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小屋

又梦见了那间小屋。

梦里，我不停地在那间小屋里打扫卫生，修理破门烂窗，整理床铺衣物，但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新婚的喜悦和光彩。

那间小屋，是我在修武县委工作时的一间职工宿舍，面积约十七八平方米，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那种起脊砖木结构房。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在县委通讯组用木柜隔起来的一个旮旯里，一张木床，上面放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被子，洗漱用品则全部放在床下的搪瓷脸盆里。白天，我是不能靠近那张床的，因为那属工作场所，只有到了晚上或星期天，大家都下班或休息的时候，我才可以去亲近那张床，躺在上面缓解着疲劳，放松着身心，畅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

大概是1990年春天，县委对家不在县城居住的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统计，之后按照两个人一间宿舍的规定调整了宿舍用房，我有幸与县政研室一位姓林的同志分得一间宿舍，告别了自己把办公室当寝室的日子。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结婚了。由于妻子是外地人，而我家又在农村，所以在县城尽快找一间房子，搭个窝，安个家，就成了我那个时候最大的也是最迫切的心愿。

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当我无意中跟那位姓林的老兄聊起我的想法时，他非常爽快地说，你爱人来回一趟不容易，再往老家跑就更麻烦了，我把宿舍腾给你一个人，我再去想别的办法，你就把这里临时当个家吧。就这样，林兄从那间宿舍搬了出来，我终于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我内心感到无比高兴、无比激动的同时，对林兄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觉得，人家主动腾让出来的，不仅仅是一间屋子，而是一份情感，人家给予我的，又不仅仅是一间屋子，而是一个让我朝思暮想而又喜出望外的家。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把妻子领到那间宿舍门前，指着那扇暗红色的木头门，告诉她“这就是我的宿舍，咱们的家”时，妻子眼里闪烁着一种快乐的光芒。

要把一间宿舍变成一个家，让它充满家的味道和温馨，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房子建的时间已近二十年，门窗在风吹雨淋下已严重变形甚至腐朽断裂，摇摇晃晃的，根本无法正常开关；还有，屋内接近地面米把高处的墙皮，由于受潮，几乎脱落殆尽，即使没有脱落的地方，用手一敲，里边咚咚响，也是离皮的，空的，同时有沙土掉落的声音。

尽管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但是有了共同建设一个小家、一个新家的强烈而又美好的愿望支撑着，我跟妻子还是非常乐观、充满激情地谋划着，这里如何整修，那里怎样摆布，仿佛一座巨大的金碧辉煌的宫殿瞬间就矗立在了我们面前，那金殿上堂而皇之地写着我们的名字，标志着那就是我们的家——那是在这个世界上唯独为我们所用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驱寒添暖的家。

就在那天下午，经过一番认真打扫和清洗，妻子用一条大床单首先在屋内扯起的一道“区域分割帘”，一下子就把家的那种感觉浓浓地倾注进了这间小屋，使这里溢满了爱的柔情蜜意，使我在一刹那间寻找到了那个真正属于我的爱的港湾。

既然是个家，就得有个家的样子。在亲友的帮助下，我们用机动三轮车来回跑了几趟，才把妻子的部分嫁妆和一些必须生活用具运到了县城，精心摆放到了那间小屋里。从那天起，那间小屋大河涨水般迅速地被摆满了东西，开始拥挤起来，热闹起来。

房间坐北向南，一进门左手位是个陶土烧制的小煤球炉，西边紧挨着一张条形小木桌，上面靠东边放着一个液化气灶，靠西放着小案板和锅碗瓢盆。靠着西墙，在床与小木桌之间，放着一对单人直靠背沙发，中间卡着一个小茶几。一张不是太大的双人木头床，放在屋子西北角，占去了屋内几乎五分之一的面积。在北墙的窗户下，挨床放着一张桌子，桌的东边，靠东墙放着一个高低组合柜，柜里塞满了衣服和床上用品，柜上放着一个大木箱子和大皮箱。组合柜南边，面向门口放着一个带有玻璃镜的大柜，其背后隔出的区域，正好借助那道可以拉动的布帘形成了一个私密的空间。大柜南边，靠东墙面对沙发放着一张“两头沉”的木桌，上面放着电视机。桌子南边至可以开门的极限处，放着一台“新飞”冰箱。在沙发和对面的电视机中间，有一片小小的区域，能容得下放一张可以折叠的小圆桌。——这就是我们那个厨房带卧室、客厅兼餐厅、塞得满满当当的小天地，我的家。妻子环视着屋里紧紧巴巴的布局，开玩笑说：在我们家想跌翻都难。我则发自肺腑地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我之所以能特别清楚地记得屋内的布局和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是因为我太在乎、太热爱我们这个家了，我们在那里开启了在县城有家的日子，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在那里寻找并享受到了甜美的生活。

