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作者: 陈昌凌 2015年08月15日优美散文

文中的"我"是笔者的母亲,“我”3岁、4岁是1946、1947年,那么“我”17岁,便是路有饿殍的1960年了。

——写前解释

我3岁或4岁时,被我的父母送到了外婆家。后来大弟弟也被送来了。外公、外婆因为没有自己的孙女、孙子,于是就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亲孙女、亲孙子养。生活在外婆家的日子,是我这辈子中最无忧无虑的、最幸福的时光。不愁吃,不愁喝,外婆更是用鲜艳的花衣裳把我打扮得像一朵花一样漂亮。

我像男孩子一样爱玩,掷玻璃球、跳方子、散老窝、捉迷藏、玩老鹰捉小鸡、踢毽子……

那个时候,女孩子最兴踢毽子了,每个家长也都支持自家的女娃踢毽子,他们乐于看自己的女儿与别人家的女孩子展开踢毽子比赛,而且,不管谁输谁赢,家长都只在一边乐。那时候,谁家只要宰杀公鸡,那么他们家一定会拔下最艳丽、最丰满的鸡羽,扎成毽子送给儿女——男孩子在家里要是最年幼,也是能分到的。这也算是那只公鸡留给家里人最美的纪念物了。如果杀的不止一只公鸡,或者他们自家扎毽子所用鸡羽还有剩余,那么邻居家的女孩子就有可能收到世上最美的馈赠物——艳丽的鸡羽毽子。我经常和同村的女孩子们比踢毽子,她们是小枣子、朴姐(其实比我小一岁)、来英妹子……我立在井坛上——一只脚不得动,否则就有可能落入井里——一回能踢上一百四十多不间歇,这可是她们其他女孩不敢相比的。虽然我下来后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我心里还是在骄傲、在笑。

我10岁时被外婆又送回到了我的父母身边(三年后的冬天,大弟弟也被送了回来)。我到家后,便开始给生产队放牛——因为放牛可以挣工分,有公分你才能从生产队分到粮食。除了下雨天、寒风凛冽的严冬或是牛在耕作,我们这些放牛娃,每天仅中午回家来吃一回饭,白天的其它的时间都陪牛在田埂上度过。黄昏来了,太阳落山了,我们陆续把牛牵到池塘里来打汪(让牛洗澡)。牛洗净了,我们开始牵出懒躺在水中的老牛回家。我们几个女孩子像男孩子一样可以站在行动着的、滑来晃去的牛背上,一路放声唱着放牛号子往家赶——就这样,我一直放牛到了17岁。

1960年,家乡刮起了鼓吹风。村里高大的谷仓互相挨着,排得一行又一行,但都是下面盛着牛粪、糠壳……只有上面一浅层是稻谷——毛主席在北京、在党中央,他是不知道的。“丰收了”,粮食要支援国家。场地上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没有归仓就送给了政府。于是口粮变得紧张起来,群众偷粮食的现象终于谁也禁止不住,因为你不偷,你就会饿死。不管月色明还是暗,村外的田地里总是有偷粮食的人影。有偷花生的,有偷山芋的,有偷玉米的……我已经饿得心慌了,腿脚渐已不那么灵便,后来越来越难得手了……

这时候,好运气来了,父亲被派往岱山水库挑土方工程。到那地方有公粮让人吃个饱,父亲见我的个子已经长起来了,能担能抬了,就恳求生产队长把我带上——如果丢在家里就有可能被饿死。我高兴地带上扁担、簸箕,随着父亲去往工地。临出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奶奶家刚死了一头老母猪,家里一定腌着很多猪肉。我没得到父亲的同意,就偷来了四五斤……但是,我却一点口褔都没有,因为路途中我被父亲的大鞋磨破了脚,工地上不管是担泥还是挖土,我都疼痛难忍,伤口红肿溃烂,所以我不只是没给家里挣来多少工分,连老母猪肉(说是发症之物)也不敢入口。我每餐只能就着从家里带来的咸白菜吃饭——好在工地上总是有白米饭能让你吃个饱。

一个月的土方工程结束了,我与父亲回到了村子里——大难临头了。

家里如水洗一般,一粒粮食也没有,母亲和小弟全靠大弟弟每日偷来的一点点口粮维持活着。

“莲姐子,你长大了,你不能靠你弟弟偷来给你生活,你晚上得自己去偷呀!”母亲说。

夜晚,刚下过雨。天空一片漆黑,我不知怎么才找到了生产队的蚕豆田里……毕竟是第一次,仅仅偷了一小碗的蚕豆,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我匆忙拔一把野草盖住了这一点蚕豆,然后又盖上了从家里带来的一件旧衣裳。到村口了,见到别人家有灯光亮着,我怕被生产队长发现,心里更加紧张起来——偷吃公粮,被抓去关进黑屋子里,然后活活饿死的已不止一个人。看到自家的屋子、自家的门了,我疯狂地跑了起来。但一不小心,我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昏了过去······半夜几点钟,隔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的?我不清楚。只记得醒时地面湿湿的,天又下起了小雨。

