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里的姥姥

外出住在宾馆里，用宾馆的电水壶烧水。

宾馆的窗户朝向后院，一个人，很安静。水壶里的水响起来了。房间里反而显得更安静。

就在这时，那水壶里的水的声音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好听，它像吸盘一样将我吸附到几十年前的一个场景。

那时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一座小城市安静而温馨。我的家——曾经是母亲生我的产房的我们家那幢红砖黑瓦的平房——有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盆牵牛花，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那粉嫩鲜亮的喇叭状的花朵儿开得此起彼伏，早晨起床望向窗外，直扑眼帘的就是那只也许是今天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微风掠过，美丽的小花朵轻轻地摇摆，向我招手，像一个羞涩的小姑娘。

浮现在我眼前的是这样的场景：那样一座老房子，里屋、炕上，阳光从不太大的窗口照进来，显得热情而又朴实。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外面也许很寒冷，但屋子里很温暖。铺着高粱糜编成的炕席的炕上满铺着一床棉被，棉被的一角，姥姥在絮被。而我，就着炕沿的一个小角落在翻看着一本小人儿书。

地中央立着一尊圆柱型的铸铁炉子，炉子里生着火，炉盖儿上坐着一只水壶，是那种用了好多年、上边撞了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凹坑的青白的铝质水壶，那时，差不多谁的家都会有一把这样的水壶，差别可能只是大小、新旧的程度不大相同，质地和款式一定是大同小异。那时，作为烧水的水壶还有一款，是出自街边洋铁匠之手的用洋铁皮打的“洋铁壶”。那个年代差不多所有家庭里的绝大多数物件都是同样的款式，比如自行车、收音机、暖壶、饭桌、椅子、脸盆、镜子等等等等，不管到同学啊朋友啊谁家都似曾相识的，感动很亲切。那是个不追求个性或者说没有条件追求个性的年代。

彼时，我家屋里那把水壶里注满了水。那水是事先由哥哥或者姐姐们从院子里的洋井里压出来，注满一只大号的水桶抬到堂屋，倒进一只放在碗架子旁边的大水缸里。那时，我的哥哥或者姐姐们差不多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一个人拎不动一只那么大的盛满水的洋铁桶，他们必须用一根一米多长的圆木棍插进水桶梁里，一头一个人两个人合作，才能把那一大桶水抬进屋里。铝制水壶里的水就是姥姥上炕絮被之前从外屋那只大水缸里舀出又灌进去的。

说到拎水，我想起了舅姥爷。他住在农村老家，一年中有几次进城到我家来看姥姥。对于舅姥爷，有两个细节我记得清晰：一个是，他每次来都会带来浑圆浑圆的那种糖球儿，舅姥爷管那些个糖球儿叫“糖尜儿”。另一个是，他每次来，姥姥会让他干点儿活儿，其实也没有什么活儿等着他来干，看看水缸，缺水了，拎水吧。舅姥爷会先把水缸灌满，然后，再把盆、水壶、水瓢、大大小小的碗、茶缸儿、饭盒……总之，他会将所有能盛水的容器全部灌满，甚至每一只饭勺和羹匙儿。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舅姥爷一定是那个时代最着名的国际级搞笑大师。

现在，那只水壶的水已经发出了“细细——”的响声，你可能以为这响声会打破那一屋子的宁静，情况正好相反，就是这细细的响声越发衬托了屋子的安静，像我现在的宾馆的房间一样。

姥姥就在这“细细——”的水声的陪伴下絮棉被。

我爬在炕沿上看小人儿书。

我不识字，只能看小人儿书，小人儿书有图。我爱看小人儿书的习惯应该是我二哥培养出来的，我二哥小时候爱看小人儿书。出了我家的门，向左拐、向右拐、向前走，到大马路但别过马路，左边，那个直角型的建筑里开了一家小人儿书店，小人儿书摆在靠墙的书架里，屋子的大部分地面都空出来，摆满了小板凳，一个小板凳上坐一个十几岁的刚放学的孩子，小人儿书在现场看，看一本一分钱。二哥每次都是租一本，把我搂在怀里，我们俩个人共同看一本小人儿书，看一次省一分钱。

我这时一边看小人儿书一边还看着姥姥。那铝制的水壶发出细细的响声，就像是哪位温柔的母亲哼出的好听的催眠曲，姥姥这时上眼皮和下眼皮就像有磁力似的往一块吸，头和炕也像有磁力似的往一块吸。吸得厉害的时候，姥姥的头深深地弯下去，弯得厉害的时候头差不多要与被挨上了，其实，姥姥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这时，我就立即抬起头大声地喊醒姥姥。

姥姥醒来后，用弯曲得很严重的手指（那十根棱角分明的手指可能永远也不能重新伸直了）抹一抹嘴角，她的嘴角上已经有一条口水流淌下来。姥姥的牙好像没有几颗了，而且在嘴里分布得非常不均匀，致使她的上下颏和上下嘴唇严重地扭曲。她的气管似乎也不好，她喘气的时候，要把头用力地向上挺以带动胸腔的扩张，同时要把扭曲的嘴巴张开来配合呼吸。

姥姥是裹足的小脚，走路一晃一晃的。在裹脚成为“时尚”的中国封建社会，女孩儿五岁就开始裹脚了，过程之中的那种痛苦一定难以言表。在我的记忆里，姥姥走路的时候腿是一个特别夸张的“O”型，两只小脚几乎是横着的“一”字型，每走一步似乎都很艰难，可能是由于那么尖细的脚尖儿根本起不到支撑身体的作用，身体的重量差不多全部传递到脚跟的缘故。姥姥每迈出一步，一只脚跟就狠狠地将地面撞出“duang”的一声巨响，这声音直到现在仍在我脑海中回响。

我想象不出，裹脚的女人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比上了年纪的姥姥行动方便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衡量，裹了脚的人都应该是残疾人。

这样身体条件的姥姥是干不了什么重体力活的，我只记得姥姥用盆端过水、她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是絮被、洗衣、摘菜等等。对于这些工作，姥姥多数情况是坐在炕完成的。所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们家的炕上永远都会有一个姥姥，没有姥姥的炕基本不能称其为“炕”。姥姥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从未骂过人，与所有人交流都是柔声细语。她告诉哥哥姐姐们：“去干点活儿。”这也许就是姥姥“最严厉”的表达了。

姥姥还有一个事，在我长大了的时候才知道真正的原因。就是姥姥爱吃馊饭和臭鸡蛋，其实，并不是姥姥爱吃这两样东西，那时没有电冰箱，夏天剩下的饭和咸鸡蛋经常会坏掉，姥姥舍不得扔掉，就说她爱吃馊饭和臭鸡蛋。

姥姥从不吃药，发烧了就让母亲用手蘸点儿白酒揪脖子和后脖梗，将这两个地方的皮肉都揪成黑紫色，并凸起来像一个个大水泡。拉肚子了，就让哥哥到南大坝的小凌河里捞两条细细的小泥鳅鱼，将那两条小鱼洗干净后放到嘴里，一扬脖儿就将那鱼儿吞咽下去。我当时想，那小鱼儿会将姥姥肚子里的病吃掉吗？

我在外地上大学的其中一年，假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哪个地方有些不对头，心跳突然加快，眼睛急速地在屋里搜寻，特别是我们家那占了几乎半个房间的炕，那炕上空荡荡的没有了姥姥！我问妈妈、问哥哥、问姐姐，问他们姥姥去了哪里，没有人回答我。只有我的眼泪在滴滴答答扑扑漱漱地回答我，告诉我姥姥已经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