分户经营？他说，前几年，我们队把地划到户经营。公社书记发现了，三番五次跑来纠正。书记来了，我们就说：“书记，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再不这样干了。”书记走了，我们依然偷偷地干。那几年，我们农民虽然不挨饿了，可是政策不允许。

我把这次的农村调查送到县委，还写了一篇内参，寄给新华社甘肃分社。

1979年底，我被通知成为县委秘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中华大地。县委举办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一些人的思想转不过弯。有个同志说：“家庭承包是自己否定自己。”一接触生产关系问题，我才发现，要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余悸，并不是吼一声就能奏效的。“一大二公”“左比右好”，在许多人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似乎成了一种定式。县委要我们写学习小结。我想，解放思想就是重新认识过去的实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适应就是失败的，就要摈弃。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么低，一唯地实行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必然是适得其反，越搞越穷。过去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恰恰是忽略了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那样的认识既无本，也无源。应该把颠倒了的认识颠倒过来。我的观点得到当时的地委书记钟永堂的认可。

当时的三河公社书记赵国安邀请我参加公社的讨论会。他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全公社实行“划地到户，分组经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当时的县委书记郭一平看了我的调查报告，转发全县参考。

1980年，县委又一次召开“解放思想大讨论”学习班。大会动员，小组讨论，气氛热烈，各公社书记纷纷表态要作解放思想的排头兵。我主持撰写了大讨论的学习报告，题目是《解放思想的再教育》，地委很快转发学习。

全县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分组经营、联产计酬和家庭承包的大包干到户的探索过程

经营模式确定后，全县农村迅速掀起了分田到户的热潮。县上干部几乎倾巢而出，帮助农民拟订方案，划分土地，建档立卡。我依然到三河公社去搞调查。天气晴朗，但寒气袭人。站在山梁上，放眼望去，山沟里，坡地上，到处是人头攒动的身影，拉线的、打桩的，前呼后拥，一片繁忙景象，划地的人刚刚离开，送粪的人已经到了地里，真有点人欢马叫的气象，就好像滚滚的春潮把严冬的大地激活了。农民们把土地承包视为农村的第二次土改，视为农民的盛大节日。有个农村干部打趣地对我说：“土地分到家，心里乐开花；明年你再来，让你顿顿吃面疙瘩。”全县土地承包责任制很快全面落实。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承包工程“平安着陆”，竟然没有出现一点问题，我明白了：只要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打心眼里是高兴的。他们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大集体的弊端，也尝到分户经营的甜头，这大概就是经济规律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