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家事

新年伊始，第一件事就是给久病的老伴说些吉祥话。老伴难得地笑着回忆说，她小时候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就会发现枕下压着一个红包，装的是压岁钱；枕边摆着的是一套新衣服。她兄弟姐妹多，孩子们都高兴极了。老伴是四川人，家境比我好，所以童年的乐趣比我多。

我老家在湖南长沙，出生后靠母亲独立抚养，虽然生活条件无法跟其他孩子相比，但每年的热闹气氛还是同样能感受到的。在我们老家，春节之前很多人家都要准备些腊鱼腊肉，制作的方法不是醃，而是熏，方法是将处理加工过的鱼肉挂在高处，底下点燃锯末慢慢熏制。所以每制作成一批腊鱼腊肉，总是会熏黑几面墙。街头卖的年货中有孩子们喜爱的木质大刀长矛、纸糊的罗汉头盔，当然也少不了或大或小的各色鞭炮，多产自浏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改变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提倡新式接生，旧式产婆退出历史舞台。我母亲从城市搬到长沙郊区担任助产士，每天都斜挎着一只木制的医疗箱出诊。孩子出生并无定时，因此母亲的工作时间也就没有规律。因为经常熬夜，母亲那时学会了抽烟。抽的是当时一种价格最为低廉的纸烟，品牌叫“白毛女”，正面是白毛女长发披肩的头像，背后是风靡一时的《北风吹》的歌词。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盼爹爹早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

有一年春节除夕，妈妈外出接生，我一人独守在一间农村的茅草屋里，四周北风呼啸。我几乎扑到一个小小的煤炉上面取暖，但仍感到冷飕飕的。这时我就将《北风吹》的歌词改成了“我盼妈妈早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一直在心里默唱着。不到除夕夜的子时，母亲终于回来了。她亲手迎接了一个小生命来到人世，显得很是开心。我为妈妈冲了杯热茶，妈妈掏出了一包虾米皮，这是产妇家赠送的。那年除夕，我们母子没吃饭，没吃菜，空口啃完了这包虾米皮，心里暖洋洋的，那小煤炉的火苗也似乎蹿得特别高。我从中悟到，过年重的并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亲情凝聚。

母亲终因抽烟过多而晚年罹患肺心病，半边肺叶突然不能张合，于1994年1月11日晚在我怀中去世。那年春节，我们一家三代人变成了两代人。除夕之夜，室内暖气供应充足，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我突然发现身边少了一人，顿时失态，眼泪夺眶而出。其他亲人也因此肃然，再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这使我体会到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反映的是老百姓对亲情的渴求。这正是人性中真善美的至情流露！

不过，事实上，无论有钱或没钱，都不可能人人都回家过年。1962年初，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外祖父从长沙来信，劝我不要回家过年，以节省些路费。同时，他卖掉了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书桌，把典卖的钱寄给我，让我当年夏天毕业之后再回乡一次。外祖父王时泽是辛亥革命志士，时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当年春节受到省政府宴请，情绪有些亢奋，不料宴会之后回家老病复发故去。待我毕业回乡时，他已长眠于地下，我再也无法亲炙他的教诲，再也不能触摸他身上的温热。回想起他当年乘火车硬座送我到南开大学读书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

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缺钱买车票省亲的人基本没有了。但仍有很多人因为各种特殊工作不能回家过年，如边防战士、值班民警、医护人员、供暖供电供水工作人员，等等。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的就是一种人间大爱、人间至情！

我的小儿子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参加工作不久就执导该台的春节晚会，最近几年又连续担任北京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总导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晚节目成为千家万户除夕夜的一道家常菜。但随着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欣赏水平的日益提高，春晚这道菜也显得越来越众口难调。从创意到录制再到后期制作，不知何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小儿子不但除夕和大年初一回不了家，而且每年至少有半年每天常常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是“工作需要”。我们除惦记之外，也爱莫能助，习惯了这种不能团聚的除夕夜。

民间除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句俗话之外，近年来又冒出了“只要有钱，天天过年”这句流行语。因为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公休时间也比过去要多，传统春节的休闲意义随之淡化。所谓“好吃不过饺子”，这句话也变成了历史，因为当下的美味佳肴实在太多了。从去年以来全民抗疫，人们又普遍认识到比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健康。所以，“平安健康”是比“恭喜发财”更美好的新春祝福语。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一旦缺失了健康，再多的财富也都会变得毫无价值。春节的这些变化虽说细微，从中却清晰折射出了时代变迁的一些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