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童年的记忆

老妈突然在家中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堆瓦砾的照片，让我决定写这些东西，其实早有计划却是无从下笔。好友调侃我是拆二代了，我只是和他插科打诨，不置可否，拆迁户这个词落在我身上时确实没什么感觉，毕竟同“连夜强拆”与“一夜暴富”之类的新闻相距甚远，一个近年来自带轰轰烈烈和头条光环的事情就在家乡平静的发生着，虽少不了些坊间谈资，但正常如此也说明政府治理水平还不错吧。

离家上学这几年，纵然都在小县城里时，除了过年回去贴春联，漫长的暑假里我也懒得去看它一眼，虽然重新硬化了街道改善了卫生，但街区各家不断加高的房子让小巷更加逼仄而显得密不透风，院子里又都是些陌生的租客，我们也互不相识。“乱七八糟的快拆了吧”，我有时这样想。

老妈说，她不忍心去看那个院子，曾经在搬进单元楼后还执拗的要在夏天回去住的奶奶，听说最近拆到自己家了，现在竟然拒绝回去看看，“拆就拆了，有什么好看的”，明明端午节的时候还语重心长的要让我回去，“再不看就没了，那是你的祖业啊”，可爱的老太太。

直到看到照片我才开始有些难过，我把图片放大想看看是否还有认识的东西在那瓦砾堆里，它们或许还携带着我依旧不曾记起的某些事情，可惜挡在隔离带外远远拍摄的图片还是太模糊了。

我该从哪里记起呢。

老妈说院子的南屋二层是我出生那年盖的，那年夏天日复一日地下着暴雨，楼顶总也盖不起来，作为工程师的爷爷吊了一根什么龙骨上去才盖好。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的我一直以为家里的南楼是工程学奇观，后来才知道所谓的龙骨，就是房梁。奇观是一个半真半假骗小孩儿的故事，虽然并没有阻止我对全家唯一的工科生爷爷的崇拜，但还是使我对自己出生时天现异象的幻想破灭了。姑姑从南屋二层嫁了出去，是我幼时对那里的唯一印象。通往南屋二层的外挂铁楼梯，是我爬上爬下吹泡泡的地方，因为楼梯靠墙的那侧挨着半拉窗户没有栏杆，爷爷把自己床头的铁栏杆锯下来焊到了楼梯上，怕我摔出去。我一脚蹬着另一边栏杆，一脚抵着墙，就能爬到东屋的房顶上，那里栽满了奶奶种的韭菜、葱、黄瓜和西红柿，正想摘几个玩的时候就被奶奶气急败坏地训斥下来，从房顶“咚”的跳到一楼半的楼梯上，又是一顿埋怨：“这么高你怎么敢跳下来，膝盖不疼么，崴着脚怎么办。”难怪我现在没长到一米八，一定和那时一直“跳楼”有关。

东屋是锅炉房，过去没有集中供暖，暖气要靠自己来烧，万能的爷爷不知哪里搞来的锅炉，各屋安了管道，给自己家供上了热，比别家冬天一个小煤球火高端大气多了。我爱跟着他去添碳，以及把磕的瓜子花生皮一把扔进去看火苗乱窜。大概我太爱去锅炉房，一次就绊倒在东屋前，脸磕在台阶上，砸了个满脸开花，差点就破了相，到现在脑门上都留着一道缝了几针的疤。

和东屋对着的西屋是储藏室，那里还有一个地窖，是小孩儿心中神秘的探险乐园，底下放满了过冬的白菜土豆和瓶装西红柿酱，虽然很小，但我还是热衷于每次打开的时候让大人把我吊下去呼吸一下里边的潮湿空气以及在里边被老爸吓唬几次，乐此不疲。奶奶还在西屋升过煤球炉子，这次迷人的不是蜂窝煤的火焰，是炉子边上烤着的馒头片，平淡无奇的馒头经过炙烤变成了最爱的餐间零食，满院子散发着香气，比后来在任何一家烧烤摊吃过的都香脆，是童年的味道吧。

