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客世家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和邮递员打交道最多。

我是个写作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喜欢上了文学，常有“豆腐块”发表。当年，稿件是写在草纸上的，用稿纸抄好，通过邮局投寄给一家家报纸杂志。

等待稿子的录用和刊发，成了青年时代的我最开心的事。昏暗的灯光下，把稿子写好抄好，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第二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会骑着那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去十里外的邮局，将一枚票面8分的邮票工工整整地贴在信封上，然后将信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听着信件落进邮筒发出的声响，一缕希望的光在一个中考落榜的乡村青年晦涩的心头投下。

接下来，我三天两头去村部取信。稿件有留有退，心情有沮丧有欣喜。

这天，我又去村委会查看有没有我的信，一串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传来，一个穿着“邮电绿”制服的中年男人推着“邮电绿”自行车走进院里。他从自行车后边鼓鼓的信兜里取出几张报纸和一沓信件，还有一张绿色的邮政取款通知单放在村部的桌上。我翻看一下，有两封我的信，取款通知单也是我的。我忍住内心的狂喜，从桌上拿起信和汇款单。

“这些报刊社寄来的书信和汇款单原来是你的啊？”中年人用赞赏的眼神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他笑了：“小伙子，好好写。我当了这么多年邮递员，你的信最多。这样吧，你家住哪边，以后，有你的信，我直接给你送过去！我姓霍，你就叫我老霍吧！”

我细细打量老霍，他身材魁伟，圆盘大脸，青青的胡茬儿，因为风吹日晒，面色黝黑。后来，和老霍熟了我才知道，他儿子竟然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霍家义。我和霍家义在田野里打过鸟儿，放过风筝。

老霍说：“你们家住村西大榆树底下，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只要有你的信，我就给你送家去。”

老霍成了我生活中的常客。因为他，我免去了往返邮局的奔波。每次老霍经过，我就把早早贴好邮票的信件拿给他。有我的来信，他也会及时给我带来。甚至我汇款单上的款额，也由他代取。他每天骑着那辆“邮电绿”准时从我家门前经过。

夏天，老霍汗流浃背；冬天，老霍眉毛上罩层白霜。夏天，我经常备上一壶清茶，不管有没有我的信，都在树下等着老霍。看他饮下我的花茶，和他聊上几句，成为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有时老霍会给我背上一段古诗词，他的古诗词背得不错。

有一次，老霍骑车走了，树下纳凉的五姥爷说，这个邮递员的爷爷的爷爷，当年就是咱们这一带的信客，因他背驼，大家都叫他霍驼子。五姥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一带还没通邮，霍驼子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信客。他把人们的货物和书信放在信套里，牵着那头大青骡子行走在乡间。因为他诚信，人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

后来，我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读到他写的行走在乡间的老信客，霍驼子和余秋雨笔下的信客，都是凭良心和诚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想不到，他的后辈老霍，成了公家的邮递员。老霍和他的祖上一样，尽心尽力为周边的人们传递信件。可以说，我在老家那段时间写的稿子，都是老霍的“邮电绿”带到邮电局，再经老霍的手，投往各地。每次，我发了稿子，老霍都说：“好好写，将来成了大作家，可别忘了我啊！”那架势，好像他发表了稿子一样。有一次，我的一篇稿子得了30元钱稿费，老霍代取回后，我让母亲买了肉，割下园里的芹菜，包了顿饺子，买了一瓶白干儿，强行拦下老霍吃了顿晌午饭。

不久，我去了外县，和老霍的联系就慢慢中断了。不过，在和其他邮递员打交道的时候，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老霍，我总觉得是他骑着“邮电绿”笑着向我摆手：“你的信！”

后来，通信的方式变得五花八门，平信、挂号信、快件，到现在的特快专递，我都用。互联网普及后，我寄的信越来越少，但每当看到邮局、邮筒，依然感到那么熟悉和亲切。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和弟弟说，我想看看老霍。弟弟说，老霍前年就过世了。他的孙子现在在邮政局上班，咱们附近几个村是他的管片儿。

我既惊讶又欣慰。眼前，浮现出老霍给我朗诵诗人李绅的《端州江亭得家书》的情形来：“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蛛丝飏水浔。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