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琐忆

放鞭炮

孩提时代，最盼过年。女孩除了能吃上白面肉菜，还能穿上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比起杨白劳给喜儿割二尺红头绳来说，生活在今天的女孩子们，应该感到幸福了。而男孩子盼过年的心情，可以用放鞭炮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男孩喜欢放炮，大概是想锻炼自己的胆量吧！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一般人家都要给家神爷和死去的祖先点清油灯，掌柜的烧香磕头时，放鞭炮的事情自然交给男孩子去干。手头拮据的人家，买的大炮和鞭炮数量有限，根本过不足男孩的瘾。那50响或100响的鞭炮，只能用香头点着一枚一枚地放，总是稀稀落落的。而富人家放的大炮底气十足，几百响的鞭炮一起鸣放，放出了喜气连天的效果。正月初三到坟上送过纸后，似乎听不见男孩子们耀武扬威的大鸣大放了，女孩子们也就不用对他们躲躲闪闪，开始了正常的交往。

贴对联

腊月二十九、三十日，人们忙着求人写对联，按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前，一定要将表示辞旧迎新的春联贴到门框上。常有提着礼品春风满面的拜年人，走到那家大门，不急于敲门喊主人，却先要欣赏春联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我记得那时2006年6月初，我随同事们赴甘肃通渭县城参加普通高考监考，抽空穿街走巷，发现红纸褪色的春联依然历历在目，都是不错的书法作品，不像咱们岷县人的春联，大多为印刷品。“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贾平凹《通渭人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农民大多不识字，他们常常自嘲道：字，字，黑嗒嗒，它认不得我，我认不得它。不穿新衣裳照样过年，门楣上可不能没有对联。贾平凹中篇小说《晚雨》中的王娘，就是不识一字的农村妇女。她开了一爿饭馆，别出心裁地，画碗圈替字，凑成了一副对联。毛笔字写得好的，一般人家拿上红笺墨汁，说了不少人情话，都央不动。于是，凡上过小学或初中的，在他们的一片恭维声中，哆哆嗦嗦地提起毛笔当众献丑了。至于对联的内容，大都是春风化雨、政策归心、国泰民安、桃红柳绿的意思，是从黄历上现成抄来的。

“如果怀有才气，当然可以自制春联，不过对仗要工，平仄要调，并不是上下联语字数相同即可充数。”（梁实秋《对联》）“春联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吉祥如意的字眼，有时也是文人抒发郁闷的工具。抗战时期就有两副有名的春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说什么新年旧年，还不是昨日今朝’，便道尽了离乱人的辛酸。”（国风《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数年前的正月，去乡下给亲戚拜年，见一农家大门上贴的对联，竟是家长口授念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用竹篾蘸着墨汁写的，真正的孩儿体，其文为：“世事如棋难预料，人心不足蛇吞象。”

著名作家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里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县城东门外，原有个东关村，村里有户铁匠，姓李，李铁匠六十丧妻，三个儿子，陆续成人，都无妻室，跟着父亲打铁为生。父子都是文盲，春节时，请村里一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写对联，那人好谑，提笔写道：一门四光棍，父子八大锤。横批不合规矩，只有三个字：硬碰硬。此联大为有名，县城的人都知道。”

贴对联也需要懂得对联的知识。我就知道一位善于解方程的中学老师，将老丈人（也是当地一位书法家）写的两副对联，贴得驴唇不对马嘴。丈人应邀去女婿家做客，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受到如此“委曲求全”的待遇，亲手撕去春联，转身回家了。这乃是春联的不幸，书法家的不幸。

糊窗花

二姑妈没进过一天学堂，可她心灵手巧。每年隆冬季节，二姑妈撇下手头的针线活不做，义务给我们几家剪窗花。她听到我放寒假的消息后，便上门央我给她画图案，就可以省去她的一道工序（我念小学时，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教我画画，画画的启蒙老师竟是我父亲。父亲在山外的高小读书时，画了一本西游记人物绣像，那孙悟空真是猴模猴样，而猪八戒的两扇呼呼生风的耳朵，酷似父亲种植的家烟叶子）。我画不出王相卧冰、孟宗哭竹等宣扬孝悌观念的人物画，只能画几朵开得不像样的花卉，二姑妈还夸我画得像。都说巧人命苦，二姑妈出嫁后，家庭不和，25岁那年，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我们几家过年时，只好到城里买雕版印刷的窗花，烘托春节的气氛了。父亲教会了我糊窗花的办法后，我就成了大忙人。我家的两合窗子，各为64空，糊完窗花，差不多要牺牲一天的宝贵时间。糊窗花要心细，类别相同的讲究它的对称，还不能糊反——图案朝外，室外的光线自然将花子投影到室内。

