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的乡村

作者: 沈洋 2017年04月22日生活散文

大舅是个哑巴,快六十的人了,还单身。

大舅现在的身份,准确点讲,应该算个农民工。不过之前不是,十年前他还在老家曾家沟放羊。

大舅其实挺怀念过去的乡村的。

土地下户以后,外婆家分到几只羊,因为大舅是个哑巴,做其他事也难于沟通,家里就把放羊的任务落到了大舅头上。

每天一大早,天还未明,大舅就穿衣起床,赶上他的羊群,走出了村庄,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行进。找一处水草丰茂的山头,他的羊儿就开始了一天的觅食。在大舅的驯养下,羊们可听话了,像大舅手里的风筝,只要大舅吹一声口哨或者是吼上一声,羊们就乖乖地回归到了自己该去的位置。在故乡的土地上,大舅的乡村和羊群中,大舅有着绝对的权威。新的一天,去哪里和不去哪里,一切都由大舅说了算。头戴斗笠,身披羊毛披毡,背上甩个装有洋芋或者荞粑粑之类的网兜,手持羊鞭,带上牧羊犬,大舅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背离村庄,朝着每一天都全新的方向开跋。山野间的每一条村道,都踩下了大舅的足迹,都洒下过大舅的汗滴,都飘佛过大舅啊啊啊的含糊不清的吆喝。大舅常常在大雨中淋成个落汤鸡,常常在凌风中被风雪包裹成一个巨大的冰人,常常被太阳暴晒得像个黑人,常常呆呆地在某一个石包上端坐成一蹲石雕。

天是上帝的天,地是上帝的地,大舅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蚂蚁,庸常得像是山野间一块无人问津的石头。大舅的一生实在是太寂寞太单调了,寂寞单调得连女人的味都没闻过,连女人的手都未牵过,大舅仿佛就是为泥土和石头而生的,为杂七杂八的庄稼和那群日渐壮大的羊群而生的。

那年月,大舅没有走出大山一步,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在大舅的眼里,却不知是个啥模样。大舅除了每天放羊外,农忙的季节还得参加做家里最繁重最伤体力的活儿。犁地、背粪肥上山、收割、砍柴,哪一样重活儿离得了大舅?可大舅无怨无悔,天天披风沐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生活的凡俗,消磨着岁月的厚度,缩短着时间的距离,苍老着自己的容颜。

大舅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有一天要离开他的村庄,离开生养他的土地,离开他朝夕相处的羊群,离开他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俗事。

促使大舅不得不离开他的村庄和土地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羊群。这一点,可能大舅到现在也不会明白。正是大舅以及和大舅一样勤劳的村里汉子婆娘,老人小孩几十年如一日的砍伐,树林没了;正是像大舅的羊群一样的所有羊群的不断壮大,无休止的啃食,使得曾经青翠的草场变得荒芜;正是像大舅一样的村民千百年的开垦,使得这块土地越来越瘦薄,仅有的一点点水份和奶水也都流失溢尽。大舅的乡村像是一个失去了秀色的干瘪婆娘,没有了诱惑力和吸引力,就连最基本的生存力,也变得颤弱如游丝,几近消失。

风沙常常遮蔽得让大舅看不清眼前的天空和草场,洪水常常在大舅熟睡的夜晚刮走村里最值钱的木材和牲畜,霜冻常常在青天白日下抽走每一株嫩闪闪的幼苗的精气神。山里的天空不再是纯蓝了,云里月亮上了一层灰,村庄的空气不再清淳了,山里的日子不再悠闲自在了。由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大舅的乡村和土地养不活他们了,种一年的庄稼不够吃半年,日子的艰辛让我的外婆一家不得不像村里的所有人一样,草草处理完家里那些不值钱的一点点财产,搬到昆明附近安宁周边的城郊结合部去淘生活。

这个弯转得也太急太大了点,我的大舅毕竟都五十几的人了,哪还经得住打工潮水的洗礼,哪还是闯江湖的料。大舅只能跟着我的二舅在建筑工地上干一些拌灰浆、搬砖头、砌挡墙等粗活重活。大舅成天要工作近十个小时,起早贪黑不说,受苦受累不说,手起老茧伤痕累累不说,还经常拿不到工钱。所有打工仔们遇到的麻烦,大舅都几乎遇到了。

尤其让我心痛的是,春节前大舅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年辛苦的酬劳两千多元的工钱,却被小偷晚上摸进他熟睡的窝棚,连衣服带钱一锅给端掉了。大舅为此一遇到人就啊啊啊地诉个不停。我听了后心里为之一震。是啊,这些做贼的家伙也太没点贼德了,偷七偷八何必要来偷一个哑巴的血汗钱。这事对我大舅的打击很大,大舅一直在家睡了三天。他大概对这个世界彻底地失望了。

年前,我辗转来到安宁,见到了我的大舅,大舅虽然离开了他的乡村,来到了省城附近居住,但他的农民身份没有变,他的破烂衣着没有变,他啊啊啊地想说又说不出话来的那种痛苦劲没有变。然而有些东西变了,变得很厉害,大舅变得更黑更老更瘦了,他的目光忧忧愤愤的,没有一点光亮,暗淡极了。见到我,大舅又开始双手比划起来,要不是二舅在旁边解释,我还真不知道大舅又在向我诉说小偷偷他钱的事。大舅说得咬牙切齿,说得眼眶湿润,说得我心胆俱裂。

我算是再一次领教了“瓦漏又遇绵绵雨”这句话的份量了。

我不知道,大舅为这两千块钱,他还会诉说到什么时候,也许这一生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对于大舅这样一个单纯善良得近乎泥土的残疾人的打击,真的是无可挽回也无可修复的。

我伸手摸了点钱递给大舅,他怎么也不接,我像跟他打架样的,才终于拿给了他,可我看到,大舅一脸极不忍心的样子。大舅离开故乡时,我还小,可能在大舅心里,我永远只是个靠大人吃饭的孩子。大舅一定不知道我现在是个公务员,挣钱比他容易得多,因为他受了太多的苦,他更加知道挣回一分钱的艰辛。

大舅的乡村,只能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了。

我不知道,安宁城郊的乡村,要何时才能真正接纳这个深度受伤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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