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我们找知了

作者: 龚舒琴2020年07月01日散文随笔

在东乡,知了的称谓有点特别,大约念作“jū yā”,但不知如何书写。

每年蝉鸣林间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有一个身影浮现,那是一个男孩的影像,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常常有泪盈眶。你说话时候,只是认真地看着你,不多话。嘴角总有口水流淌。他是我儿时的一个玩伴,一个被邻里唤作“夯郎”的男孩。

“夯郎”是东乡人对智商异常男孩的通称。我的玩伴夯郎是有名字的,叫大兵。他是王家大院里以杨姓人家的长子长孙。杨姓是入赘王家,他母亲怀他时候不知生了场什么病,因女儿怀孕的症相有男孩之兆,王家奶奶坚持要女儿生下。真的是男孩,个子高大,面相饱满。遗憾的是,直到我们几个同龄的孩子都可以伶俐说话走路时候,大兵依旧不能完整说话。他母亲后来生了小兵。但奶奶依旧宠着、护着大兵。

对他记忆深刻的是,他是我们夏日找知了壳的绝对伙伴。

我的童年,家中有爷爷和父母固定的收入,也算勉强。但邻居孩子时不时地有零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我还是有很大诱惑的。很小的我,也会脚前脚后地跟着。夏日找知了壳便是。

知了是白天去捉的。在树上大声喊叫着,目标明确,好找。偷了家中的面团,或者跟着大孩子撕断悬挂在空中的蜘蛛网,绑在竹竿上,对准知了粘便可。看知了的声嘶力竭地叫,胡乱地左冲右突。只是玩,孩子们相互地比着,不觉得残忍。雄知了会叫。雌知了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知了”。恼了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喊夯郎。

但知了壳不一样。可以换钱。这在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极有“发财”的魅力。知了壳不多,但找知了壳的孩子很多。

夏日凌晨三点,正是凉爽好入睡的节点。东乡还在睡梦中。王家大院长长的深宅里,小脚奶奶便来到夯郎的窗下,“夯郎,夯郎,三点了”。如同得了神旨,夯郎会一骨碌爬起。接着,左右两栋龚家、张家深宅里,邻居家的秋和我便被依次唤醒。

天漆黑。三四个孩子,挎着竹篮,拿着棍子,一路向学校旁的曹家河岸,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去。窄窄的河岸两旁,柳树杨树相互对望着。一眼望不到头。这是秋白天看好选中的地方。我小,我怕,他们也护我。大兵探路,尽管不很聪明,但奶奶还是叮嘱他要保护好我们。秋和另一个女孩殿后,我走中间。原也不指望我能有收获,多一个人,多一份胆而已。

大多数时候看不到星星。林子里很黑。秋告诉我们,知了壳一般在一人高处,得用手顺树干摸。我不敢。但零嘴的诱惑,还是偶尔会大胆乱抓一气。不长时间,走一段路,篮子里也有一些收获。

两个小时以后,天就有了亮色。和褐色知了不一样的是,知了壳呈浅咖啡色,透亮,在绿色的树叶间,很凸显,可以清晰地找到。但这样的知了壳都已经在高处了,得用棍子敲打。

我不知道这样的树林也有看守人。那一日,黑暗中,我们几个在相互壮胆中潜行的时候,忽然被一支手电的光亮惊吓。那是公社大队书记,正在值夜的他发现几个孩子鬼鬼祟祟地摸黑敲树,便严肃地拦住我们问询。后来才知,那是我同座位男生的父亲。老爸时任我就读学校的校长,所以他父亲认得我。于是,从此,那条小河道上的凌晨的黑影中,多了不少和我们“抢生意”的人。

找知了壳的“生意”还是很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小日子。早晨三点出门,八点左右回家,一般可以找到30-40个知了壳。100个左右有一两重。起初还好,一两可以买到0.29元。后来找的人多了,卖到0.20元,最后甚至只有0.15元。而同期,猪肉一斤0.74元,一学期学费是3元。一个暑假的寻找,还是可以缓解一点家庭经济的压力的。

捡知了壳卖是谁兴起的,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瞒了老妈拿了藏在阁楼上的知了壳跟着秋去供销社卖的时候,发现居然全乡很多大人孩子都在卖。但邻居本家婶娘家境的窘迫我是知道的。堂叔拿着微薄的工资,远在上海,不很顾家。婶娘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秋只比我大一岁。但她谋生的能力却超出我几倍。儿时的我,因为有过脊柱结核病,个子比秋矮不少,也因为是三兄妹中唯一跟着有退休金的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常常是游手好闲,跟着秋上天入地,当一个铁定的跟班。但关键时刻,我的小聪明和机灵,也会成为她不可或缺的帮手。也因此,夯郎、秋、我,还有一个长得结实但不很灵活的女孩,我们成了无处不在的小团队。爬树、偷瓜、摘枇杷、敲桃子、挖坑、甩砖头、和对岸孩子打架……闯祸时,夯郎总是被抓或者充当垫背的角色。大人们也知道,但都不点破。是夯郎的责任,常常不会被追究。

知了停歇了在树上鸣唱的时候,知了壳也不见了踪迹,我们的兴趣也就转向了,而夯郎的幸福日子也随着奶奶和母亲的先后离世变得黯淡。在残疾工厂上班的他,正值青年,却因自身的脏得不到及时清洗而最终染病而死。如知了一样,在一个有雨的夜里,遁化了。我常常以这样的幻觉安慰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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