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花儿当伴娘

1957年清明刚刚过去，一天，我的好友花儿着急地跑到我家，急急忙忙告诉我：“明天我结婚，你送送我，还得借你的毛衣穿几天……”这消息让我有点惊讶。我俩不仅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又是高小的同学，平时特别要好，情同姐妹，1955年高小毕业后，都被选进高级社当统计员。几天不见，咋就要结婚？

说起花儿，她的大名叫杨艳芬，在她4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父亲抗日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一直以来都是外婆抚养她，在她12岁的时候外婆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幸好，她的老三舅母收养了她，这不，眼看她年满18岁了，老人们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三天前，她的老舅介绍了出身贫下中农的解放军给她认识，此人奉母命回乡找对象结婚。花儿兴奋地告诉我：“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24岁，还是个排长，我已经答应明天领证结婚。人家只能住三天，假期已满，必须回部队。”我听得又惊又喜，真替她高兴，农村姑娘能找到这样的姻缘，也算不错的归宿。

我和花儿的情谊，最初是同病相怜。她从小没妈，而我9岁失去母亲，都是没娘的孩儿，小学同窗自然成了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赶会看戏，买一碗丸子汤，总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谁都不舍得吃丸子。那不分彼此的情谊历历在目，那夜我辗转难眠。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早早去了花儿家，去帮忙煮喜饺子，这20个小水饺是自己的年龄加天地各一个，还有一个大饺子是用两大片面皮，盖住里面放着七个小饺子，意味着期盼生下5男2女，圆圆满满的。看着她高兴地吃下喜庆的饺子，我的喜悦也伴着她的幸福洋溢在脸上。

花儿新婚，穿了高领黑秋衣，高领蓝毛衣，蓝克罗丁制服，蓝呢子裤子，黑球鞋，这在当时已是非常庄重正式的好衣裳。两根长长的大辫子上扎上红绸带蝴蝶结，飘飘的，非常朴素。

我作为伴娘，任务就是提红包袱，大红布包上红色的洗脸盆，内装一对肥皂盒、一对新毛巾和一双红鞋，就是陪嫁。

婚礼上我见到了新郎官张四丑，人家可一点不丑，那是30里外的刘家堡镇东里解村人，一个戴着领章帽徽、穿着军装、仪表堂堂的小伙子，那身军装衬得他威武帅气。我敬茶给他，怯怯地叫声：“姐夫”，他和气地笑笑，拿出喜钱算是答谢。自行车载着我们去婆家后，我拿两把红木梳交给她婆婆，我也得到一点喜钱，沾沾喜气。

新郎家住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得的大瓦房。婚礼仪式上，新人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就算拜天地了。午饭是大烩菜、馍馍和豆腐脑，吃罢宴席，我送新娘走进洞房，只见墙上挂的几个带花图案的镜子，上面有着十多人随礼的名字，还有两张虎皮宣纸写的诗词。炕上铺着席子，半炕上铺一块棉花绒毯，两床布面新被子，两个一米长的大枕头，上面有蓝条毛巾，这简单整洁的新房，就是花儿的新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花儿的友谊依然如故，我们最终都离开了故乡，定居在太原，我见证了花儿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富足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