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

三小在东八里庄。

过去东八里庄那一带都是国棉厂，厂子大，人也多，一个厂至少有五六千人，多的能达到七八千。

三小是一座白色小楼，漂亮。有人说当年盖人民大会堂，料备多了，周总理说，东郊那边女工多，将来上学的孩子也会多，把剩下的材料在那盖所学校吧！于是就盖了三小，未知确否。不过三小比起一小二小，设施的确是好，最突出的是，上音乐课有专门的音乐教室，上体育课也有专门的体育教室，这在其他学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三小的老师总让人忘不了。有个教体育的老师，叫李征，人长得——细高挑儿，很漂亮。他上课时永远都是一身蓝色运动衣，白色回力鞋，脖子上再挂一只哨子，很专业，每次上他的课，全班都得排队，排不齐，什么都不许干，直到排齐为止。

有时候班上有捣乱的，队排不好，他见了就亲自整队，但他整队从不张嘴，只用哨儿吹：嘟嘟嘟！嘟嘟嘟！声音短脆有力。经他“吹”过的队伍，都排得整整齐齐的。

只有一次他没“吹”，那队也排齐了。

那天上课，李老师提前用个大网兜拎了几只足球扔在操场上，然后示意大伙儿排队，那天排的是两列纵队，班上有几个男生平日老是排不齐，但那天一看见足球，知道排好了就能踢，没等李老师吹哨，那队排得跟刀切的似的——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李老师没有吹哨的排队，而且还排得那么齐，足见他对于学生心理的熟知。

三厂有个足球场，那些年常有比赛，在我的印象中，凡有比赛，大都是李老师的裁判。李老师当裁判和他上体育课一样，也是一身蓝色运动衣，白色回力鞋。倘有不同，那就是动作更潇洒、更漂亮也更规范。以他的水平，放在今天，不会低于陆俊。

李老师后来去了山西，听说是为了追一个他教过的女生，那个女生初中毕业后到山西插队，李老师不愿失去这段感情，就跟了过去。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有点儿石破天惊，有人佩服，有人惋惜，当然，也有人耻笑，说为了个女的，不值。值与不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终究难以体会。只是不知道他后来和那个女生成了没有。

李老师教体育，让不少学生喜欢上了体育，这一点，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得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老师是个幸运者。

学校还有个老师，姓马，叫马建国，教音乐。马老师平日总是很严肃，不苟言笑，穿戴十分讲究：白衬衫、灰裤子、黑皮鞋，头永远都梳得整整齐齐，一付文质彬彬的样子……有人说马老师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因有感于中国音乐基础的落后，大学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到小学去教音乐，从娃娃抓起，这在当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只可惜没等他的抱负得以实施，文革就搞起来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年……

马老师吹得一手好笛子，上课的时候吹，没课的时候也吹，那时的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班上没人，他就常在学校楼道里吹，楼道拢音，声音比在课堂上好听。听他吹笛子，很有点儿“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缭亮尚飘空”的味道。不过，文革开始后，马老师的笛子就不怎么吹了。听说他家庭出身不好，是个资本家什么的，也有人说是他本人有问题，比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等，不管怎样，这在那个年代就算是身上有了“渣儿”了，有“渣儿”之人，谁还敢张扬？那不明摆着找死吗？

改革开放以后，马老师赶上了几年好光景，听说他在八十年代把个音乐教学弄得风生水起，他提倡的乐器进课堂，被广泛推广，“马建国音乐教学法”，一时成为楷模，我在报纸上看过介绍他的文章。

学校还有个老师也姓马，叫马云涛，后调来的，整天穿一身土黄色的旧军装，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十分和蔼，他没教过我们，给我的感觉他的工作好像就是看传达室。我记得他在传达室画了一张画。那张画很大，绷在一块同样大的木板上，斜戳在传达室的一个木架子上。画的名字，好像叫“全国山河一片红”，整个画面都是红彤彤的，上面是毛主席头像，下面是一片飘扬在霞光中的红旗。我每次路过传达室时只要一歪头就能看见。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马老师被打成了“反革命”，从此杳无音信。

直到八几年，有一天看《北京日报》，上面有篇报道，说中国画家马云涛的画在韩国受到欢迎，卖到了多少多少万元，等等，我疑心报道说的就是在学校传达室画画的那个马老师。

许多年以后，我在网上见到了他——

马老师，笔名允韬，吉林人，四九年参军即进行美术创作，六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国画院花鸟画研究生班，是着名的工笔画大师。

马老师倘还健在，也已是八十好几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