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铁王

作者: 王国栋 2015年10月29日散文随笔

我在咸阳工作生活多年,有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是我和妻儿的安身之所。可每当有人打电话问我:“在家吗?”我总是回答:“没有,在咸阳哩。”因为在我的意识里,母亲在哪里哪里才是家,我的家在一个叫铁王的村子里。

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长大。站在我家门前的空地向南望,远处一排高耸的山峦,是村子的一幛天然水墨屏风,我甚至可以看见潺潺的水流,蠕动的羊群。回望北边,山峰就成熟稳重了许多,由近及远慢慢抬升,像一位谦谦君子。山脉也褪去了黛青的颜色,变得柔软翠绿。东边也是山,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绕山而过,向着山的更深处延伸,拉煤车不时地跑进跑出,胶皮轮胎与地面滋滋的摩擦声远远传过来,偶尔的一声汽笛,惊飞了梧桐树上沉睡的麻雀。只有西边是大片的土地,村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这里。

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村上的人累死累活劳作一年,到头来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一碗辣子红红的干捞面成为许多人最渴望的美食。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在外工作,是拿工资的公家人,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她几乎常年不歇,起早贪黑,收麦子、出牛圈、修农田,为的就是多挣工分,多分口粮。一个在生产队只抵半个男劳力的女人,无论如何辛苦,都无法和男劳力相比,分到的粮食可想而知,何况村子生产的粮食根本就满足不了村民。

二三月里,青黄不接,姐姐和我领上弟弟,到田地里挖刚刚钻出来的野菜,回来和面条一块煮。母亲把擀好的面条连同野菜下到锅里,我们眼巴巴看着她扫地面、洗案板、抹锅盖、擦瓮沿,等这些做完了,面条已经煮成糊糊。村子的人都这样做饭,煮出来的面条连汤一起吃,这样节约粮食。就连建国家也一样,建国的爸爸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每次母亲蒸馒头,只有一两个纯麦面是给小弟做的,其余都是菜窝窝,姐姐、我和二弟从不要吃。我们是姐姐和哥哥,他是小弟,好吃的东西当然要先给他。

东边坡地上是生产队的大片洋槐林,槐花飘香的季节,村子的许多人都在觊觎它,洋槐花拌上少许的面粉蒸熟是美味佳肴。生产队明令禁止村民采摘,他们知道,洋槐花对于吃不饱饭的村民意味着什么,一旦解禁,林木将荡然无存。母亲和三婶途径这里,适逢树木修剪,看到散落满地的槐花,禁不住抹下头巾采拾,不料被队长看见。辩解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游街示众。她们像犯人一样走在队伍前头,肩上扛着剪下的树枝,手里提着包槐花的头巾,后边跟着的村民有一声没一声的敲着锣,从街南游到街北,又从街北游到街南。那是屈辱,很大的屈辱,三婶禁不住在队伍中哭出了声。

面对我们姐弟惶恐的眼睛,游街回家的母亲跟没事人一样,一边系围裙一边招呼我们搭手做饭。那个时候,母亲就是这个家的天,她必须勇敢,必须坚强,所有的委屈都得自己扛。她自己明白:天一定不能倒下来。

母亲每晚都要去饲养室记工分,途中要经过旧城墙根的大壕沟。这里没有人家,周围一片漆黑,阴森森的,很吓人。母亲说我是男子汉,有杀气,让给她作伴。我很自豪,我能保护母亲,这让弟弟很羡慕。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我们母子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路上。突然一只小猫窜了出来,吓得我头发倒立,攥紧了母亲的手。母亲骂一声死猫,牵着我继续前行,我们用高声说话驱赶心中的恐惧。

这以后,我就成了母亲的跟屁虫,母亲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连上山挖药材也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日子,村上的人是不敢明目张胆地上山挖药。母亲和几个走得近的妇女,天不亮就相约上山,太阳升起时赶到山顶,挖完药天黑再返回来,有时候赶不回来就在山里过夜。我毕竟是个孩子,大人不让去,怕山路远走不动,怕被野兽伤害到。可我死缠着非要去,母亲拗不过就带着我上山了。山梁上没有树荫,毒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暴晒在阳光下的我们,脸撕裂一样疼痛,汗流浃背寻找着黄芪、沙参、远志……

在我看来,能上山挖药,说明自己已经长大,长大就要帮家里干活,替母亲分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姐弟也一天天长大,有了各自的工作,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也走出了贫穷的铁王村。我敢保证,令母亲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可母亲哪儿都不想去,依然住在那里,她要为我们守住一个家,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理直气壮的家。

前几日回家,姐弟见面又是一通海聊,聊着聊着就聊到工作,言语间就有人对工作现状发泄不满。我顿时想起一句话:我们走的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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