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活的忙年

西安人把享受生活中的快乐叫受活，意思是身体虽然受累，心中却是快乐享受的。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到除夕这段紧张的忙年，围绕着一个“备”字忙碌地进行着，赶年集、购年货、杀年猪、磨豆腐、炸丸子……年味日复一日地升温，中国人也享受着忙年给心灵带来的无限期许，可谓之受活的忙年。

“宁穷一年，不穷过年”，老陕人平日里生活十分节俭，一碗面就能解决日常温饱问题，油泼辣子就是一道有滋有味的菜肴，可是对待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过年，老陕却丝毫马虎不得。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人讲面子、重情义、好礼数，过年是亲戚朋友来往最集中的时候，不备好年货、不以丰盛的菜肴招待客人，岂不是没有面子？所以，从古到今，关中人最重视忙年，年集、古会特别多，到处是赶大集熙熙攘攘的身影。如今，西安城里的赶年集变了个模样，农村里场畔上、河坝上的大集，移到了会展中心，西安曲江的年货会已经举行到第17个年头了，每年长达18天，有100多万市民参与，年货琳琅满目，年俗文化丰富多彩，广大市民每年可以寻找记忆里的年味，寄寓抹不去的乡愁，这种壮观的年景，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如今都不多见，所以说，西安年，赶年集最壮观、忙年味道最浓厚。

民以食为天，吃常常排在购年货的首位。杀年猪，是过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习俗。在六畜中，猪是人类最早圈养的家畜，古代也叫“豕”。在我国的汉字中，“家”这个字，就是有房、有猪，才有家，可见猪对于农耕为本的关中人是多么重要。农耕时代，家有多少猪，预示着财富也预示着兴旺，祭祖离不开猪，过年的餐桌上更离不开猪肉。陕西的忙年歌里就有：“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只鸡。”做豆腐主要是准备素菜，豆腐有“福”的含义，也常常进入关中人的年夜饭，但炖大肉一定是关中人年夜饭的主角，是年菜中的第一道菜，也称头菜。昔日讲究肉要四寸见方，寓意一年方方正正，四面八方都是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期盼着新的一年肥得流油。至于杀鸡宰羊，也是过年餐桌上的重要内容。鸡鸭鱼肉都是过大年丰盛的美味，但杀鸡主要是公鸡，不杀母鸡，母鸡下了一年的蛋，不能“卸磨杀驴”。过年餐桌上有公鸡，寓意大“吉”大利，再配一条鱼，寓意年年有“余”，过年的美味与吉祥就都有了。羊，也是过年餐桌上的美味，大美为羊，鱼与羊相配，就形成“鲜”。陕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地，羊在陕北最多，于是羊肉是陕北人过年的主角。而陕南山地较多，年俗与巴蜀地区相近，杀年猪后熏制猪肉、吃腊制品非常在行，于是，餐桌上腊味特别突出。

西安所在的关中，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年”这个字，与关中最为密切。《说文》中说：“年，谷熟也。”就是说五谷皆熟就是年。年的名称源于周，《尔雅》中写道：“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西周的首都就是沣镐，在西安的沣河两岸，周人号“年”，表达了对嘉谷丰成的无限期望，表现着古代华夏先民对于农业的深厚情感。周对土地爱得深沉，始祖后稷就是农师。中国年在辞旧迎新之际，所表达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恭喜发财、团圆美满、国泰民安的寓意和祝福，在西安年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中国的年文化精神表达。

过年在我的儿时记忆里，忙年这一段是最深刻的。因为经济短缺时代，吃饱不易，吃好根本谈不上，只有过年才有肉吃，才有白面馍尽管咥。每年忙年阶段炖肉过油是我最期待的。每当炖肉的香味弥漫整个厨房时，口中的哈喇子就要掉下来了。满屋香气扑鼻，馋得人心痒难耐，老人赶紧将烧好的肉或排骨捞上几块，我边吹边吃，满嘴生香，那“美的太”的滋味成为至今忘却不了的美味记忆。

我的母亲是河南人，过年炸麻叶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过去过大年招待亲朋好友都是在家中举行，不像现在饭店酒楼过年继续营业，因此家家都要有厨艺高超的人，充当过年的大厨。为了招待宾客方便，忙年期间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工好大多数宴席的食材，形成半成品，因此过油就是一道十分重要的工序。炸麻叶是一种点心之类的东西，外焦里脆，十分可口。每年我母亲都会炸麻叶，成为我们正餐之外最珍惜的年节点心。

吃之外，就是穿了，昔日过年盼着穿新衣服、戴新帽，有忙年歌谣写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顶新毡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袄。”吃满足味蕾的需要，穿则是精神与文明的需求。华夏文明有这样的释义：“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穿衣，不仅是御寒，更重要的是表达文明礼仪，尤其是盛大节日来临之际，必然盛装出行，这是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共同特点。而对于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来说，更重视服饰文明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在经济稀缺时代，我们仅仅解决的是御寒和干净问题，而如今，穿新衣虽已稀疏平常了，但至今没有华夏民族的节日盛装，却是一件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