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顶草帽

我对帽子情有独钟是从幼年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许多地方还在吃大锅饭，土地没有分到户。但家家户户有点自留地。到了五月，自留地的麦子熟了。母亲将割下的麦子码放整齐，用连枷打下。将麦草秆抽出来，用水煮了，晾晒扎捆。从此以后只要一有空闲，母亲手上总是拿着麦草秆子掐着编着。编出的麦草成扁平的绳子般缠绕成卷，找干净的地方放着。到了第二年暮春，村里的柿子树下、屋檐下，到处都是三三两两拿针线做草帽的妇女。母亲常用碎花布包裹帽檐边，给新做的帽子顶上染上红颜料……老家有一个习俗，女孩出嫁后第一个夏天要回娘家拿几顶草帽给男方的，叫“回奉帽”。

后来鸭舌帽、塑料帽子、遮阳伞多了起来，母亲的草帽没有了市场。土地也分到户了，打麦子全部用上了脱粒机。进过脱粒机的麦子，麦草秆被粉碎、杂乱，根本没法打麦草辫子了。草帽变得稀缺起来。母亲每年依然坚持用连枷打一部分麦子，取麦草秆做草帽。麦草秆做的帽子怕雨，淋过几场雨后，无论你怎样保护，原本雪白的帽子也会变成黑黄色。

父亲原本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唯独在戴草帽这件事上和村里其他人有区别。干活再累，休息时父亲从来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将帽子当垫子坐；天气再热，父亲从来不会像其他人一样一只手抓住帽檐，把帽子当扇子摇。母亲做的帽子变得金贵起来。每一顶新帽子，父亲总是先让我们戴，到了帽子发黄发黑时，他自己才戴。一顶草帽，从散发着麦草的香味儿到沾满的汗腥味儿的过程，是亲情凝聚和辛勤劳动的最好见证。

八十年代末，母亲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我们一个个考学离开了农村。暑假回家，父亲拿出一顶稍微有点发黄的草帽。我们纷纷表示拒绝戴，宁愿被晒黑也不想戴。父亲黑着脸，将草帽挂到了墙上，他自己戴着一顶发黑的草帽头也不回地去了地里。

后来才知道那顶草帽是母亲做的最后一顶草帽。我们望着墙上那顶草帽，圆浑、精巧，密密麻麻都是母亲留在人间的针脚。我们望着发黄的帽檐，想象着父亲每一次戴着它时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如何的依依不舍……想起那些母亲编制草帽的日子，羞愧万分。而父亲说，人不管飞到哪里，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根。

几十年过去，我们沉浸在城市的繁华里，也常常被琳琅满目的帽子所吸引。常见衣袂飘飘，佩戴华丽帽饰的女子，反而让我想起村姑那朴素含羞、戴着雪白草帽的模样，愈发怀念母亲做的麦秆子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