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老年人爱回忆，年轻人爱幻想。

我是1970年春天分配到兴义的，第一个住地是兴义专署大院。

大院出门是铁匠街。街的两边是高高矮矮的木楼，青色的屋檐错错落落，屋顶则是一律的青黛。这些木楼多数是小商铺，没有什么修饰，木门、木柱全是本色，甚至还很陈旧，不知朴实地伫立多少年了。这里几乎卖什么的都有，我最常光顾的是炸鸭子的店铺。

专署大院最大的建筑是专署大礼堂。地区重要会议在这里举行。电影、演出也有。

我在专署大院住下不久，常常有咿咿呀呀的歌唱声传来，我听说兴义要成立一个文工团，开始招考学员了。

后来，听文工团元老贺鹤给我说，1965年，从安顺地区划出九个县，新建了兴义地区。那时，地区文教局就有筹建一个地区文工团的愿景。

筹建紧锣密鼓。

首先，是从省人事厅“大学生分配办公室”选了6个应届音乐专业毕业生：陈尧灿、张亚芬、贺鹤、裴慧贞、杨万一、孙玉琳。这批音乐专业人才，分别来自大江南北：哈尔滨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贵州大学艺术系，这是一批难得的具有很强专业素养的瑰宝，专业涵盖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以及声乐的男高音，这是兴义文工团立足之“根”。

他们，都蜗居专署大院出门左手边的铁匠街那排木楼里。

1972年，时任兴仁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万兵调任文工团团长，张莲颖任副团长，学员班的招生工作终于开始了。

我听到咿咿呀呀的声音，是他们在面对地区招考本地学员了。

兴义地区稍有艺术细胞或有艺术苗头的少男少女，几乎没有逃离这批元老的视线。

草创时期，条件自然艰苦。1972年文工团招收50名学员后，是借用地区医院一座二层楼房作训练基地，楼顶水泥地面是舞蹈练功场，水泥栏杆就是压腿的把杆。表演教室、办公室、学员宿舍、厨房食堂全在这里。他们邀请了几个省里老师担任为期三月的短训教学。

我当时在地委办公室工作，对文工团的事也不很关心。

后来，文工团断断续续在专署大礼堂演出，我偶尔去看。当时我女儿三岁，只要文工团演出，音乐一响，她就抱着她喜爱的洋娃娃去看，常常是站在舞台侧面的大幕边上。文工团的演员，看这小女孩也乖，没有干涉她。

1974年春节前夕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在专署大院的木楼去世，我没有找到女儿，原来，她在大礼堂大幕的边上津津有味看演出。这是她幼年生活的一个部分。

在一个僻远的、算不上大的城市，1974年以后，文工团竟然排演了《一双绣花鞋》《白毛女》这样大型的话剧、芭蕾舞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它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汗水？

《白毛女》，黑毛彭爱新，灰毛杨鸠，白毛张志萍，大春A角郑刚，B角张华，都在兴义有了名气。这个剧目的演出轰动全省，其它地州的文工团，无可比肩。剧组赴安顺公演，场场爆满。

《一双绣花鞋》主角余力民、谷刚、陈玉珍的表演出色。谷刚、陈玉珍台上台下擦出火花，成为圈子里的话题。

难忘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工团演出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很有艺术底子的朱黔宁扮演江青，分寸恰好，到位。姚忠明扮演陆峥嵘，惟妙惟肖。姚忠明智商情商均高，设计把衣服扣子错位，一个跳梁小丑形象就出现于舞台。后来，谁要是衣服扣错纽扣，就会说：“陆峥嵘，看陆峥嵘。”

1972年进团的这批演员，用他们的实力，无可争辩地成为文工团的中坚。

文工团的演员，青春小鸟一般，年轻美貌，身材高挑，她们来地委开会，走进大院，总有明显或故作不明显的注目礼。

1983年，我兼任电大写作课，文工团的刘红梅、谷刚、袁嘉歌、张志翔，一度成为我的学生。

我是1984年初调州文化局以后，才第一次走进文工团。

文工团是一个热闹、斑驳的世界。一来到这里，咿咿呀呀的练嗓声，钢琴、提琴、黑管、巴松的交响，此起彼伏。服装室里，悬挂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角色的衣着、发套、靴子；虽说成色不一，却容易引人联想起人间种种喜怒仇怨。化妆室终日弥漫着油彩和凡士林的气味，方方整整的明镜，把人照得纤毫毕现。练功房两侧的把杆，光滑、油亮，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在这里磨练艺术之翅……