贴年画

刘姥姥说：“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

我能记事的年龄当在五六岁，腊月二十一日那天，岷县城逢集，父亲早早起来，随同乡亲们进城置办年货，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赶回家。父亲办的年货里，少不了几张年画、窗花和废旧报纸。那时候，年画都在新华书店销售，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形成了抢年画的习俗。

父亲绽开年画，让我饱个眼福（我其实没看清楚）后，怕我摸脏了画面，迅速卷起来，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腊月二十三早晨，父亲喝过罐罐茶吃过馍馍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挪出瓶瓶罐罐，清扫屋梁和墙壁上的尘埃，下午用干净黄土和泥，将灶房粉刷一新，贴上雕版彩印的灶君像。腊月二十六日以后，父亲开始打扮烟熏火燎的房屋：糊窗花，拿出过时的报纸，裱糊墙壁和仰尘，等窗明几净后，方绽开崭新的年画，有八部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

我上10岁以后，独自带上礼品走出山沟给外爷拜年，拿上哗哗作响的压岁钱，吃饱喝足后，还不肯离开，目光贪婪地扫描外爷家贴在土墙上的年画，无非是白胖娃娃抱鲤鱼，刘海戏金蟾。倒是窗扇子上对称贴着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很合我的眼光。十几年来，连续给外爷拜年，那幅年画如同外爷的面容，愈来愈晦暗，直到隐藏进时光的背后。

1980年以后，随着古装戏的复兴，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出版的年画贴上了寻常人家的墙壁。我家墙壁上的年画有《三休樊梨花》《景阳岗武松打虎》《牛郎织女》等。我在山外读初级中学的时候，借到了《红楼梦》，在家里抽空读得津津有味时，被父亲一番呵斥，打断了我的“才子佳人梦”，不然我会将诸如宝黛读书、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年画贴上我家墙壁的，一定会让识文断字的乡亲们既羡慕又嫉妒。

父亲会画画，因而讲究庭园设计和居室布置。父亲年轻的时候，不怕吃苦，宁可饭吃得差些，衣裳一定要穿得干净，房子要收拾得整洁。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可见一斑。

观礼花

正月十五晚上，吃过饺子，集体娱乐活动就是看花。礼花不比鞭炮，只有给神许了愿心的人家，才能买几筒礼花放放，引来满院子的观众欣赏。那礼花虽然很朴素，绽放出来的却是农人们花好月圆的美好愿望。观看乡下的礼花，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

我在十二三岁的光景，大我四岁的三叔带上我给川区的几家亲戚拜年，磨蹭到吃过夜饭，顺便去城里观礼花。那时的县城，居民住的都是平房，家家房顶上摆放着几盆斗花。夜幕完全降临后，主人搭着梯子登上房顶，先将缠在木棍上的一串鞭炮点燃，举向街道上空，噼噼啪啪的响声十分密集。我与三叔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躲进屋檐下，生怕不安分的爆竹会钻进脖子里，炸个人仰马翻。紧接着，斗花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焰火，花团锦簇般朝夜空绽放。我本能地，用衣襟护住头皮，担心红铜片似的花瓣凋落下来，会烧焦我那稠密的发缕。我感觉自己中了城里人的十面埋伏。十五夜晚的观众，摩肩接踵，你推我搡，我被人家挤倒在地，又挣扎着站立起来，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没有乱扔花炮的五鼠和欺侮良家子弟的高衙内。观罢礼花，还能看一场不用花压岁钱的露天电影。晚上10点以后，我和三叔踏着明媚且带有寒意的月光，迈上了崎岖而遥远的回家之路。

