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圣殿

作者: 王勉2020年01月14日现代散文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

但图书馆里的情景,时不时会浮现眼前:如林的书架,每个读者都悄无声息地巡睃着、寻觅着、挑选着自己喜爱的书;轻轻移步,目光在密密的书丛里扫视,然后驻足,明眸在书页间逗留。阅读大厅里的那一片宁静,如深山、如幽谷,如水波不惊的秋夜,如风轻云淡的原野。尽管,时有沙沙翻书声,尽管,时有窃窃私语声,宛如蝶翅轻掠而过,鸟鸣婉啭而去,留下的还是安静。这样的安静,只有在莘莘学子全神贯注的考场里才能感受得到。在这个场景里,看不到浮躁,听不到喧嚣。有的只是如饥似渴的汲取,有的只是孜孜以求的神往。

这是温暖的场面,这是纯真的回忆。

那时,我也曾经置身其中。

那时的我和许多人,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物质上,除了满足温饱,再不敢有任何奢侈;精神上,除了空洞说教,再也听不到什么言辞。那时的我和许多人,也没什么去处,要么是电影院,要么是新华书店,要么就是图书馆。

电影也没几部好看,书店里买了书就要走。而图书馆,却成了我别无选择的流连所在。

我酷爱读书,从小就养成。小学时,我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啃得津津有味,尽管不少字还不识,许多词只是囫囵吞枣。中学和插队落户期间,不但看《红楼梦》《青春万岁》等小说,更贪婪地偷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卢梭的《忏悔录》等国外哲人的名着。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同学之间相互借着看。同学间的书也翻破翻烂了,就剩下华山一条路去图书馆了。

去得最多的还是上海图书馆和松江县图书馆。

去上海图书馆是因为我姨妈家就在马路对面。每次去姨妈家外出玩时,我总被对面的图书馆所吸引。当时上海图书馆是一幢欧式建筑,顶上还有座钟楼,庄重而神秘。进馆很严,须出示借书卡。因我姨夫是教师,有卡。我每次拿着姨夫的卡去图书馆。现在说来或许许多年轻人不会相信,当时我进上海图书馆每次都要排队,那长长的队伍有时会有100来米长,就如现在苹果新款出来粉丝们挤爆专卖店差不多。上海图书馆不仅书多,而且阅读环境也好。每次,我借了书一落座,就会气定神闲,杂念全无,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境界了。

印象中,当时的松江图书馆是在岳庙里的。因为离家近,比起去上海图书馆,当然要去得更多了。

进入半圆形的岳庙门口,穿过一边是点心店一边是理发店之类嘈杂小街,左面稍拐就是松江县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斜对面是热闹非凡的大光明电影院一样,县图书馆东对面是人声鼎沸的“也是园”茶馆。一静一动,安排得如此巧合,我当时也暗感惊奇。富有诗情画意的是,松江图书馆门前,矗立着两棵一雌一雄的银杏树。这银杏树大概已有上百年了,苍劲挺拔,枝如虬龙,冠如华盖。图书馆坐落在银杏树下,被浓密的苍翠所笼罩着,宛如平静的小舟泊在那里。

有一段日子,我几乎每天要去松江图书馆。那时插队落户已四年了,听说中央已恢复高考,大队里放假让我复习功课。白天,和插兄们一起到图书馆翻数理化书本,书少不够,我们就轮流在图书馆里抄书,然后一遍一遍做题目,晚上到学校听课,把白天做好的题目给老师看。这样的日子,好像足足有两个月。有时,我们去得早了,阅览室门还没开,我们就靠着银杏树看书议题。见此情景,有位图书管理员阿姨悄悄把门开了,让我们提前进去。还有一段日子,我虽不是每天去,但每个周末仍雷打不动地去。因为我在搞业余创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中外名着,以补充自己的文学素养。当时我给自己开了个书单,每个周日上午必到图书馆去。好几次,找不到书,阅览室那个管理员阿姨劝我不要急,微笑着把我的书单抄记下来,让我下周来看。我如沐春风,下周兴致勃勃如期而至。我的许多作品,就在那个时期写出的。

渐渐地,我和许多人一样,图书馆去得少了。阅读只是在电脑上,在手机里,在家里。后来,老图书馆拆迁了,区里建起了新的图书馆。新图书馆宏伟而静谧,坐落在新城的绿树掩映中。偶尔,我会去那里参观展览听听讲座什么的,感受着图书馆久违的书香。因为我对图书馆的那种气息,还有那两棵默然屹立、绿意盎然的银杏树,仍有着一种难以忘怀的眷恋。

毕竟,曾印着我足迹的图书馆,在我心灵深处,始终是一座神圣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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