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婶

刘婶本名叫于祖秀，1936年正月19日出生于镇坪县上竹乡，1959年跟随丈夫刘仁义一起到千家坪林场，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修路、植树职业生涯。

山里风俗，女子出嫁后都在称呼前冠以夫姓，又因大多数都沾亲带故，就有了王表婶娘、李表伯娘诸如此类的称谓。刘婶身材高挑，有着运动员般结实的骨架。劳动时，休息间，她那一张饱满红润的脸庞上总带着微笑，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别人都累得不愿动弹时她还在一群细伢子中间穿梭，不知何时娃娃们干脆取掉了“表”字，直呼她“刘婶”了，久而久之于祖秀这个名字反而被人遗忘了。

1968年冬天，寒风刺骨，刘婶从四岔河修路工地回蜂厂，取打炮眼用的钢钎时，听到板壁那边有微微的呻吟声，她透过壁缝朝里看，原来是本场职工夏季学，因成分不好被批斗，双手反绑挂在屋梁柱子上，已是奄奄一息。刘婶实在不相信，这个老成实在的人，能有什么反动行为，便悄悄进去把揣怀里的两个烧洋芋喂给他吃了。返回工地的路上，寒风呜呜叫，刘婶肚里也呱呱叫，又冷又饿的她紧紧握住钢钎，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钢钎也会瞬间冻结在地上。赶至修路工地时，钢钎没和地粘连，倒是和自己的双手粘连上了，只能撕扯，那是切肉连着皮如刀刮般的痛，她咬牙坚持，还不能有丝毫饥饿的表现。有啥法，要是被人发现她那两个作为午饭的烧洋芋给老夏吃了，是要挨批斗的。

刘叔是修路技术员，林区内的路都是他设计并指导施工，哪里填土方，哪里打炮，需要多少炸药，多远的里程，用一根筷子粗的短棍靠在大拇指上一比，眼一眯，数据全出来了，刘叔也因此捆在工地上，年夜饭都在工地上吃，没有丝毫空闲照料孩子，更不用说做家务活了，刘婶只能工地、家里两头奔波，拉扯七个孩子。

刘婶退休后，林场住房极度紧张，刘叔发扬千家坪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从租住的危房里搬到场部空旷漆黑的废旧会议室，刘婶毫无怨言，每天照料一家人的一日两餐，大儿的衣服穿旧了改给小儿，自己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刘叔晚年患下喉癌，脾气极度暴躁，时常操着老家四川的口音吼叫，“日妈你个龟儿子的婆娘，你给老子滚回去！”，有时骂着骂着就用拳头砸东西，有次我亲眼见他把烧水壶砸得七歪八翘了，刘婶知道他痛苦难熬，总是微笑着爱怜地安慰他。

1993年林场修建了简易家属院，每户一个套间，二十多平方，一家老小虽然十分拥挤，却仍其乐融融，不乏安居乐业的幸福快乐。可好景不长，那年秋天刘婶在去镇坪探亲路上遭遇车祸，大腿股骨骨折，她在后人的照料下坚持康复锻炼，大半年后又在买菜时滑倒，骨折处再次开裂，刘婶再也不能独自行动了，而骨子里要强的刘婶无法安于现状，撑着椅子的靠背慢慢试着挪动脚步，以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那把椅子成了她不离不弃的伙伴。

但刘婶从没对生活失望过，她常常杵着椅子，在院子里空余地方种下几窝洋芋、苞谷或者应急蔬菜，这时她的笑脸随着春天泥土的气息涌动升腾，洋溢成愉快的呼吸！刘婶说“寸土寸粮，我们不能随意浪费！”她的后人总是担心，害怕她在劳作的时候再次摔倒，藏起了她的锄头。她便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杵着椅子慢慢踱到我家来借用，“刘婶，您年纪大了，自己行走又不方便要吃啥，让后人去买就是。”我也这样劝她，她总是操着老家口音笑着说，“只有你这个丫头哦，管它啥都要自己有啊，俗话说得好，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好，后人买的毕竟是后人的！”我不能反驳刘婶，因为她的话不无道理。

刘婶是个宅不住又闲不住的人，地种完了，她会杵着椅子到村里去，有时候也会从上头院子走到下头院子，远远地传来木头敲打地面的闷音，都知道那是刘婶来了，我会早早给她端一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等着，和刘婶一起晒太阳、聊家常，她讲她们起五更睡半夜，去三十多里以外的地方搜集野生幼苗，栽植了正河垭两岸那莽莽的林海，她还说“那地方以前是湿地呢，有次我们栽植华山松很晚才回场棚，好几个娃子饿得哇哇叫，我们几个妇女顾不得洗手，顺手操起脸盆跑到前面湿地，翻开大草蔸，赶快用盆子接住，鱼儿直蹦，很快就是满满一盆......”说到这里她眼睛笑眯缝了，只留下眼尾一条线来。“哎，如今都栽成树了，湿地全变成林海了！”随之她便又长叹起来。这时，老一辈千家坪人，风餐露宿、苦中作乐的劳动场面，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段为“一林二路三电”而日战夜攻、战天斗地的情景，总能让人在消极颓废情绪中不断反思，直到乐观豁达起来。

田间劳作时，她会杵着椅子坐在路边台阶上给你唱民歌，“正月里采花无花采，二月采花哟花正开，三月里桃花红似海...”每当这时，她的笑颜就在那多皱的脸上荡漾开来，疲劳和焦灼，不知何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刘婶走了，她这个宅不住的人在弥留之际，告诫后人将她的遗体宅着，等到疫情过后再安葬。而我最终因为疫情没能和刘婶见最后一面，疫情期间我在每一粒米和每一片菜叶的日子里，终于懂得了刘婶那“寸土寸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