我对艺术心存尊重。

为解决文工团资金短缺，我主张排练、演出一场现代歌舞。

于是，舞蹈《西班牙斗牛士》、太空舞、霹雳舞，声乐节目杨朝荣的《费加罗的婚礼》，张志翔的《迟到》，孙丽娜的《酒干倘卖无》……如火如荼，不同凡响。小小兴义城热闹了一阵。

孙丽娜独唱的《酒干倘卖无》，让我内心纠结，既想听，又怕听。这里潜伏着我内心的无比伤痛。

这是《搭错车》的主题曲，是一个女儿对贫困死去的父亲的表达、呐喊。她父亲沿街收购空酒瓶，不幸倒在路边……

重重的一击，恰恰击中我命运的软肋。

孙丽娜音色浑厚，表达恰到好处。坐在我身边的文工团负责人龙方告诉我，丽娜可惜了。她的心脏病严重。大概与她出生、成长的环境有关。那一带可能有铅污染……

能长期演唱吗？龙方摇头。

我还在文工团结识了大孙、一丁、国忠良、田刚毅、杨鸠、杨世锰、杨启、谢光荣、陈忠祥、张元春、彭爱新、张志萍、李玉兰、傅世平、邱光荣、欧阳林、郑进泉、杨朝荣、刘黔夏、王应恒、袁嘉歌、龙桦……一大批朋友。

这里不得遗漏尊敬的龙方兄。他从部队下来，为人刻板，却热爱戏剧。为了剧本创作，他呕心沥血，顽强地要把他的剧本搬上舞台。1984年的《茅酒飘香》，历尽调侃，讥讽。他忍辱负重，最终还是到贵阳和茅台演出。我们经过遵义时，茅台酒厂的季克良还专程来遵义迎接我们。演出是成功的，整个茅台酒厂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兴义地委代书记仪邦钦曾经在茅台酒厂作过书记，委托我向厂里的同志问好，我如实转达了仪书记的问候。

临别，茅台酒厂送了每人一瓶飞天茅台，散装的一块钱一斤，随意买。文工团的演员高兴得很，谷刚、姚忠明一帮人，买了塑料桶，个个桶装满。回来路上，有酒从桶里溢出，一路飘香。

去茅台途经遵义时，我们去看望了文工团原团长王万兵。他已经调到遵义医学院工作。

同是1984年7月，在龙方的鼓动下，我们一起去北京观摩全国戏剧调演。记得有上海茅善玉主演的《小草》。后来把刘红梅也请来北京。冒着北京那年的高温，首都剧场、长安大戏院、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人民剧场……一路奔波，汗流浃背，收获也不小。

我还与朱黔宁、张华、国忠良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和朱黔宁在审美上比较一致，她的审美情趣远远高于我，因而谈得来，我还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她多次带着孙丽娜、鲜仲文来我家里聊天，一起去下五屯看油菜花。朱黔宁调到深圳南山后，我写了首《盘江——珠江》的诗作为纪念。她返回贵州时总来看我，有次还送我一段非常讲究的门帘。我出差广州时，专门去深圳南山看望她和苏先生。我去香港旅游，买西装，钱不够，就去找她在香港的苏先生借。有人说，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可以半夜打电话和可以借钱的。我们占了一条。