后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为这个小小的家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幸福。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只好从老家来到县城，投入到了这个小家庭火热的生活之中。

父母到来，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没有更多的钱租房的情况下，我只好私下与机关从事后勤工作的一位老职工商量，把一个紧挨厕所的杂物间腾并打扫了半天，硬是在原来乱得都无法下脚的屋里挤出了一张床的位置，把父母的住宿问题解决了。当时，尽管我也向父母流露过让他们住杂物间的尴尬和愧疚，但父母一次又一次用真实的笑容宽慰了我的心。他们跟我说：能住在县委大院，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福气，这比旧社会拉棍要饭、没吃没住强多了。我除了感动，无法向父母说出再多感谢的话。

县委大院的排房，每排之间有近二十米的距离，地面尚未硬化，全是土地。父母在这里住久了，看到房前屋后疯长的杂草，就动了种菜的念头。终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时，就看到母亲正在门前翻整出的一小片空地里忙乎着。我问母亲干什么，她笑盈盈地说，这地荒着太可惜了，种点黄瓜、豆角、西红柿，就够咱们一家吃的了，省得掏钱去街上买，贵巴巴的。我没有阻止母亲，尽管我知道在机关大院种菜这种做法不妥。好在这里是宿舍区，距领导办公的地方较远。

就这样，我家门前的那片小菜地，成了父母带孩子之余的精神寄托。浇水，施肥，薅草，插杆，绑秧，那里俨然成了老家自留地里的菜园，既承载着父母对于收获的希望，更饱含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当那生机盎然的菜园先后结出黄瓜、豆角、西红柿时，我眼前的丰收景象，使我恍若置身一望无际的蔬菜基地，满鼻子都是香甜的瓜果味道，满心窝都是浓浓的生活气息。

在那样的一间小屋里，我曾无数次半夜起床，为嗷嗷待哺的儿子冲奶粉，在他吃饱喝足后又抱着他左摇右晃，轻轻哼唱，哄他入睡。

在那样的一间小屋里，我曾装上了家用第一部电话，然后把经常联络的号码写到一张纸上，贴到大柜侧面，给亲朋好友送去过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在那样的一间小屋里，我曾忙碌地准备过年的东西，心急火燎地盼望妻子能早早从卖衣服的门市部回来，跟我一起贴对联，包饺子。

也就是在那间小屋里，我曾看到妻子把第一天送去幼儿园的儿子搂在怀里，问他淘气了没有，哭了没有，想不想妈妈。

还是在那样的一间小屋里，我曾无数次挑灯夜战，写出了数以百计的新闻作品，然后又将一本本红色的获奖证书捧回家里，丰富着家的色彩，书写着家的荣誉。

同样是在那样的一间小屋里，我曾看到父亲把自己裁好的小硬纸片写上简易汉字，用铁丝穿起来，作为辅导儿子识字的卡片，享受着天伦之乐，收获着欢声笑语。

……那时的日子，紧巴但快乐，简单但充实，朴素但幸福。

1996年秋天，用妻子几年做生意的积蓄，再加上借来的钱，我们终于在县城购买了一个独家小院，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彻底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搬家时，一些下定决心要扔的东西，永远被落在了过往的岁月中，但更多的是那些对于这段时光的美好记忆，也被永久地蜡封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如今，离开那间小屋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曾无数次被歌曲《我想有个家》深深打动过，也曾无数次梦见过那个小屋，梦到我在那里生活的情景。有时，我甚至做梦至今都还兴高采烈地在那间小屋生活着，里面依然放着那张我曾经躺过的床，上面放着我的衣服和被子，还有一摞一摞的书，只是门窗更破旧了，我在手忙脚乱地维修着，擦拭着，心中填满了无限的眷恋和惆怅。还有时，当我从这样的梦境中醒来，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还真的躺在那间小屋，躺在那张床上，做着年轻时彩色的梦。

我也曾无数次告诉妻子：我梦见了那间小屋。妻说，这说明你老了，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在怀旧。我矢口否认，激烈争辩说，这是一种情结，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渴望拥有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的人的共同的情结，只不过，这种情结在我的生命中太浓烈、太根深蒂固罢了。

家有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是啊，那间小屋——我的家，是我与妻子年轻时共同缔造的，那里留下了我们艰难创业时太多的欢笑和泪水，留下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多的故事和回忆，我怎么可能忘了“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这句谚语，怎么可能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呢？

我想，今后我一定还会梦见那间小屋的，一定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