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煎饼

煎饼是故乡鲁南一带人们的主食，是我魂里不变的基因，是我梦里不灭的记忆。

“蹦，蹦老瓜，吃麦煎饼卷大虾！”这是我小时候唱过的一支童谣。那稚嫩的嗓音里，是孩子期盼的欢乐，也传达着当时的大人们对生活的希冀吧？唱着，听着，人们的味觉、嗅觉都被激活了，最后，连视觉也有了：那散着甜甜麦香的顶上（煎饼中央）微黄的煎饼，那鲜美的红红的大虾……

煎饼的做法似乎并不复杂。把鏊子烧热，将掺得稀稠得当的糊子往鏊子上一摊，“嗤啦啦”一响，就是一张煎饼。待煎饼在鏊子上翘了边，用铲子铲一下，双手捏住，猛地一揭，就成了。

在以前，用来磨糊子的原料可以说五花八门：玉米、高粱、地瓜干、豆渣……听奶奶说，在“大跃进”时，甚至还要掺上地瓜秧、花生秧――最困难的时候，这样的煎饼也并非人人都吃得饱――就是很少见小麦。那时，小麦不高产，一个麦季下来，生产队人均几十斤小麦，金贵得很哪！刚分下小麦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几天麦煎饼。那甜甜的麦香，什么菜也不要，也能让人吃饱呢！再到后来，就只能烙很少的几张麦煎饼了。这几张麦煎饼，或是给老人，或是给孩子，或是给一家之主的男劳力，各家情况不同，可有一点却一样：麦煎饼和烙煎饼的人无缘。而且，烙煎饼的主妇不但不吃麦煎饼，即便吃其他的煎饼，也总是吃最难吃的头鏊和末鏊――可敬的母亲们哪！

烙煎饼是妇女的活计，也就成了姑娘们在娘家的一门必修课，烙得一手好煎饼自然也成了姑娘心灵手巧的标志。烙煎饼的工具有木头做的持板、竹子做的批子。一个好手，一边照顾鏊子底下的火，一边挥臂摊糊子，烙出的煎饼薄如白纸，受热均匀，顶上微黄，香气四溢。也有两人合作的，一人用风箱鼓火，另一人就更能大显身手了。有本领高的，记得对门一个二姑，不用工具，把糊子团在手上，在鏊子上快速滚动，比用工具摊的煎饼更薄更均匀，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品了。

摊煎饼用的糊子，那时是用石磨磨的。石磨磨出的糊子又细又均匀，可是有一条不好：推磨既累人更磨人，转了一圈又一圈，老是推不完。而且推磨总是在黎明时推，这样才不致耽误白天的活计。小孩子被喊起来时，都是睡眼朦胧，常常走着走着，又开始打盹，磨棍就会戳到糊子里。等到屁股上挨了父亲一磨棍，这才醒盹。醒了就两眼瞅着磨盘上的粮食盆。盆里的粮食总不见少，添磨的母亲总是不急不躁，半天才添一勺子。这时，孩子就会埋怨母亲添得慢，生了气，不再看粮食盆了。可不知什么时候，磨停了，孩子仍扶着磨棍往前走，被磨棍着实硌了一下。再看时，盆里已经没有几颗粮食，母亲正端起盆朝磨眼里刷呢。把磨棍一扔，回去再睡一小觉，醒来就可以吃上又香又脆的新煎饼了。

烙煎饼烟熏火燎，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实在是个苦差，可是馏煎饼却是妇女们的乐事。生产队里天天有活，所以起一次大早，烙的煎饼要够一家人吃两三天。新煎饼好吃，剩煎饼就皮条难咬了，要是天热，长点小毛，就非馏不可。馏煎饼要到烙新煎饼的人家，借人家烙煎饼的余热。具体做法就是把煎饼对折再对折，放在人家新摊好的煎饼上，一次可以放四个剩煎饼。新煎饼烙好了，剩煎饼也就馏好了。有时一家烙煎饼，常常有四五家来馏煎饼。这时，是妇女们的一个幸福时光：于烙煎饼的，既助人，又减了寂寞；于馏煎饼的，是一次串门，是一次家长里短的新闻发布会，是妯娌姊妹间的一次精神派对，是枯燥单调生活里的一点调剂。所以，馏煎饼时，是一个一个的来，走时却是一块儿离开，要不是家里人等着吃饭，谁不想再多拉一会儿呢？

现在，吃点大虾，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煎饼仍是家乡人的主食。麦煎饼已经太平常，反而是过去大家不大愿意吃的杂粮煎饼，日见受人喜爱了。有的人离了煎饼，怎么也吃不饱。客居他乡的游子，在外久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到母亲的厨房里，在煎饼里卷上一根大葱，再蘸点麦酱，美美地吃上一顿。于是，有些心眼活泛的家乡人，做起了卖煎饼的生意，利润倒也可观，而我们这些远离母亲的人，也可以吃到煎饼了。只可惜，那做煎饼的糊子不再是石磨磨的，烙煎饼也由机器代替了人，那煎饼里总似乎缺少了一点什么……

更让我感到悲伤的是，即使回到家里，也很难吃到母亲亲手做的煎饼了。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每次回家，母亲都要烙上两摞小山似的煎饼，回学校的时候，我和弟弟一人背着一座“小山”和小山一样的期望，那份重量，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烙得多了，母亲练得一手好活，为四邻所称道。可是，几年前，母亲得了脑血栓，万幸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手脚不复有昔日的灵便。前些日子，我们兄弟俩带着孩子回家，母亲亲自下厨，为我们烙了一些面煎饼。那些煎饼，不再是我们认识的煎饼，又厚又不均匀，两个孙子吃得呲牙咧嘴，母亲一脸羞赧。我们兄弟俩，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我们心里是又悲伤，又庆幸：还有母亲为我们烙煎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