张华的声音永远沙哑，读了许多书，对戏剧、舞蹈理论尤有兴趣，我料定他在艺术上并非等闲。1978年，他考入贵大中文系。不久在《山花》发表了小说《拒捕》。学成归来，他还在文工团。1985年，他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受阻，我力荐，让他圆梦。在京期间，他给我寄来徐晓主编的油印刊物《今天》，我甚喜。研究生毕业，他做《舞蹈》杂志，成了京城舞蹈“三剑客”之一。1992年，我做了一家出版社总编辑，他给我做了个选题策划：《中国艺术百年祭》，分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四集。我去北京，到他家吃饭，他为我在贵友商店选购皮夹克。他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文艺晚会《天地人和——中华颂》做总策划，我请报社采访他，请他来家里吃饭，以洋酒、马齿苋招待他。他说，这是来贵阳吃得最惬意的一次。他与袁欣联手创作的布依戏《谷艺神袍》在贵阳会议中心演出，邀约我去捧场。2015年，我在广西出版散文集《潇潇雨歇》，张华为我写了相当漂亮的序，为全国一些报刊转载。

国忠良，大腹便便，话痨子。常常到我地委宿舍与我长时间聊天。尤其在1980年，思想解放那一阵，他每从贵阳回来，就要与我摆他的见闻，诸如邓丽君的香港之夜，聊得兴奋，他居然唱起来：“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那钟楼轻轻回响，迎接好夜晚，避风塘多风光，点点渔火叫人陶醉……”我们在艺术上几乎无话不说。

1985年，我们在排演《罗细信》的同时，集中精力创作歌舞剧《查郎与白妹》。这个民间故事，包含布依人的是非、爱憎、理想的基本元素，浓缩了、也反映了布依文化的一个方面。

我与布依族同事王文科、毛鹰负责创作剧本。我们忠于传说，又不囿于传说，在传统中植入现实元素。剧本显示了多维的价值向度。后经张华艺术处理，交文工团排练、演出。文工团的编创、演员齐心协力。排练开始——作曲、配器、编舞、舞台设计、服装制作，合成，同步。

那时，文工团的杨世锰正在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师从知名作曲家高为杰教授。贺鹤和杨世锰都有音乐天赋，又有“拼命三郎”的作风，局里便派贺鹤去到四川音乐学院，与杨世锰共同完成歌舞剧的作曲、配器工作。

千般辛苦，万般折腾，矻矻终日，加班加点。贺鹤和杨世锰耗时两个多月，五场歌舞剧音乐的管弦乐总谱足足写了五百多页，并由著名指挥家邱正桂指挥，由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奏，录制成盒式音乐伴奏带。音乐创作和录音制作工作，终于圆满完成。

一张张设计精美、色泽鲜艳的海报，出现在贵阳、兴义主要街口。背景：千万霓霞，满天青鸟。图案：白妹“倒踢紫荆冠”。

每当大幕启开，舞台上，画面在流动，图案在变幻，一幅幅立体块面，让人满眼生辉。恩怨情仇，人情世态，悲欢离合，古老又新鲜，熟悉又陌生。有教养的观众，静静地坐着，审美审丑，生命在对话，情感在交流。在他们眼里，布依族就是艺术的聚宝盆，聚集了美的天使，艺术的精灵。

舞台上，担任白妹的演员周景婷，窈窕又丰满，肩、肘、膝、踝关节都很灵活，不仅四位转控制自如，难度很大的挥鞭转，也能对付十几圈哩！她音域辽阔，音色甜美，音准、节奏也不错。

查郎由男高音张志翔扮演，他身材健壮，嗓音嘹亮。

竹林婆娑，皓月当空，万籁俱寂。查郎背对观众立于平台上，白妹侧立于相对一侧，魔公站二幕边，在红、黄、蓝三色光柱下，三人造型，形成三个不同空间的表演区。这些，都令我难忘。

演员都进入了角色，在不同氛围、心境中背功唱。

歌声像云雀、像百灵：

风吹云散星光淡，

妹别查郎愁绵绵……

歌声忽而像清风舒卷，忽而像瀑布千寻。

唱起来，

唱得葫芦沉下水，

唱得石板漂起来；

唱起来，

唱出水牛耕田地，

唱出银马驮金来；

……

艺术上终于达到预期。专家和老外戏称这戏是稀罕的“出土文物”。

《查郎与白妹》剧本在《贵州戏剧》杂志发表。1988年，《查郎与白妹》在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创作评奖中获得民族团结进步铜奖，算是及格，算是没愧对布依族，没愧对传说中的查郎与白妹。

