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冻米儿糖

作者: 陈少华2021年06月29日亲情故事

鄂东人把红薯叫做红苕。

那时,每年的十月中下旬,每家从队里分回的红苕都有几千斤不等,如此数量的红苕就赖在家里,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这单调乏味的吃料,各家都会做些粗加工,尽管魔法不断翻新,日复一日,不免厌恶。这中间,冻米儿糖就像一位美少女,从红苕群像的背影深处袅娜多姿走来,久驻在我的吃谱里。

母亲是做冻米儿糖的高手。

每年分回红苕后,母亲就让我们兄妹按大小分类。那些根根梢梢的,洗净堆放好,待她空闲时切成丁状。母亲的空闲,总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切苕丁的砧板声不急不慢,高低均匀,执著地敲打着屋外厚厚的夜幕,和着我们的酣睡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清苦岁月的夜。

母亲把苕丁儿煮成稀稠适度的糊,再用大布袋子灌装起来过滤。灌满苕糊儿的布袋子,胖嘟嘟的,活像一头肥猪,放在一只架在大木盆上的木架上,母亲开始使劲地挤啊挤啊,流出的液汁就滴进了大木盆里。过滤中,还要不断地加水稀释,我们帮着备好烧柴禾、洗刷的清水、围在周围打下手,跑来跑去,叽叽喳喳。

慢工出细活,文火熬上整整一晚,才能熬出母亲想要的那个糖稀来。每次动手前和收工时,母亲都要用到秤。她的经验是,一百斤红苕熬出七斤糖稀就正好,多了少了都不行。永远记得这样的漫漫冬夜,我们兄妹围坐在母亲的身边,听她边烧火熬糖稀、边漫无边际地说这说那。

有了这亮晶晶、黄灿灿的糖稀,就该蒸米粒儿了。一般的人家是待木甑把米蒸好了,就趁热把米散开,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但母亲却从河里挑来清水,将刚出甑的蒸米放在水里冷浸一遍,再捞起来沥干,摊开让它冷冻一夜。母亲说,只有这么浸了冻了,炒时才会更脆更酥。

冬日太阳的力度有限,一般要晒上六七个晴天才行,接着再分出还没散开的米结巴,用石磨破破就算完工,可以炒米粒了。待细细的黄沙被油在锅里炼黑了,母亲就把适量的米粒倒进去,用竹把不停翻动,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白胖胖的米珠,比原来要大出两倍以上呢。再用铁筛子一筛,黄沙就一粒不粘地留在了锅里。母亲把早就熬好的糖稀醒过来,同时又把调料拿出来调好。陈皮、干桂花、芝麻、花生、刀豆粒、花椒,全是她平日里留心收来的。

米粒好了,糖稀好了,作料也备齐了,母亲就在那只大木盆里开始捏冻米儿糖了。她总是煞有介事地把我们兄妹全都呼在身边,看她怎样把调好的冻米儿糖压成一条条的正方体,又把这正方体切成半厘米厚的一片片,然后再极其幸福、自豪地看着子女们尽情地享用着她的劳动果实。有了这些,她就真正地够透了,够透了……

母亲去世已有几个年头了。那次兴致所致,居住在都市的我,竟在家中立起了炉灶,做起了冻米儿糖。可不管我怎样按图索骥,都感到味道不正,难以如意。不是环境变了,口味刁了,或原材料有异,而是,这不是母亲的冻米儿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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