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的革命岁月

95年前的7月，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翌年八月，儋州白马井滨海小渔村里的一户小地主人家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取名陈谟烈。由于排行老三，成年后他被村里人称为三爹。他，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对党忠贞不移的革命人。

眉清目秀的父亲天资聪颖，由于爷爷深知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把送他到学堂识字接受教育（父亲是当时的儋县新州中学毕业生）。那时的父亲，过着有饭吃、有书读、衣食无忧的校园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像一声惊雷在中国上空炸响，战火顿时燃遍了祖国大江南北。1939年，日寇铁蹄踏上海南岛，鬼子像蝗虫一样扑来，海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辽阔海岛上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学生平静的生活被战争无情地撕个粉碎。

日军暴行刺伤了父亲的心灵，他义愤填膺，投笔从戎。虽然当时只有17岁，但心中的热血已经在沸腾，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冯白驹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琼崖纵队。

在纵队里，父亲年纪算小的，但他意志坚强，不怕苦，不怕死，和战友们在母瑞山与鬼子周旋。没饭吃，就挖山薯、砍芭蕉心、摘野果冲饥；没地方住，就用椰树叶、芭蕉叶搭房子；伤口化脓，就采草药来敷消炎；没枪、没子弹，就从敌军处缴获。

艰苦环境锻炼了意志，父亲身上满是山蚂蝗咬伤留下的疤痕，以及日军刀枪留下的伤疤。虽然经历众多艰辛，有过那么多英勇的往事，父亲从来都不像很多人那样，抚摸着伤疤给下一代叙说革命历史。

记得我们小时候问及父亲身上的伤痕时，他总是说，这些伤痕比起在战争中献出年轻生命的先辈，算不上什么，比起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更加不值得一提。父亲觉得自己很幸运。他说，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还能活着看到胜利的红旗招展，还能迎接1950年4月17日解放军成功渡海的木船，还能在解放海南岛的曙光中享受胜利喜悦，还能在和平年代继续为党工作，还能为一辈子认定的共产主义奋斗，就是最幸运的事情了。

1945年，党组织任命父亲为儋州第一区人民政府区长、书记，并给父亲配备了一名12岁的小勤务兵。这位儋县籍的小战士名叫李兆笔，即机灵又能干，后来成为儋州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现已退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任农垦团委书记、海南行政区团委书记、青委书记、那大县委副书记，儋县县委副书记，定安县委副书记。许多人都觉得父亲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不知啥是赂贿、走后门，不知什么叫以权谋私，只知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父亲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及下属。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骤雨般袭来了。父亲被拉上街头游街，双手被绑起来毒打，还被按着头强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但父亲死都不承认，他说自己未成年时就投身革命，对党满怀忠诚，怎么会反党。他说自己对祖国满腔热忱，共产主义是一生的理想，怎么会反社会？后来，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但最终父亲坚强地熬过了这段风刀霜剑的岁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从定安调到海南热带作物局任副局长，重新回到党的温暖怀抱中。

2005年，父亲走完了84年的人生。海南省委组织部派人送来一副挽联：高风遗泽世间，亮节昭示后人，笑貌离去真情仍在，音容杳然精神永存。这就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了。

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其中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入党六十周年纪念章及与日军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那个战利品是一个沉甸甸、凉爽爽的长方形洁白陶枕，陶枕由144块拇指大小的陶块组成，四面有洞，用结实的渔线穿成（原先的线已腐烂，后来父亲重新穿成）。如今，看着这些东西，似乎就看到了父亲在战争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身影，就浮现出琼崖纵队23年不倒的红旗在飘扬。父亲，我们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