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心向下

周末，女儿专心致志地为一幅手抄报配图。要过教师节了，她画的是她小学的一位老师。发现我在看她，她仰脸问：“妈妈，你有过对你最好的老师吗？”

我一时有点懵。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所有的过往皆被时间打磨得不留痕迹，曾经的人，曾经的事，在中年的心里早已云淡风轻，又何来“最好”一说？可我还是想起了他，想起了那些年的暖与疼。

他不算一个优秀的教师。半工半农，教书之余还要偷空回家干活，他的学识也不是我崇敬的那一种渊博。他一生只会教物理，上课从不带教材，只端着他的“三大件”：一把长长的铁尺，一只黑色粗壮的烟斗，一个小四方的木旱烟盒。三大件都是我非常讨厌的家伙，铁尺常让我心生恐惧，每遇物理课，心里便压着一颗沉重的石头，烟斗和旱烟盒让他的全身充满了刺鼻的味道，只要看见他，我就恨不得立刻逃离。我的头常被铁尺敲出了疙瘩，手亦肿胀通红，物理课上，他更是用牛铃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时不时扔来一个粉笔头。

那是乡下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光秃秃的校园除了几间平房，就是成群的饥饿的麻雀和一个又一个的雪堆，有着刺骨的寒冷，贫穷的惆怅和寥落的苍茫。我们裹着单薄的棉衣，在漏风的宿舍里齐喊着一二三，一起倒在冰凉的大通铺上，商量着要怎么整整他。他的旱烟盒里因此拌上了辣椒面，他唯一的皮鞋也因灌满水而冻成了冰蛋蛋。于是，忐忑的恐惧和头上的疙瘩再一次应运而生，只是从那以后，他的“三大件”突然少了两件，只有长铁尺仍像宝贝一样天天都被他捏在手中。

我是那个天天都被他敲打着的人，他还叫来了我的父母告我的状，所幸的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母并不在意我的学习好坏，他们在意的是兄长们能够早日光宗耀祖。

又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太阳冷漠地照着，我蜷缩在宿舍中，蚕一样用被子裹紧自己，好抵御窗缝中呼呼涌进的寒风。他突然踢开了门，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提到了地上，取掉粘在我头发上的碎麦草，将散落在床上的书整理了塞进我怀中，又将他的黄大衣披在我身上，从上到下系紧了扣子，我没有了手，也看不见脚，像一个圆球一样被他牵着、推着“滚”出了宿舍。他并没有把我拖进教室，而是牵到了大街上。街面上的雪被行人车辆挤压着，发出疼痛的咯吱咯吱的叫声。他边搓着手边说：“你看街上这些卖东西的，天这么冷，路这么滑，他们不还是在摆摊。你以为只有你冷吗？”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坐在了他的课堂上，尽管心里还揣着石头一样的沉重。对于乡村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娃子来说，前途和命运始终都是虚无的事情。可是，为了那件黄大衣，我愿意好好学习。那些日子，我没有小手电，没有蜡烛，晚上常在教研室外的灯光下背书，冻得鼻红脸肿。后来，我的课桌上便有了一盏用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灯，灯中的油总是满的。

旧时的贫瘠，对乡下的少年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挥霍不掉的寒冷，而心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滚热的炉盖上烙一些吃的东西。最常见的便是土豆片，或者将一些黄豆粒儿放在炉盖上，一会儿工夫便外皮迸裂，酥脆无比。只是那在炉盖上能烙东西吃的火炉，在城郊条件较好的学校里才能看见。我们教室里的火炉是用砖和泥垒成的，学校没有柴火，同学们轮流从各家带来劈细的木条，烟熏火燎地燃炉火，经常是上课铃声响了，几张花猫一样的脸还趴着吹炉子。后来，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无论值日燃炉子的同学去得多早，教室门前的雪已清扫成堆，教室里的火苗已经闪亮，尤其是在午饭时，当一堆冻成冰疙瘩的蒸馍挤在炉盖上时，有人竟发现在教室的门口放着一个红色电水壶，同学们在讨论是哪来的，只有我知道，那个身穿黄大衣、手握长铁尺的人是怎样的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

在永恒、绵延无边的时间面前，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年少的光阴更像是山谷间一次迅疾的闪电，还未来得及体悟成长的快乐，生命的艰辛、疼痛、悲喜便一茬一茬而来。夜色中一切都变幻无常，像梦境中抓不住的飞鸟。黑暗中我只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那个穿黄大衣的人，他走了，在退休的前一天，他倒在了讲台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的心悚然一惊，隐疼难耐。黑暗中又似乎看到他回来了，他背着他的小儿子，牵着我的手找医生给我推静脉，他把煮给儿子的鸡蛋悄悄塞进我的书包，他用铁尺使劲敲打着我的脑袋说：“你虽是个乡下女娃子，但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定要给自己考个前程，永远不要手心朝上向别人讨钱花。要努力，要手心朝下，要有尊严地去争取、去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就那样决绝地走了，带着他曾给我的那些温暖，永远地走了。我却来了，带着“手心朝下”争取到的人生和小小的幸福来了，行走了几十年，转过了平原山川，在心里，在他生活过的地方，尽可能地洒上爱，点上灯。成片的灯光，像迷幻中的蝴蝶，闪着晶亮的翅膀，像他留下的一段旧事，温暖而疼痛。我知道，“手心向下”是我一生行走的根，是追寻所有美好的源泉。我知道，是他让这根长出了叶芽，长成藤萝，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