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等你开出花来

我小的时候，但凡不听话，终于惹得我好脾气的爷爷生气了，他就会从躺着的木床上伸出一只手来，在我的屁股上响亮地拍一巴掌，嘴里喊一声：“浑木头！”

这个时候，常常是夏日的午后，好大的日头照得院子里的青石廊阶发烫，大人们都要避着日头睡个午觉，我却一心想光着脚跑到院子里去玩水。爷爷好说歹说也拴不住我了，就送上这响亮却不甚痛楚的一巴掌，外带一句十分灵验的“浑木头”——这三个字一出，我立即就老实了，乖乖躺下睡觉。

但究竟“浑木头”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当时不清楚，如今也不甚了了。但即使是在五六岁的当时，我也已经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很糟糕、很让人厌恶的东西，如果我不听大人的话，一意孤行地坏下去，那就要永远与“浑木头”拴在一起了。

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晋东南乡村，一个懵懂而尚未接受学校教育的小孩最初接受到的家庭教育。它并没有直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而是从反面告诫你坏的是什么，从而让你早早远离了坏的，然后慢慢在心里自己把好的培育出来。而家里人，就像那些浇水、剪枝与捉虫的园丁一样，在一旁静静等着你开出花来。

比如当我终于开始识字，终于开始磨墨学着写大字，我出嫁的姑姑每次回娘家，总是指着大门上的对联问我，这是你写的字吗？我说不是啊，我还不会，或者我还写不好呢。姑姑就会板起脸说：“那怎么能行呢？咱们家，哪里能少了会写对联的人呢！你没看见咱们家门上贴的‘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吗？”这时，从村小学教师职务上退休的姑奶就会晃着满头白发走过来加入训导，老人家指着地上的方砖说：“看见没，你找这么一块砖来，天天拿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就能快快地写好啦！谁谁谁，就是这样练成的。”

而我的母亲很少和我讲学习上的事情，她只是反复提醒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将来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她很少娇惯我，对我弟弟也一样。家里或者地里但凡有什么活计，她都会指派我们去做力所能及的一份。夏天地里收麦子，我们就要拿起小镰刀去学着割麦，还要学着用尖担把麦捆从山地里顺着小道挑往打麦场。冬天的时候，父亲不在家里，村里人要集体出去劳动，母亲也总要叫上我，好像我已经是个大人一样。记得一个深夜，村里要上后山的槐树林里砍一批电线杆，家家都需要出两个劳力。父亲不在，母亲就叫上我同去，乘夜冒雪抬一根沉重的木头回来。

母亲常说，只有从小学着多干活，长大了才能负起责任，才能领事。如果干不了活，负不了责，领不了事，那就是一个“败子”，像那村里的谁谁谁一样。

从小母亲还教我们做饭，她喜欢把我和弟弟叫到厨房里，让我们一边帮忙，一边看着她在面案上和面、切面，或者包饺子、蒸包子、烙饼。母亲总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做饭是女人家的事，男人也要学会做饭，只有自己能管得了自己吃饭，才能顶天立地。

如今想来，母亲的这些话让我真正受用一生。

那些年，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所以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很少。他每次回来，只是反复叮嘱我好好读书，与老师、与同学都不要有坏情绪。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村里很多同学都早早辍学了，我便也不想再读，父亲听说后专门回家来找我。我原以为他要打我，但没想到他只是很伤感地与我谈话，他问：“你不念书，将来想做些什么呢？”又说：“你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在念书啊，你是在替我、替你爷爷、替咱们全家在念书啊。”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我是全家人希望这样的话，而我却深深领会了——这个家里不能没有读书人，那当然就是身为长子的我了。于是又搬起书来好好念去了。

我上大学第一年的秋天，父亲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谢了顶。母亲和我说，那是因为父亲心里的压力太大。那时候父亲已经从外地回来，和母亲一起拉着铸锅的炉子在四乡八村打工挣钱。那年国庆节我回家时，和父亲一起去地里，在路上，我以一个初涉人世者的口吻和父亲谈世事，谈与大学同学们的日常交往。我清晰地记得，父亲突然从山道上扭回身来，很认真地说了一句：“你记住，和人相处，千万不能耍小聪明。小聪明，总是要被人看出来的。”父亲的这一句，和他手里提的镰刀一样，一瞬间就把我的心给照亮了。

就这样很多年过去了，爷爷、姑奶都先后去世，而父亲、母亲、姑姑这一辈人也都老了，我与弟弟也已为人父。今年过年的时候，母亲执意要我与弟弟开车，带上全家人去南岭村走一趟。这个南岭村，是当年父亲母亲一起拉着铸锅炉和风箱在此打工挣钱供我们兄弟上学的地方。在一个街角，母亲指着一个堆满炭块的地方，说：“这就是20多年前，你爸和我支炉铸锅的地方。我拉风箱，他铸锅。现在呀，我们老了，你俩继续吧。”

而家里新一代的小孩们在村街上高喊着跑来跑去，他们还太小，还不知道他们的祖辈与父辈，在这里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