父亲舍不得吃我和弟弟偷来的粮食,他只吃自己从田埂上挖来的野菜,有时候,他还把树皮剥下来放在锅里炖熟了,用来充饥。他省下的口粮都让我、母亲和两个弟弟吃了。但父亲终于扛不住了,倒床不起······结果他被活活地饿死了。父亲死了,是我这个长女给他穿的“老衣”,当时没有袜子(离开世界的人,是要让他穿着袜子走的,这是我们这儿永远没变的风俗),给他套上去的是我大弟过冬的旧袜子。他或许是半夜断气的,可到第二天上午我替他穿老衣时,他的身体并非冷如冰一样,还很热乎,肢体也都挺柔软的。父亲是在一个风狂雨骤的下午,由四个伯伯、叔叔,用一扇门板、四根草绳,抬出去放入土坑里的。还记得,四个人的辛苦,妈妈都是每人以一盆咸菜加一碗开水来酬谢的,米是绝对没有的。

父亲走了后,我因为没有吃过一餐正式的米饭,身体逐日变得更加虚弱起来。别人家的孩子能从田地里偷来豆子、玉米······至少能偷来小麦,而我偷不到,我只好去偷被看管得相对宽松的大麦——这时候大弟弟被“看青的”盯得更紧了,他也很难得手——大麦偷回家,母亲用铁锅把它炕熟,分给我们姐弟三人和她自己。饥饿的我,抓起满是芒刺的大麦,便满口地嚼、吞、咽。一同在野外放牛的伙伴们,他们有随身带来的熟豆子或小麦粒可吃,很香,我饥饿难忍,便拉着牛叉了几个田埂,到一边去偷吃自己带来的“口粮”。伙伴们都以为我带的是什么好吃的,不然,为什么躲着他们,于是追过来看看,当他们发现我手中抓的是生满芒刺的大麦时,都愣住了。

后来,大麦也终于偷不着了,我常带着大弟弟来到离村七八里地以外的茂山挖野菜——到这个时候,村庄边上“可吃”的野菜几乎被人们挖完了。

我们姐弟因为长时间只吃洒点盐水的野菜,现在营养已经严重不良,身体开始浮肿,四肢软弱无力,动作非常迟缓。茂山边上来了两个女孩子,她们或许也是来挖野菜的,但当时她们的身体状况比我们强多了。不好,她们发现了我两只手中的戒指!我和弟弟开始跑,但身体不听使唤,我们俩一次次摔倒在路边的田沟里。待我再一次站起身时,那两个女孩子已经抓住了我的手,她们强硬地抢去了我的四枚银戒指——爸爸三个月前临终时送给我的四枚银戒指!

我们从茂山来到家中,发现三叔坐在我们家里,而且到了晚上也不回他原本一个人的家。

“大侉子,三叔为何总呆在我家里?”我问。大弟弟一脸地不知情——其实,我们姐弟哪能知道,妈妈已经改嫁给我父亲的弟弟了。

有三叔的呵护,母亲和我的小弟弟终于每天能吃到一碗纯米饭——现在细想想,还是至今不明白:三叔那白米饭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和大弟弟侉子的睡铺都搭在锅灶边。每天晚上,三叔和母亲吃白米饭的时候,那一缕缕米饭香,似乎带着不可抗拒的魔力,把我和当时14岁的大弟魂都勾去了。我们没有办法睡得着。大弟弟受不了那米饭香,太想吃了,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床,借口撒尿来偷看三叔和母亲吃饭。

“你下来撒尿,我也没有给你吃的。我这儿只有你妈一碗和我自己一碗,我们还得留点儿给你弟弟。”三叔不看侉子一眼,语气特别冷漠。

有的晚上,大弟不再下床撒尿,但是,是因为受了风寒,还是因为饿得难受,他在床上不停地咳嗽。

“你假装咳嗽,我也没有饭给你吃。”三叔绝情地说,现在想起这事来,也许三叔考虑的是,在那个鬼门关,他没有能力保全一家人都活过来,因此不如让我和侉子先走一步。

侉子,你饥饿的莲姐当时心里与你一样地难受!我已经饿得心慌胃痛,再闻到这米饭香,更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我翻过身来爬着睡,把空胃狠狠地压在下面······但是,眼泪却不争气地一次次淋湿了枕巾——我已经准备去往那个世界了。现在想起来,怎么还能活到今天,真觉得是个奇迹!