西堂屋住着我们一家三口，有一张我怎么滚都滚不下去的大床，陪伴了我整个幼年时光。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在床上哭闹着不想去幼儿园，问及理由，说是因为没看见出差未归的爸爸，想老爸，这个耍赖搞笑的理由显然换来了一顿斥责和无法更改的结果，其实我那天好像确实是想见他。我真的讨厌去幼儿园，去了就领着全班同学一起嚎啕大哭，然后会被老师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哭，真是惨呐。后来奶奶开始骑自行车载着我上学，崎岖不平的街道把我从后座上颠了下来，她还径直前行，我在路上坐着喊：“奶奶，奶奶，我掉下来了呀。”她头也不回：“我知道，我知道，我拐不了弯儿，等我拐过来啊。”

西堂屋连着中堂屋算是客厅，东堂屋是爷爷奶奶的卧室，家里人说，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不停地把西堂屋的沙发垫扯下来扔到东堂屋，再踩上几脚，在家里照看我的老爷爷，也就是奶奶的父亲，就给我从东头儿再捡到西头儿，把老头儿累个够呛。老爷爷算是个手艺人，现在还有他和一岁的我，以及他给我用纸糊的一人高的孙悟空在院子照壁前的合影，可惜我对老头儿的记忆只有这张合影和他的黑白照了。东堂屋后面有一个黑漆漆的小隔间，里边供着祖宗牌位和几张黑白照片，还有几张漆红色的大木箱，是我真正害怕的地方，每当做了错事被关进去，是童年最恐怖的记忆。不过那里也藏着我央求爷爷给自己买的小霸王学习机，显然不是用来学习的，放暑假时，可以和爷爷一起插着手柄玩忍者神龟和魂斗罗到半夜一点，然后被奶奶骂上床，严肃的工程师也是一个老小孩儿。

整个院子才是我的天堂，照壁墙后种着一棵我记事起就有的葡萄树，夏天藤曼爬上了堂屋的房顶，傍晚家里人就坐在葡萄树下吃饭，我抬头望着绿色的葡萄，期待着到中秋的收获可以得偿所愿，同时又害怕着堂屋屋檐下倒趴的某种虫子，总怕它们掉进碗里，显然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爷爷闲时就用一个长长的竹竿，把虫子从屋檐下拨下来，我跑过去就是一脚，后来长大嫌虫子恶心，就不去踩了，这项工作交给了表弟，表弟长大了又交给了妹妹，陪着我们拿竹竿拨虫子的始终还是爷爷。院子里的蚂蚁窝也被我祸害的不浅，我当年是顶着奶奶“玩蚂蚁会尿炕”的警告顶风作案，显然尿炕的心理强制力并不及蚂蚁好玩的动力，虽然偶尔会扔几只死苍蝇给可怜的蚂蚁们，但多数会接着水管去灌蚂蚁窝，被老爸骂“把地基都灌坏了”也无所畏惧，直到一次认错了蚂蚁洞，从洞里灌出一群蜈蚣来，才被迫放弃了这个祸害生灵的爱好。

不知该如何结尾了，端午节回去最后一次看它的时候，院子里的租客早已人去屋空，我走了院子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早已忘却的事物又悉数在脑海中闪回，好多好多的记忆开始零零碎碎地出现和串联：正月十五里掂着纸糊的花灯在巷子里和同街的小孩儿比谁的好看；秋收时满院子的玉米，偶尔倒是剥几个，大部分时间也只会在玉米堆里跳来跳去捣乱；隔壁的隔壁那家破院子边的老槐树，夏日里树上挂满了叫“吊死鬼儿”的虫子，每次路过只能憋一口气猛冲过去；院东的巷子，一到下雨天就积流成河，折个纸船在船艄沾点儿油放水里，就能追着油花，看着轮船打着圈儿行过……那些年堆过的雪人，爬过的电线杆，跳过的房子，滚过的铁圈，就如在地上画的粉笔画，迅速斑驳，似虚假又真实的存在过，如今，这真实的载体也恍然间从现实中被抹去了。我就像那大槐树下蚂蚁洞旁惊醒的南柯，转头望去，槐树与蚂蚁窝也没留下，权且留下一篇细碎的文章，供凭吊那老房子，和我的一场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