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往事

作者: 张厚文 2015年01月23日抒情散文

入冬之后,割了晚稻的水田要犁翻,俗称“犁冬水田”。从秋收到入冬,难见阳光的田间杂草趁这这间隙长得绿绿葱葱,含苞待放。稻草杆上的茬口也抽出了嫩芽,正要壮杆抽穗。这些,要犁翻泡到水里沤烂。作为明年早稻的肥料。

我父亲是生产队里最好的犁田把式。那只大黑牯牛只有他能牵住鼻子。犁田是个辛苦活,我父亲不怕辛苦,他要养育五个儿女,只有干辛苦活多挣工分多分口粮,他的儿女才能少挨饿。

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站在村口呼啸的北风里,冻出一拉长鼻涕也浑然不觉。我了望着劳作的父亲。我并不关心父亲的农事,我只有九岁,我只想看见父亲收工时手里提着泥鳅回家。

这个季节的泥鳅已经不那么灵活了,躲在稻田的泥里过冬。有时候父亲的犁头将它们翻起,只要露出一点点白肚子,父亲便能屈着食指和中指牢牢钳住泥鳅的头。父亲从田埂上扯下一根草梗,草尾打一个大结,草梗从泥鳅鳃里穿过插进田埂里。泥鳅鳃里的血流进水里很快化开。

我母亲把泥鳅炸得焦黄,再撒些干辣椒和蒜叶淋上豆油翻炒,围着锅边转的我流出的口水差点掉到锅里。

母亲帮我盛好了饭,泥鳅架在碗沿上。泥鳅一小口一小口地咬,饭大口大口地吞,三两口饭没了,舍不得吃的泥鳅还剩一大截。

母亲不会再帮我添饭,我只有一碗饭。我吃的是“面子饭”,家里的“面子饭”总共三四碗。饭下面是萝卜,萝卜也不是白萝卜,而是当时引进的高产萝卜,绿皮黄芯,又苦又涩还胀肚子。母亲盛一碗给我,把剩下的米饭和萝卜和起来,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吃的是萝卜饭。

或许我年龄太小,加之母亲的疼爱,我没有吃萝卜饭。在学校时常看到同伴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回到家里吃过一碗饭后,像大人一样放下碗筷,不再赖着母亲还要添饭。

真正吃饱饭的日子不是没有,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是吃得最有味的。饭管饱还有母亲隔年腌的腊肉。

生产队里过年时每家每户都有几斤腊肉分,母亲把瘦肉剔掉,肥肉用盐腌透,炸到半熟,肉和油一起倒进泥坛里,坛盖上压上石头,坛沿上淋上水。这是母亲待客的一道菜。一般的客来母亲是不会上的,我盼望外公和给大哥做媒的媒人来,他们来了我便有一块腊肉吃。

腊肉端上桌,满屋飘香。邻居路过拨开窗户探进头,打声招呼,哦!来稀客了。

除了我和客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不吃腊肉,吃了便没有了待客的主菜。有时二姐逗我伸出筷子假意要挟我碗里的腊肉,我“呼”地从二姐的臂下“窜”到屋外去了。

腊肉待客在我家的饭桌上年头摆到年尾。

大年三十,母亲的新腊肉腌好了,坛子里的老腊肉要空出来。这一天我的父母哥哥姐姐都可以和我一样吃米饭和腊肉了。

这一天要等整整一年。

冬天里的第一场雪说来就来了,起初有零星雪粒从瓦缝中落下,似白色的豆子在地上蹦几蹦化了。有几次要到屋外看下雪都被母亲喝住,我只能站在屋中央,伸出手掌去接,可是捧在手心里的雪化得更快。我几乎要跺脚。不一会雪冻住了,我竖起耳朵,雪,西西沙沙密密麻麻的下着。趁母亲稍不留意,我冲出屋,白茫茫的一片,夜的黑退去了很远。我三两下捏出了一个雪球,高高地抡起,却不知砸上那里?这时大哥出来了,我把雪球砸上了大哥,大哥如果追我就可以和大哥打雪仗了,大哥却不理我,拿着手电照屋檐下横梁上码着的干稻草,那是麻雀过冬的地方。大哥要捉麻雀!

