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房子

我1942年出生在界牌当时叫廿九圩埭的小村里，全村12户共32人，这12户人家还包含了有母子分家在内，实际只有8户人家。全村共25间草房子，3间瓦房子。

我家住在祖上留下的3间草房子里，除了一户姓蒋的两兄弟合住3间瓦房外，我家的居住条件就算是好的了。一是房子比人家高；二是屋面用的是木头椽子，而人家是竹椽子；三是墙体是干土墙。有几家的墙体是泥巴壁的，这种墙就是用芦苇编一个墙体，里外用泥糊上，很不安全，蛇虫很容易钻进去。和我同龄的邻居王纪长老人，小时候就在晚上被蛇缠绕在颈项里，幸亏其哑巴母亲发现早，用剪刀剪断蛇体才脱困。

到1978年，我家兄妹6人除大妹出嫁外，我和小弟均已结婚生子，连父母在内3个小家庭共11人还是挤住在80平方米的3间老草房子里，人均不到8平方米。

1978年，我在大队干农业技术员，春末大队为推广新技术首次搞温室无土育秧，需24小时有人照看。抓生产的副主任为了节约劳动力提出他和我各顶一个班，结果副主任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到场，只得由我一个人顶两个班，我每天从清晨六点不到到温室一直要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才回家休息。家中老婆除了生产队照样出工还要照看两个小孩和一头大肥猪。时间一长两个人都累得不行了。一天凌晨四点多钟，我的房间突然发生大火，3间草房子全部烧光，我11岁的女儿也被大火烧死。

1980年，大队终于在居民点给我安排了3间宅基地，在村民和亲友的帮助下我开始建房。当时居民点的平瓦房都是人字形屋顶，用木头椽子，上铺芦网、油毛毡再盖瓦。木头椽子既贵又难买到，为了省钱，我决定人字形的屋顶浇筑水泥屋面后盖瓦，谁知开工以后，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来阻止或劝我，一句话——这样做非常危险，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从没人这样做过。经过负荷力的计算，我还是坚持用水泥浇筑了屋面。

1980年秋，我生平第一次搬进了84平方米的平瓦房。我的小弟已先我一年搬进居民点的3间平瓦房里。二弟随后也在居民点建了3间平瓦房。人均居住面积达20多平方米。这时我们界牌人民已有七八成的农户都搬进了居民点，由住了几千年的低矮草房搬进了明亮宽敞的平瓦房。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们界牌，贩卖不再算是投机倒把。我开始用自行车到常州收购工人们多余的劳保用品——纱手套回来卖。每副手套收0.38元，每次1000副手套可赚200元。又从常州批发一些打折的小商品到界牌集镇上卖。

1989年界牌建设菜市场，我决定在菜市场买一间商品房，向我村在工商所负责菜市场建设的李腊根同志提出，要买门朝南的商品房。李腊根就劝我说：“你现在买了房子，估计这辈子是不会再造房子了，我劝你一下子买两间，就买东边的两间，虽然它只有一间门面房，但你可以开旅馆，因为工商局决定将外面所有灯具门市部都迁到菜市场里面来。”

终于在1990年秋，我又生平第一次搬进了街上的两间二层楼里居住。老婆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做起了卖蔬菜的营生。我们的身份也由纯农民变成了半个街上人——半商半农。此时我们界牌大约有几百户农户购买了集镇上的商品房，当时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农户由平瓦房翻建成二层楼，不过，至此我们界牌已经见不到一座草房子了。彭家埭的赤脚医生颜小龙在1992年建成3间二层楼后，同村村民吴巧生羡慕地说：“如果哪一天我能造起像你这样的房子，我就不上工干活了，就整天在家看房子。”可见当时建楼房的家庭还是很少的，特别是好楼房更少。

随着丹阳工业的兴建，全国到界牌来采购汽车配件的人越来越多，界牌的汽车配件门市部已达数千家。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在集镇一间门市房占一个角落买卖起以倒车镜为主的汽车灯具。

2000年，我又回老家新建了3间楼房，并于同年底搬进了内部结构独特、总计380余平方米的楼房里。此时我们界牌绝大多数农户从平房搬进了楼房。同时还有超过了千户的家庭购买了集镇上的商品房和别墅楼。更有许多农户将原来的落后于时代的楼房拆掉或卖掉，新建更加豪华气派的新洋房。

2000年底，我家搬进新居那一天，我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说：“我1980年造了3间平瓦房，1990年买了2间商品房，今年是2000年我又造了现在这个新楼房，应该说是10年一个样。我60岁了，以后再要变样就只能靠你了。”不过儿子也不负所望，于2004年在常州购买了84平方米的住宅楼，到2009年又因为嫌小，又在常州购买了120平方米的住宅楼。至此我家人均拥有住房面积已达120平方米。这一阶段，我们界牌在各大城市购买房产的大有人在，根本无法统计。

我对我们界中村的住房做过调查，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村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0平方米，且以草房为主；而今，全村除个别农户没有楼房外，人均拥有房屋面积已超过100平方米。除了自住，大部分出租挣零花钱。住房不仅宽大敞亮，而且室内装潢高档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