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第一次到桂林

抗战期间，巴金第一次到桂林是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

巴金是在广州沦陷的前一天撤出广州的，当时是1938年10月20日。11月上旬，巴金到达桂林。1938年11月，是文化人流亡桂林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日机对桂林实施狂轰滥炸的一个月。巴金这次在桂林居住了4个月。

从广州撤出的巴金首先是到了梧州，之后经柳州到的桂林。到桂林后，巴金及时追记了他的流亡历程，即收入《旅途通讯》的几篇文章：《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民富渡上》《石龙—柳州》《在柳州》。如今，这些文章因为保留了当年的广西记忆而值得我们珍视。

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巴金这次在桂林的时间不长，却经历了多次大轰炸。据不完全记录，1938年11月和12月两月间，日机至少对桂林实施了5次大轰炸，巴金都经历了。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巴金经历了太多的轰炸，因此，巴金所写下的几篇与桂林有关的散文，似乎都与轰炸有关。

第一篇是《桂林的受难》。这篇文章对这两个月桂林遭遇的轰炸有不少纪实性的描写，我在《大轰炸中的桂林城》一文中多有引用。在这篇文章里，巴金开篇即告诉我们：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那是年长的朋友的寄寓。我受着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那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那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那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那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的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假装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去，多半就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让绿叶遮掩了我们的身子，听着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这段描写近乎诗意。巴金是一个情感非常饱满的作家，在抗战的气氛中，他的理性肯定是抗战高于一切的，但写起文章，我们还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些与战争气氛不那么协调的东西。读上面的文字，会让人觉得是战后的回忆。然而，这篇文章确实就是1939年1月中旬的文字。不过，紧接着，我们就读到巴金亲眼目睹的四次大轰炸的描写。这些描写与抗战的气氛又非常一致了。

文中提到巴金寄寓在一个年长的朋友家里。根据《旅桂作家》一书，这位朋友应该是缪崇群。缪崇群是现代着名的散文家。1945年，缪崇群去世，巴金写有《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纪念他。文中说到巴金到桂林的第二天在一家北方饭馆遇见了缪崇群，在桂林的时候，缪崇群陪巴金游玩了不少地方。

又据《桂林抗战文化遗产》，巴金当时的住址在桂林六合路口，即如今建干路南与六合路口东一带。

建干路南与六合路口东，离七星岩确实很近。巴金住在这个地方，是在桂林城外，与住在漓江西岸桂林城的时人相比，自然有极大的安全感。当警报响起的时候，他可以从容躲避，而且七星岩和月牙山由他挑选。而当警报解除之后，他又可以从容地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

《桂林的受难》写到第四次大轰炸的时候，巴金专门在文中作了预告，说他将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记录这一天。

果然，1939年1月下旬，巴金写了《桂林的微雨》一文。

在桂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桂林冬雨的厉害，巴金是领教了。《桂林的微雨》开篇就说：

绵绵的细雨成天落着。昨晚以为天就会放晴，今天在枕上又听见了叫人厌烦的一滴一滴的雨声。心里想，这样一滴一滴地滴着，要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起来看天，天永远板着脸，在那上面看不见笑的痕迹。我不再存什么希望了。让它落罢，这样一想，心倒沉静下来。

这就是巴金领教的桂林冬雨。在这样的冬雨中，巴金走到了街上。然而，巴金关注的不是桂林冬天的雨景，他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月前桂林遭遇大轰炸的情景。原来他熟悉的街道，也就是桂西路，“忽然缩短了，凭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见那个走熟了的书店的影子。”“我要去的那个书店完全做了燃料，我找不到一点遗迹了。”

雨丝打湿了我的头发。眼镜片上聚着三五滴雨点。我一双鞋底穿了洞的皮鞋在泥泞的道路上擦来擦去。刚刚亮起来的街灯和快要灭尽的白日光线给我指路。迎面走过来两三个撑伞的行人。我经过商务印书馆，整洁的门面完好如旧。我走过中华书局，我看不见非常的景象。但是过了新知书店再往前走……怎么我要去的那个书店不见了？还有我去过的一位朋友的家也不知道连屋瓦都搬到了何处去！剩下的是一片荒凉。几面残剩的危墙应当是那些悲惨的故事的目击者。它们将告诉我一些什么呢？

巴金在冬雨绵绵的桂林街上行走，他走过桂西路、环湖路，走过阳桥，继续往南走。现实是积着水、堆着碎砖、躺着断木、横着电线的马路，内心是只剩下摇晃的墙壁和燃烧的门楼的整条整条的街。桂林的微雨没有任何诗意，没有任何温情，巴金的眼前只有寂寞的废墟和复仇的愿望。

虽然在冬雨绵绵的桂林巴金感受到更多的是桂林的受难，但并不等于巴金已经丧失了希望和勇气。我们都知道巴金是着名的作家，往往忽略巴金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编辑家。抗战期间，巴金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广州失陷前一天，巴金带着《文丛》第2卷第4期的全部纸型转移到桂林，在桂林将刊物出版。在桂林，巴金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继续编辑出版了《文丛》第2卷的第5-6期合刊。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寄给外地友人的信函，并将其编成《旅途通讯》。1939年2月14日，巴金在《旅途通讯》的前记中说：

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篇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会疑惑这晚上我应该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进入“永恒”。

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情经历了信中那些苦难的日子。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那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在死亡阴影中的巴金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之后，1939年2月，巴金携肖珊离开桂林，经金华、温州，于4月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