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理想很无奈

小时候写作文，总喜欢写我的理想，大多是漫无边际的乱说一通，什么想当科学家呀，想当工程师呀。班里有个叫李爱国的，竟然大喊一声，他想当拴保，因为那时候正上演豫剧电影《朝阳沟》，很火，人人都在唱，尤其是拴保的唱段，男孩子都爱唱，张口就是咱俩个在学校。所以李爱国把自己的理想喊出来以后，同学们都笑了，说他看上银环，才想当拴保。

小时候的理想，大多是父母讲出来的，母亲就经常在耳边说，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毕业了当干部，有出息了自己不受罪。母亲是个穷苦人，自己受了一辈子罪，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像她一样吃苦受罪，而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就是读书。所以，母亲就把这种理想一点一滴的讲给我听。

谁叫自己赶上了那样的年代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自己的大学梦也破灭了。虽然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那时自己已经背井离乡，到平顶山一家工厂打工去了，少年时的理想和自己渐行渐远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柴米油盐，妻子儿女，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下去吧。

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浮沉，虽然劳累，也很满足。但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即使是社会的最氏层，也是有等级可分的。流水线上的一个副班长，也比普通员工的工资高，而且还不干很多话。

这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生产线上的小班长。当班长要车间主任说了算。我们的车间主任姓刘，工农干部，识不了几个字，喜欢看人干活，不喜欢人读书。所以看见车间里有人读书，就说是臭老九，要改造思想。而那时下班走后，我总喜欢捧一本《鲁迅全集》翻翻，刘主任见了就批评我不安心本职工作，所以当班长的理想也就拉倒了。

后来，张海迪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到处都在宣传她的事迹。车间里有几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见面就讽刺我说，秀才，你不是好看书嘛，看看人家张海迪是个残疾女孩，靠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你咋不去学学人家，也混个文凭，在这车间里干啥干，怪丢人。这话叫人羞惭满面，男子汉难道还不如个残疾女孩。于是在工作之余，就动了重拾课本的念头，这时已经远离课堂十余年了，最后，经过努力考上了一家省城大学的中文函授班，几年下来，总算混出了个大专文凭。从此，自己人生的道路就发生了转折，文凭虽然是后娘养的，但自己从此开始了舞文弄墨的工作。十几年后，阴差阳错写起了杂文。同行们见面总会问，你在报社干啥工作。我说，我不在报社工作，在企业。人家马上就会问，你在企业上班，咋会写起了杂文。这话叫人无法回答。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和最初的理想是有差距的，我曾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企业的小班长，手下管理十几个人，奖金比别人高，经常到车间开会，就这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个最简单的理想也实现不了。我不愿意舞文弄墨，因为这是人世间最苦的劳作之一，但命运却逼着自己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

说起来，人的理想很简单，如果从做人区分，无非两个选择，一个是当主人，一个是当仆人。通俗一点讲，一个是在体制内当官，一个是在体制外当百姓。今天，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为了当仆人，奋不顾身勇闯独木桥。如果有人问，这些时代骄子，为啥不愿当主人，而愿拼尽全力当仆人呢？这其中的奥妙不用说，人们都知道。

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家孩子的。

孙传芳是个大军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听上去话很不好听，其实都是站在独裁者立场上的胡言乱语，那些千方百计想当人民公仆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骗子。他们想当公仆的愿望，只是实现自己的报负，证明自己的价值，过上体面的生活。打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偷主人的钱财。选择当公仆，还是选择当主人，只是不同的人生理想。无论你想当公仆，还是当主人，理想都是应该被赞赏的。但这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当家作主不是写在纸上，喊在口号里，而是付诸行动上，如果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有远离威胁恐怖的处由。如果人民有了这种自由，无论孙传芳想当仆人，还是想当父母，尽可随它去，那也是他们的自由。

人的一生，而对事业荣誉，感情起落，际遇顺遂都要有一份平常心。你有房有车，飞黄腾达，可喜可贺，你一贫如洗，默默无闻，也不须自暴自弃。永远不要仰视别人的生活，酸甜若辣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