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

每逢年关临近，总觉有些忙乱和慌张。街市上人流比往日拥攘了许多，丰庆路一带的批发市场更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遇上年关口迫近，心绪反倒不宁了起来，人们急匆的脚步，让我心里感到怆然。时间于我在这个交结处，愈益变得紧迫。我在生活里身不由己的漂浮。我感到时间与我擦肩而过的强烈感受，使我更加凄惶。我看见自己走在路上，佝偻着腰背，生活的手一再将我拒绝。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于年节的兴味也比从前寡然了。年节永远属于童年。我记得小时，曹伯叔总是在年三十天麻麻子黑的时候，送来一只“叮当”和两根镶在麦秆上的老刀糖，摆放在我的枕头旁。曹伯叔有一手做“叮当”制老刀糖的手艺，除夕上，一年的生意就算做到了头，余下的时间为街坊邻居的小孩赶制些新年的耍货。大年初一醒来，因为有曹伯叔前一夜送来的东西，新一年的开头就有了欣喜和亮堂。郝旗、晋安和王正的“叮当”，大约在年初三未过，已被吹破了。老刀糖也基本没了踪影。我的“叮当”，在正月十五打灯时还是崭新的。老刀糖我也舍不得吃，通常插在我家过年备用的冻豆腐上，一天舔上几口，这样从初一到十五的年节里，嘴里天天都是甘甜的。

我们家的孩子多，新年里不可能都添置新衣服，但我妈每年都要为我纳一双新鞋。她让我双脚踩在报纸上，取下我的新鞋样，就开始打糨糊，把旧衣服的袖口、领子和破损的地方剪掉，一层一层贴糊在南墙上，每天还不忘用一只木棰在上面敲打，来回滚动上好几遍。等到那些“被糊”干透，贴得更加老牢实，我妈就从墙上一块一块将它们揭下来，照着我的鞋样剪裁，在上面蒙一层新白棉粗布，一针一针缝纳。有好几次，半夜里醒来，看见母亲仍在灯下为我纳鞋底，她还不时习惯地把手中的针头，在自己的头发里磨搓几下，并让我安稳睡觉，告诉我新年定有一双新鞋等着我穿。

我新年的衣服绝大数是用我大哥的旧衣服翻新的，身量的合称劲，毫厘都不差。有一年穿的蓝褂子，胸前的口袋特别大，布料的颜色也不一致，我穿着丝毫不觉怪气，只是口袋不能装东西。

我穿上用我爸的呢子中山装改制的短大衣，心里很是牛气。有几年，走亲戚时，我妈就给我穿上，回到家又让我脱下，叠起来放在我家的樟木箱子里，怕弄脏。学龄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穿着那件短呢子大衣照的，也是在新年里，我父亲的一位同学，路过西安，我们全家一同和他去的大芳照相馆，算是一个留念。那张照片我现在还保存着，从中能看到那时我家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却被我妈收拾得干净整洁。

我不是爱怀旧的人，但我的生活留下的仅只有回忆了。往事与我有了割不断的丝缕。我在其中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妈。她已辞世多年，而我仍然觉得她还活着。这些年，每当我难受的时候，我便独自搭上长途汽车，到长安杜曲的塬下去看她，在她的坟头坐一个下午。她不说话，我每次却能从中得到宽慰。今年的腊月二十七，我们几个孩子去看她，这已经成了规约我们几个生命路向的坐标：她领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会让她离我们而去。每一年的起始，我们都要回到她的身旁，再从她身旁重新上路。

我们兄弟姐妹生在普通人家，过的是平常日子，但我妈是个好强的人，生活再艰难和辛苦，她都不会松劲，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有好几年，父亲下放农村，她一人带着我们一群孩子，老家的亲戚劝她回到乡下去住，她宁是不肯，年节上把屋里上下和我们几个的吃穿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要为街道居委会义务工作，帮助巷子里孤寡老人的生活，大半夜还同几个居委会干部巡察治安。尽管那会儿生活平淡简单，有我妈在，年节来临前，我们总还没有失去期待。

我们家有口大生铁锅，是我妈拿她娘家给她结婚陪嫁的金戒指，在南大街寄卖行当出的钱买的。它放到我家的大灶炉上正合适，为的是给来西安串联的“红卫兵”烧开水喝。我记得那会儿一到黄昏，巷子里就停下一辆辆的解放牌汽车，一队队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从车上下来，要在我们巷子住宿。我妈引着这伙人，一家一户地安顿，剩下跟在她身后的几个，是要在我家留宿的。她事先已把我家另外两间大房子拾掇停当，只等他们来住。这时侯，我和大哥在风箱灶炉上烧开的一锅水，正好也派上了用场，之后，又由我拉风箱烧水，我大哥提水添柴火，将我家四个大暖水瓶灌得满满的，我妈提着，引着我，再去串联的“红卫兵”的住处挨家巡察一番。