忽然一天,母亲病倒了,满嘴说着胡话。三叔请来了巫医。巫医将母亲扶到堂屋,坐到方桌边上。我们清清楚楚地听到,母亲仿着父亲的口吻,指责我的三叔:“我虽然已经死了,但我的灵魂跟随在我的三个孩子身边,没想到你···你···你对他们这么狠毒!”

我和侉子,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一人抱着一个桌腿,几乎哭断了气,原来爸爸,不,妈妈终于说出了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的苦痛原来有人知道,我们原来一直有人关心着!抬头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起,家里已经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我们姐弟的哭声让所有的人都流泪了,有的婶婶、嫂嫂甚至和我们在一道哭。三叔无奈当着众人的面,请人代笔,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下了以后要善待我们姐弟三人的保证书。

我和侉子终于闯过了1960年,谁也不敢想,谁也想不到,我们终于爬过了那个鬼门关。那年我17岁。

1961年,粮食还是有些紧张,不过不是那么严重急缺了。我还是在替生产队放牛,只是现在我不是每次只放一条牛,而是一出村就带着老少好几条。三叔与母亲在野外水坝边上替侉子搭了个草篷,从此,侉子就朝夕与鹅鸭相伴。不管是刮风下雨的夏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冬日,水坝边上只有侉子一人的身影。寒冬季节,为了将鸭群赶上岸来,侉子不止一次地跳入冷得刺骨的水中。

三叔和母亲送给侉子的饭菜,依然是缺少米粒的。“汤汤水水”,多是野菜羹。饥不择食的弟弟,每次能吃上一大瓷盆子(合现在五六小碗的量)。

“你太能吃了,纯米饭哪能吃得起,只有多掺些野菜了!”三叔和母亲经常怨怪侉子的“饭量”。

1962年冬,我嫁到了相隔十二里地的陈家,我不识几个字,但丈夫却是个教书先生,他一直在离家六十里路以外的地方教书。不值得庆幸的是,丈夫家因为“成分高”,在当时正抬不起头来,我家“老爷”——丈夫的父亲陈道山隔三岔五地被拉上台去批斗。这样,陈道山的儿媳,自然也就遇人矮上一等。我在婆家孤独无助时,或受气受累时,经常会想起日夜、四季都守在野外水坝边上的我的大弟弟——侉子。

弟弟在野外放鸭子,一放就是三年。1963年冬,政府下来征兵,他应征入了伍。临行的那天,我来送了他。大家听说这次的征兵将分配到遥远的大东北,而且那儿很冷,问他去了后会不会想家,他笑着摸了摸自己的头皮说:

“你看我一头头发都饿得落光了,我能想家吗?”

他高高的个子,肩上斜系着一条红布带,胸前挂着硕大的一朵红花,别人看了都夸我家侉子生得英俊,甚至有人说他是升军干的料子。我在一边跟着光荣,跟着激动,但他随着队伍刚刚才走出去几十步远,我却在一边哭出了声,是喜得哭,还是想起了什么,我道不清楚。

侉子去了部队。约三个月后,他用他曾在外婆家和部队上识的那点字给我写了封信。接到侉子的来信,我又哭了。但是直等到一个月后,我丈夫从他的学校赶回家来,我才知道信上写了什么。他告诉我:

姐:

我来部队已经三个多月了,一切都好!

起初,新兵练操是很辛苦的。但是,姐,咱们还有什么样的苦受不了呢!我现在已经快适应部队生活了。更重要的是,我在部队学懂了很多道理。

临来时,母亲告诉我,你家成分高,让我不要和你联系,但是,姐,我还是瞒着妈妈和你联系了。我知道你和姐夫生活得很不容易,但是,钢铁都是炼出来的,没有苦就没有甜,熬过这个苦关,也许明天就是甜日子了!姐,你要和姐夫带着孩子好好地生活,好好地过。

另外,告诉你一件小事情,在老家我的床底下,有一个小木箱,那是我的宝贝箱子,里面一个角落里有我存蓄的拾元钱,你可以拿回家补补家用。

姐,我拿着笔,面前似乎就站着你,我激动得不知怎么说,怎么写!我还是祝你和姐夫、我未来的外甥、外甥女们生活得好,过上好日子!

对了,如果一定想知道我有什么忧心的事,那就是,这边气温真的很低,我的腿关节老是疼痛。姐,这关节是我在家乡放鸭子时冻坏的。我只是担心部队觉得我的节奏老是跟不上,可能会让我提前退伍!

不说了,啥也不说了,祝姐姐姐夫一家人开心!

你的弟:荣春

196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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