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匣子

一个方方的红匣子，就像一双深邃的眼睛，望着长河与落日。

它，尺把长，一指宽，上面插槽里有一盖板，薄薄的桐板牙口完美楔合，严丝合缝。一开一合，还算灵便。细细一瞧，猪红的老漆，脱落得不成样子。匣面上，污着一层一层的油泥，似乎还流淌着庄稼人的的汗水和气息。匣子里，一片油乎乎的破布头，一把锈迹斑斑的刮胡刀，半块干裂了的香皂。

匣子是城郊方营村我朋友家的。群山下，吱吱呀呀的老门、光亮发黑的门墩、肃穆沉静的春台，本来是它朝夕相处的伙伴。而今，却它孤独地呆在一个包裹里，离开了那个叫长岭的群山。

朋友是南水北调的移民。过去，在汉江上打渔，住郧县茶店镇长岭村，是小队长，算个九品芝麻官。匣子是他父亲每天早上侍弄的小物件，也是他母亲的一件藏品，现在却落在了他的手上，依旧包在母亲出门带的那个花包裹里。

毛主席说，北方水少，南方水多，我们可以借一点。二OO九年寒冬腊月，湖北的移民搬迁工作开始了。要说这长岭村，生来，就是个奔波的命。修丹江口大坝，他们搬嘉鱼；修黄龙滩，他们搬长岭山，南水北调，他们搬得五离四散。

长岭村的乡亲们舍不得离开世代栖息的故土。有的拿着尺子，在自家的地里量了又量，东到四道沟，西到长岭滩；有的把自家的衣柜，擦了又擦，这是土地联产责任制那年大包干卖粮钱打的；有的在门口的碾盘上，坐了又坐，三岁时抱着奶奶的腿磨过米。

平素里，父亲总要第一个起床，打开红匣子，利索地擦净刀片。热水敷面，抹上香皂，刮净胡茬。收割庄稼一般，把自己收拾利落，要下地干活。自从患上肺气肿，红匣子几个月，都没有打开过。人瘦得像一把苞谷杆儿，坍塌在偌大的田地里，随风飘散，流落得无踪无影。朋友是村干部。日日夜夜，帮助别人丈土地、忙评估，老父亲只在病床上巴巴地望着日落日起。

薅芝麻苗的时节，朋友一身疲惫回到家，刚脱下满是汗渍的衣裤，还没缓过神。母亲气惴吁吁地跑到家门口，喊：“老二，你爹气出不上来，快不行了。”朋友三步并着两步，跑到父亲的床前。当他握住父亲的手，他却说不出一句话，怔怔地望着忙碌的儿子，无奈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搬迁前夜，朋友与弟弟拆下自家门板当饭桌，请来留守的哥哥，吃顿团圆饭，拿出自酿的老黄酒，一一饮酒道别。然后，留下母亲，大家一行十人，打着手电筒，拎着两瓶白酒，四个酒盅，一包香烟，十斤火纸，默默来到亡故百日父亲的坟前。父子洒酒作别，给老人家点上照亮天堂的灯。朋友肃穆地说：“爹呀，儿子明年春节再来看您。”他轻轻地亲了一下墓碑，捧起父亲坟上的一把土，装在布袋里，带往新的家园。

然而，就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看到十米外，一位颤巍巍的老人，蹒跚走来，手不时在眼前抹了抹。是年迈的母亲！朋友再也忍不住了，他满眼热泪，一个小跑冲上去，抱着母亲。“妈，你咋来了？您放心，我们都一定会回来看爹的。”

八月二十日凌晨五点钟，朋友和村干部开始召集移民上车。锣鼓喧天，简单的告别仪式后，戴着大红花的移民们踏上前往新家的路途。朋友问母亲：“东西都带全了么？”母亲没有知声，只是紧紧地攥着一个花包裹。

朋友知道，包裹里放着父亲的红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