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是兵工

作者: 孙文龙2022年05月06日心情故事

1968年3月的一天凌晨,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太原火车站走出来。他们从上海经山东、河北,一路风尘仆仆。个头稍低些的用小竹扁担挑着行李,这就是我——在农村长大、上了大学,被分配到太原某兵工厂的1966届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毕业生。略高的是我同班同学陆幸福,他分配到另一个兵工厂。

太原的三月还很冷,大清早,马路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我们顺五一路一直往北步行,天亮时找到我要去的兵工厂。这时,马路上有了电车,我同学问好路线,坐上电车走了。

这是我初到太原的情景,50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60岁后,我将户口迁回上海浦东老家,但退休金、医保仍在太原,我仍是半个太原人。

初到太原,生活完全变了样。在上海,再穷也是吃大米粥、大米饭。但太原的主食是窝窝头、玉茭面糊糊,一个月难得吃上几次米饭。生活上的艰苦不算什么,愁的是用不上专业。我分配在技术科情报室,但没两天就去了车间,跟工人师傅学干车工活,后又去办厂报。1973年3月,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回到技术情报室。

一上岗,室主任就安排我翻译一篇德文的《制动器计算》。对工程技术一窍不通的我,向技术人员请教,跑厂图书馆、省图书馆,借有关制动器的中文书看。译文出来后,大家评价极高。译稿被装订成厚厚一册,作为交换资料寄给其他军工厂,译文被厂里科技人员用作重要参考资料。

1978年8月的一天,我奉命带着一台德产135照相机,到靶场拍退壳的照片。炮位上有堵厚厚的弧形安全墙,打炮前所有人不准留在炮位上,但我要拍照,必须蹲在安全墙里面,几乎挨着炮架。那时照相机没有连拍功能,我凭经验设置好光圈和快门速度,紧盯着炮闩。后座和退壳的速度极快,快门按得早了、晚了,都捕捉不到药筒从炮闩里蹦出来。我必须多次蹲在危险的地方抢拍。照片拍成功了,真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勇气。

还有一次拍摄火箭炮试射,别人到远处隐蔽,只有我一人趴在离火箭炮很近的地方,紧盯着火箭炮。头两发火箭弹从发射管里飞出来了,我赶紧按下快门。一瞬间,尾焰气流将地上的沙子、碎石、尘土猛吹起来,火箭炮被一股黑色的烟尘淹没,小石子大雨似地砸到我身上。我紧抱着宝贝相机,不让它弄脏。

“跑大型”是综合考验火炮行军状态下的机械性能,专挑崎岖的路走,一跑就是几天。一次,总工程师李耕野和我坐在炮车驾驶室里。其他同事全坐在炮车敞开的马槽里。中午吃饭时,大家从车上下来,一个个灰头土脸,只有眼睛是黑的,牙齿是白的。正因为有这么多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甚至牺牲,才研制出一代代新型的火炮、火箭炮来。

后来,我被当时的五机部后来的兵器部借调到北京当翻译。

我第一次担任国家级的重大引进项目是在1978年的12月,涉及一台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大型设备。白天谈合同当口译,晚上翻译相关资料。最终合同的中文本、德文本,厚厚一叠,都是我手写的。除了双方领导签字,在他们签字的下面、中间位置上,我也签字,写着“翻译:孙文龙”。

1979年8月,我第一次陪同工程技术人员到奥地利考察。外方给了我们每人6000奥地利先令的生活费,相当于715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这6000先令,我们一个子儿也没动,回国后全部上缴。在国外工作了一个月,每人按规定领取168先令补助,相当于20元人民币。

那时妻子双侧股骨头坏死,拄着双拐,还带着四岁的儿子,独自在太原挑起家庭重担,有多少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她又患了血液病。1984年7月,妻子住院,受尽病痛折磨。这时我的赴德通知到了。我请父母从上海来照顾妻子,在病床边含泪与妻辞行。后来,妻子早早离开人世。在我为兵器部做的微小贡献里,有一半是她的付出和牺牲。

我们兵工战士在过去的岁月里努力过,奋斗过,做出过牺牲,从来无怨无悔。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兵器研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成果。我们老了,很高兴地看到这一切,相信我们的国防力量,未来会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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