唱大戏

乡下人把戏曲演员称呼为戏子匠。戏子匠于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抓紧时间给亲戚朋友拜年，初四日以后正式登台亮相，他们就身不由己了。演员正式登台唱戏，又叫踩台。踩台一般都在下午进行，戏台上的红色幕布早已垂挂下来，拉板胡的乐师调试弦索，打手鼓的乐工，也在擦拭鼓面上的灰尘，凑近火盆烘烤，使鼓面膨胀起来。演员们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试穿蟒靠。化完妆的戏子匠，在幕后试唱，或温习台词。

吃过早饭的观众，或抬长板凳，或徒步行走，纷纷涌进戏场。只见一个老汉，手拿戏台上使用的马鞭，在戏场一角打秧歌，唱的什么，如今回忆不起来了，大意就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接着，庄里尚武的老头，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进观众围成的圆圈内，赤手空拳耍了几招，赢得了观众的喝彩。乡下人把有武术的人，叫做拳棍手。拳棍手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皱巴巴的布腰带一头悬挂在裆部，随风摇曳，潇洒极了。拳棍手临收功时，向戏场边一指，只见他的徒弟又扛着一杆红缨枪，恭恭敬敬地呈给师父。师父舞着颤巍巍的红缨枪，更添飒爽英姿，博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鼓掌声。这时候，三只身子矫健敏捷，分别抖着红毛、绿毛和金毛的“狮子”，闯进戏场中央，冲着拳棍手耍起威风来了。拳棍手自料红缨枪难敌三狮，赶紧接着了徒弟扔过来的两把闪烁寒光的大刀，向狮子头上砍去，他的一招一式都被狡猾的狮子躲过去了（乡间把拳棍手的这一挑逗行为，叫做惹狮子）。正在难分难解的危急时刻，又一个来自别庄的拳棍手，划开稠密的人群，杀进圆形场地，助好汉一臂之力。观众们呐喊着，不晓得他们是替“狮子”还是拳棍手助威。

锣鼓家什响起来了，幕布徐徐拉开了，观众只好将头转过去，耍狮子的人，露出了真面目，拳棍手也变得没精打采的，神秘地失踪了。只见从幕后躬身跑出几个手拿大刀身穿青衣的兵卒，随后才走出一手握红缨枪一手拿马鞭脚蹬厚靴身穿白靠头带花翎的武将，在万人注目的戏台上英姿勃勃。踩台那天，不过唱几折折子戏，正如乡下人说的，狮子滚绣球，好的在后头，全本戏从当天晚上开始。虽说人生如戏，但是演员们对待一本或一折子戏，不可当作儿戏。谁忘了台词，谁耍动作时露了破绽，立即招来观众的嘲笑或唾骂。任凭你在那张脸皮上涂了多厚的脂粉，涂改得面目全非，都有个别观众知道你的底细，转过身来向大家说：“这是谁谁的儿子，在台子上丢先人们的脸！”确有认真演戏的戏子匠，不仅赢得了本庄群众的好评，也常常被邻村看好，请去唱一折子拿手好戏。后来，县剧团发现某某是演丑角的把式，要去了，吃上了商品粮，听说又去了陕西，他演唱的秦腔曲目，还被制作成磁带和碟片，在市场上发行。

稀里糊涂过大年

作家张贤亮在中篇小说《绿化树》里写道：“‘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在我10岁左右，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乡亲们过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年。有些人家以为腊月二十九日就是除夕，给祖先供纸，放鞭炮，吃长寿面，啃骨头，有些人家则按“兵”不动，鸦雀无声。当时，几乎没有哪家掌柜的会走进新华书店买一本宪书（乡亲们把印刷成册的历书叫做宪书）或日历表。我们平时看到的不过是贴在墙头上红纸黑字的雕版印刷品，是春官送的，只涉及安排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能具体到每一月每一天，也不能晓得三伏和九九的确切日子。正如《西游记》里说的“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那一年村庄里恰好没有一本宪书和日历，不晓得那年腊月是大尽还是小尽，等把年胡乱过罢后，有人去单位上班，查了挂历和日历，才知道已经过去的旧年腊月为大尽。（大月称大尽，小月称小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