大哥一手拿着一根长竹竿,长竹竿上套着尼龙网袋,一手拿着一个三节油的新手电。我扯着大哥的衣服,跟着他。大哥甩了几次都没甩掉我。走过几个屋檐,又有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伴跟在我后面,大哥的尾巴便长了起来,大家目不转睛的看着网袋。

屋檐看上去很矮,其实高大的大哥也够不着,他要仰着脸看稻草穗在动,便把网袋罩上去。大哥罩住了一只老鼠,这可是人人喊打的东西,大哥用脚踩住尾巴,把打火机里浸了汽油的棉花掏出来,揩在老鼠身上,点着火,脚一松,“嗖”,白雪上一团红光飞快地向远处窜去。

这么大的响动,机敏的麻雀早就察觉了,飞出窝,叽叽喳喳叫着,告诉同伴,也好似责备我们趁“鸟”之危。大哥走过几个屋檐,网袋里还是空的。回头拿眼瞪我们,我们便蹑手蹑脚悄悄跟着。

大哥终于罩住了一只,看透了我的心思,掏出来便给了我。我双手攥着麻雀腿飞快的往家跑。我的同伴们也都失望的散了。

要来了母亲纳鞋底的细麻线,一头绑在凳脚上,一头系住麻雀褪。这只麻雀还很小,很浅的褐色, 脚爪上端的小腿光滑细嫩。麻雀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不断的扑腾着翅膀想挣脱飞出去。我不会松手,我要养着它,给它水喝,给它饭吃,带着它上学。麻雀终于累了,勾着头在我手掌里打颤。我腾出手系麻线,系松了会飞走,系紧了真怕勒断它又细又嫩的小腿。犹犹豫豫间陡生力量的麻雀挣脱了我的手掌,在屋内盘旋,我的头跟着扭。想是看到了窗外的雪光,对着窗纸的破洞便飞了出去。

雪下了整整一夜,屋梁弯成了弓,似乎就要断裂。母亲早就起来了,撬开了昨夜封住的炭火, 蓝色的火苗窜出很高,很快屋里暖和了许多。

母亲给我穿上了过冬的棉袄。棉袄是旧的,大哥穿头遍,二哥穿二遍,轮到我是第三遍,棉袄的蓝色市布外套褪了色,白多蓝小。钉上的补丁有新有旧,用的都是母亲剩下的碎布料,看上去这条棉袄像是一块块色泽不一的小布块缝成的。领口和袖口都磨破了露出了雪白的棉花。我虽然已经九岁,却只有七、八岁的个头。即使是旧棉袄,穿在身上也空荡荡的。母亲每一次帮我换衣服都要摸我皮包骨头的手臂和突出的肋骨。崽啊!你也要长点肉咯。母亲说完要流泪。

其实我也不是天生不长肉,到后来有饱饭吃的时候才知道,那是饿的。

我穿的是新布鞋,母亲做的,合脚舒适。每年我都有新布鞋穿,布鞋吸水,穿一个冬天便烂了。

上学时母亲嘱咐我,棉袄上的扣子掉了要捡起放在口袋里带回家,不要踩水和踢雪。

雪覆盖了上学的路,路边的小草一棵也不见了。母亲的叮嘱抛在了脑后。我飞起脚将盖在小草上的雪包一个个踢飞,直到能看见一簇簇干净的绿。

纷飞的雪粒落进了鞋帮里,一点也不觉得冷。

三年级的教室有两条门四个窗子,窗纸早已被同学们捅了个“千疮百孔”,寒冷的北方吹进来,刚刚玩耍而起的身上的热气被刮走了,湿透了的布鞋冻硬了,脚趾头又麻又疼。棉袄领口的扣子掉了,脖子和胸脯露在外面风里面钻,整个人都是凉的,我用手捂着。似捂着一层薄纱。

上课的是雷老师,下乡知青,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女老师,也是唯一一个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雷老师叫我们原地踏步,搓手。又矮又瘦的我坐在前排,雷老师看了我一眼,便解下自己的围巾系在我的脖子上,雷老师的围巾是粉红色的,温热、绵软、还有香皂的香味。站在我面前的雷老师挡住了朝我吹来的的北风,我往雷老师怀里靠。

回到家里,母亲便解下围巾,用茶枯水的泡沫洗一遍,烘干,折好,放在我的书包里,叫我还给雷老师。

第二天,本是雷老师的课,来的却是校长。校长说,雷老师走了,落实政策会城里了。

我抬头望窗外,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冷得人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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