同年，在昆明演出的《罗细信》也演出成功，受到州政府嘉奖。

1986年初，我奉命调去师专。刚去几天，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兴义。州委领导给我一个电话，要我回来准备一台晚会应急。州委领导说，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州委都解决。我说，马上过春节了，文工团的演员有些回家了，人手不够。州委领导答应立即派车，一个县一个县地去接。接下来，就是争分夺秒地准备。那时，兴义城里还有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不一会，要求文工团所有成员立即返回的紧急通知就反复地播出了，一遍又一遍。我很快去了团里，有六个关键的演员走了，州委派了五部北京吉普车，立即出发。我和团领导精心挑选节目，安排演员，配乐合乐，我亲自动手编写报幕词，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算完成。

晚会如期举行。报幕演员孙丽娜出场了，她报幕说：“我们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胡耀邦一笑，说：“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就不错了。”会场爆发一阵笑声。总书记和大家没有距离了。第一个节目是《苗族青年舞》，刚一演完，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你们这个舞蹈有芭蕾舞的动作。”他说着，一边比手势，一边原地旋转了两圈。又问：“苗族舞的动作，是这样的，对吗？”整个会场的气氛，随着胡耀邦的问话和动作，大为活跃起来。

因为胡耀邦一路辛劳，稍显疲惫，省委书记胡锦涛要求减少几个节目。我砍掉了三个节目。这三个节目的演员顿觉遗憾，失去一次给总书记汇报演出的机会。

演出结束后，胡耀邦和所有演员合影。这张照片成为文工团纪念册的首页。

我离开文化局以后，文工团的人事有较大变动。后面的领导如大孙、张志翔、余力民、袁欣、杨世锰、应恒他们做得更好。尤其是杨世锰主持的12年，文工团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一天傍晚，我在贵阳中华北路，遇见姚忠明及刘黔夏几个人，得知姚忠明创作的话剧《黑山汉子》来贵阳演出，还得了大奖。我知道，1972年进团的这批拓荒者、中坚力量，还在持续发热，还在挑着文工团的大梁。包括已经离团的王亚新、张华、周正松，虽在不同地域，都绝非等闲之辈，都各领风骚。

体制变化，2013年，文工团不复存在，被称为州文化馆了。

……

7月15日，从孙亚菲的微信上，得知这天是她姐姐孙丽娜去世21周年忌日，亚菲发了她姐姐的一组照片和手迹。每个个体生命，都在承受命运。

袁嘉歌也不幸病逝于北方。

黑管高手国忠良死于车祸。

曾经像领头羊，呵护着一群小羊羔，被演员们亲切称做“张阿姨”的张莲影，也在贵阳去世。

自称有甲级身体的龙方，热情耗尽，前些年在贵阳作古。

1972年进团的演员，都纷纷退休，多是爷爷、奶奶级别了。刘红梅做了一段时间兴仁县的副县长，老年大学校长后，休息了。

7月16日，从贺鹤的微信上，知道陈尧灿海外归来、朱黔宁也远道而来，他们在万峰林大聚会。我见到的一张张照片，是拍摄于万峰湖的，陈尧灿头发白了，几乎认不出来。朱黔宁还好，风采依旧。郑刚胖了许多。杨鸠还是当年模样。

我不禁想起王骆宾作词的青春舞曲，曾经由罗大佑演唱：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

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日子一转身已成天涯。人虽天南海边，文工团始终是他们的娘家。

当年的文工团，是这批孩子人生的航船、扬帆的港湾。尽管今天各在一方，但那特殊的成长时期的特殊感情，已深深地植入了各自的生命之中。

最近，有人提议明年组织一次文工团建团45周年聚会。朱黔宁还发起建立了一个“兴义地区文工团”的微信群，五十多人。照片、视频、文字互动，当年青春年少，而今老态毕现，而欢声还在，达观向上，激情四射。

我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朋友们，夕阳无限好，莫怕近黄昏。努力加餐，加餐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