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小屋

童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间土木结构的小屋。小屋座西朝东，和二大爷的三间屋子成一排。二大爷占着北边的两间和南边的一间，中间是我们家。小屋实在是小，一进屋，左边是炕，炕宽两米，长三米。上面铺着茭杆皮编成的席子。由于使用多年了，席子破成许多窟窿，窟窿处经过补修，就出现了几处新旧不一的不规则席花。炕上只能睡我和父母三个人，要是家里来个客人，就得头朝炕沿两个，头朝墙壁两个，交叉着睡。除了炕和灶台，屋里就只有一米来宽的地了，西北角放着一个能装一担水的水缸，还有几个用纸筋泥拍成的外面用香烟盒纸裱得花花绿绿的泥瓮。西南角放着为炉灶吹火的风匣，风匣老旧了，手握的把子细成一个光滑的猪尾巴。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爷爷给父亲的最值钱的家产。

我爷爷弟兄五个，祖上是开店的，叫大西店。到爷爷手，店就不开了。这支人人丁不旺，弟兄五人就爷爷、二爷爷、五爷爷成过家，三爷爷、四爷爷都是光棍。下来二爷爷的儿子是个傻子，五爷爷没有儿子，两个闺女在他早逝后，母亲改嫁跟着到了别人家。爷爷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大儿子早逝，二儿子就是我父亲。父亲从小没了娘，长大娶妻后也没有子嗣，我还是抱养的。这家人家像沙地的水流，人脉越来越细了。

爷爷偏心，把家产大部分给了大伯。可大伯先于爷爷病逝，所以爷爷根本没有指望上偏爱的大儿子。生活中往往是这样，心里越没有谁，后来却偏偏得依靠谁。爷爷的养老送终完全靠了最不看好的二儿子。我们的房子是爷爷用当年开店时的驴棚马圈改造的。在我的记忆里，它已经很老很老了，墙上的白土，涂得次数多了，结了薄厚不匀的垢痂，天阴下雨，或者冬天蒸汽滋润墙皮，就会一块一块掉渣。屋顶的五寸来粗的檩条和一寸多粗的椽条上，用茭杆做的栈片上，被灶里喷吐出的烟尘，熏染成漆黑漆黑的细碎颗粒，摸上去粗砺硌手。窗户是豆腐块木窗，用麻纸糊着，四角复贴着三角形剪纸窗花，中间也是剪纸对好的图案，有时是福禄寿喜，有时是梅兰竹菊，都是过年时从街上买的。房子虽小，但冬天却特别冷，那时没有火炉，想让屋里暖和些，就得狠劲烧灶上的火盖，把火盖烧红了，家里就暖烘烘的。狠劲烧火盖得有许多柴，我家烧的都是我和父亲搂回的杨树叶，烧的少了，火一会儿就灭了，烧的多了，常常会打炮，灶口一团火烟带着树叶喷得满家柴灰，就像阴天里在乌云中飞翔的密密麻麻的小燕子。为怕打炮，就尽量少烧火，所以，大部分时候家里冷冷清清。尤其晚上，外面北风咝咝打着口哨，吹得窗户纸忽忽忽响，麻纸不抗风，冷气肆无忌惮地扑进来，不管你愿不愿意，就和你亲吻。为躲避寒冷，我们常常埋了头睡觉，绻缩在被窝里，个个都是军队团里的一把手。

为了取暖，我和父亲每到初冬，一个背着荆条编织的揽筐，拿着竹耙搂树叶；一个拿着绳索和大铁耙去搂茅柴。荒地里的蒿草、沙蓬被大风连根拔起，在萧瑟的荒野奔突，旋在沟渠里，挂在灌木丛边，我用耙子拍平搂起，搂成一个个柴片，再把柴片一层层叠起，捆成大捆，然后背着回家。我人小，每次背三大捆茅柴，远远看去，根本看不到人，只见一个大柴垛在慢慢行走。我的两个肩膀被绳索勒得生疼，但每次都咬牙坚持着不敢歇息，怕歇下再难背起柴捆。要知道，在野地里背柴没有人帮你，你得找一处高一点的土堆才可以背起。

要想冬天能烧火盖，我和父亲年年在夏季或秋季，到桑干河里去挖河炭。河炭实际上就是山里下暴雨，把小煤窑的煤堆冲到了河里。每次桑干河发大水后，村里人就到河边捡河炭。河炭最大有拳头大的，小的有鸡蛋大，也有豆粒大的，大的就突兀兀撒在退了水的河床上，小的都埋在河泥里，一窝一窝的，你找到一窝，有时能挖出一筐，有时能挖出好几筐。挖出来的河炭，用筛子在河里淘洗，洗得干干净净，担回家晾干，过年时就用来炖肉，冬天可以烧火盖，好用极了。

房子尽管小，但那是我们的窝。小窝窝盛着我们的欢乐和向往。在小屋的南边，父亲用土坯垒了猪窝、兔窝和鸡窝。家里每年都要养一头猪，喂四五只鸡，还有一只羊。羊和兔子，大部分是喂草。猪和鸡，以喂谷糠拌野菜为主，有时加些玉米面。我每天放学后，就背起柳条编织的筐子去拔草。给猪、鸡和兔子拔的一般是苦菜，给羊拔的是莠草和野稗子。我们村地面宽，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出地边玩边就把拔草的任务完成了。桑干河边苦菜特别多，有的地方，苦菜密匝匝一片灰绿。我们到地里，各自用小铲划好自己的地盘，然后就各在各的地盘内采挖。不大一会儿，就能挖一平筐。为了不让苦菜被太阳晒蔫，每人又在自己的地盘内挖一个小窖，把自己挖的苦菜一平筐一平筐倒进窖里。等挖够了，就把筐子盖在窖口，跑到河里去耍水。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装起苦菜，往家里赶。一筐苦菜很沉很沉，麻绳把肩膀勒得生疼，我们把鞋垫在绳下面才能缓解疼痛。给羊吃的草，就在村附近割，出去一会儿就能割一大捆。