我小时侯生得白胖，脸圆圆的，头又大，讨人喜欢，做完我妈分派的活儿，我还爱钻在这些外地人中间听他们说话。他们也爱拿我逗乐。听他们说说笑笑我心里高兴，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去外面走走。我当时觉得这些串联的“红卫兵”人蛮好的，他们在我家住一宿后，有的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从胸前取下来，悄悄放在我家桌子上；有的留下自己的照片作纪念；一个女孩，跟我妈道别的时候还哭了，她大概是见我妈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又为他们忙活实在不容易。我妈没有文化，也不识字，平时话又不多，只是劝人家莫哭，临了，那女孩将她的红格子围巾系在我妈的脖子上。这些人有的后来还给我妈写过信。有一年过年窜门子，我家从前的老邻居还说过，时常有外地模样的人，在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打问我妈的去处。

我有一顶崭新的军帽，是在我家住过的一位姓孙的北京“红卫兵”给的。帽子里的红章子盖得十分清晰规整，章子的空格处，端端正正写着一个“孙”字。它上面有一种好闻的味道，耐得住闻，味也幽长。平日里，我舍不得戴，也不敢戴。西安那时侯街上抢军帽的人多，我只在家里的镜子前戴，在过年的时候戴，在晚上睡觉时戴。也是过年，我妈出门送客人，我戴上那顶军帽，又裹上我妈的头巾，趁着夜色，走在巷子的马路沿子上。我太喜欢那顶军帽了，以致于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这当头，一只手已将我的头巾撕拽掉，一把抢走了我的军帽，黑影儿，在我眼前晃动了几下，便没了踪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干，每天都站在院子大门口，看过往的人头上戴的东西。

世事和人生，从那个晚上起在我头脑里有了灰暗的颜色，直到我长大上学，干了工作，凡事遇上了，都认了扛了，躲得远远的自己疗伤，忧郁的个性愈发突出，不可救药；直到现在，在年关口上，竟然会有莫名的惆怅。

翻过新年，我就四十岁朝上了，黄土埋过身子半截了，正所谓的不“惑”了，而我时常却在迷惑中。生命于我更像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我对它的所知，便是我仍然对它有所不知。长久以来，我也像所有人一样，在日子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劳动，并且在劳动中有所期待，而寂寞和孤独更像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在迂曲漫长的时间回廊里，常跑来照看我，守护我，伴随着我的左右。

今天夜空高而又阔。我不知为什么又坐在夜空下独自发呆。世界变得安静下来，安静得让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感到我的身体的温软，内脏也显得十分柔弱。我清楚地触摸到了我的内心对身体的察觉，还有从前年节里发生的事情。它们敏感细微，响动的时候像瓷器一样松酥易碎。我还感到了自己的呼吸，它在身体的表层收放，源于内心的伤痛和回忆。

年味在我看来更多的蕴涵着盼望，这盼望也只是盼望本身而已，就像我曾经在上世纪末热切盼望着千禧年的到来，就像我小时候盼着过年。我在期待里，也让我看到周围人们的相继离去，包括我的母亲。时间可以改变一切，而无法更改死亡。我除了怅然，心里总觉得空空荡荡。生命就像击鼓传花，轮到谁，谁就得起身，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里，都一个一个倒下，身不由己。

在生命的轮回里，光明与黑暗的象征交错形成的力量关系，支配操纵着人们的行为，死亡则于终结处守侯。我在光明之中所感到的透明的黑暗，让我在这二十几年里，像一根鸡毛在半空里，飞呀飞，飘呀飘。没有份量，也没有根基，随风窜升，落在地上也摔不死。

我已经被时间打磨得光亮油滑，气力和心劲于我也变得距离遥远。大道理不是我这样凡俗的人能讲的。在年关上，只是还没有丢失记忆。那些过往生活之中的小事情，还有一些微暗的热量，让我不致在这北方寒冷的冬季里冻得发冷。我还念想着那顶我所珍爱的军帽。那些简朴、单纯的生活所让我明白的事理，我母亲持家的本领，所有这些我还记得的人事，让我在纷扰的年关口上变得安静。让我觉得以往的日子与我之间的牢靠。让我在新年的第一天推开房门，感到雪后的天气和我忧郁的本性，原本就是生活本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