那时，父亲在盐坊当盐工，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我和母亲来操持。除了给牲畜拔草，我还和母亲种了一块小块地。地就在村西北的坡上，有半亩大。我们在那片地里种了倭瓜、葫芦、西瓜、菜瓜、香瓜，还有山药蛋。倭瓜、葫芦开花时，我和母亲每天早晨去给它们对花授粉。西瓜、菜瓜、香瓜拉条时，我们每天去按条、打切、罗圈。按条就是把瓜藤顺着生长方向，挖一条小沟，把藤埋进土里，外面只露出高高的茎和宽大的叶。把藤埋进地里，是为了让它叶下的次生根快快扎下去，吸收地里的养分。打切是针对菜瓜，一般留三条主藤，把其他藤切去，为的是集中养分，早早结瓜。罗圈是把香瓜的疯长的藤切去，也是留几根主条，结瓜后，就切了头，头茬瓜一般留四个，二茬瓜留五个，习惯上讲叫四门斗子五葫芦。四门斗子都能长大，也最香，二茬香瓜就不怎么香了，也长不大。

小块地地头有三棵杨树，一棵长得笔直，在中间，另外两棵，都斜长着，是栽的时候没有考虑留够发展空间，树冠拥挤，才把外面的挤歪了。杨树下有一个简易看瓜房，是用土培成的墙，上面搭了杨椽和树枝。房子是用来遮凉的，夏天太阳毒，看瓜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里面，摘一根菜瓜，慢条斯理地嚼着，看瓜地里，隐藏在瓜叶下扁圆的，长圆的，深黄的，深绿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倭瓜，白白胖胖的长腰葫芦，细细长长淡绿的菜瓜，还没有成熟的花皮西瓜以及拳头大翠青的香瓜，心里充满了期盼和欣喜。

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入冬杀猪宰羊的时候。我们家人口少，平时的油盐酱醋等杂项开支，有卖鸡蛋和兔子的钱基本就解决了。杀了猪和羊，家里除卖掉的肥猪肉（那时人们买肥肉）和羊后腿，还能留下一些瘦肉和头蹄下货，一家三口就可以吃几顿炖肉泡糕了，当然，第一顿炖猪或羊下货是要给亲戚朋友各送一碗的。这是我们家和亲朋好友往来的规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屋后面的那株榆树。那是一棵很糟糕的树。那棵树从下面就开始弯曲，一直弯到我们家的屋顶，冬天还好，每到夏天，树枝耷拉下来，密匝匝的树叶屏蔽了整个屋顶，我们家里就遭殃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如果没风，我们家烟囱就冒不出烟，一烧火，屋里就憋满了烟，我们不得不把屋门打开，放烟出去。为这事，父亲曾多次向榆树的主人——本家大伯交涉，希望他们能把树枝剪一下，不要让枝叶盖到我们烟囱上。本家大娘是个母老虎。她家人口多，生活差，眼红别人家过得好，经常和人吵闹，听了父亲的话，立马暴跳起来，决意不给剪枝。父亲一气之下，上树砍了树枝，竟招来一场大闹，尽管街坊邻居都批评大娘不对，两家人家还是结下了冤仇，记得好长时间，我们两家都不说话。

最开心的是下雨天，我们家屋顶漏雨，屋里摆的到处是盆盆碗碗，水点掉进盆碗，溅起各种声音，形成了好听的锅碗瓢盆交响乐。我就在盆盆碗碗间就那些水点，发现一个新的漏水点，就给那里放一个接水家具。要是晚上就不好玩了，我们就蜷缩在不漏的角落里睡觉，有时干脆就坐到天亮。不是父亲懒惰，是我们的房子椽檩太细，已经承受不了累年压上去的泥皮了。后来没办法，父亲还是挖去尺把厚的泥皮，重新修理过，屋漏才算解决了。

冬天下雪也很好玩，记得有一年，下了一夜的雪，半夜里，听得大风怒吼着，把雪粒莎啦啦甩到窗纸上，我们早就醒了，天冷，都不想起床，在被窝猫着，直到太阳快上来了，我们才穿起衣服，可怎么也推不开门，原来，大雪把家门堵死了。从窗户纸上捅开一个眼儿看看，嚄，雪被风卷到窗底下，形成了一个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雪梁。父亲用剪刀划开了封窗缝隙的纸封，拉开上扇窗跳出去，用铁锹铲去门前厚厚的积雪，才把门拉开。其实，那天的雪不是十分大，只是风大，把街上的雪都刮到我们窗下了。

多少年过去了，那间小屋还留在我的记忆中，那间屋里，有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过我温馨的少年生活，有过我们一家人的甜蜜。更重要的是小小屋子，熏染了我诚实内敛的性格，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小屋给了我很多很多。它是我一生的牵挂，一生的梦境和永远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